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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先是斯蒂芬·罗克（Stephen Rock）出版了关于冷战结束与国际关系的专著《为何实现和平：从历史观看大国的修好》，后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国家利益》1989年夏季号发表著名论文：《历史的终结？》。他俩率先从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关系剧变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派提出质疑和挑战，因而，被称之为冷战结束期的“批判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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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从对历史上大国间修好的研究出发，作出了四个具体的假设来对冷战结束的前景进行评价：一是和平状态最有可能出现在权力运用各不相同的大国之间；二是和平状态最有可能出现在经济活动各不相同的国家之间；三是和平状态最有可能出现在社会属性相同的国家之间；四是即使权力运用、经济活动和社会特性有利于和平关系，但仍需要有一些起促进作用的事件来推动和解过程的发展。然而，罗克指出美苏关系从来没有符合过这些标准。自1945年以来，美苏之间所涉及的是一种“强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一种意识形态的隔绝和误解以及一种潜力较强但实际上较为薄弱的经济关系”。甚至像1962年的古巴危机也不足以克服上述无望的条件并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产生任何较为持久的和解，因此，冷战持续那么长的时间并不足为奇。对不久的将来，罗克总结道：“可能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是结束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他认为从长期来看，当美国的国内政治回复到自由主义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生效”之时，更多基本的变化就有可能发生(10)。虽然罗克认为只要存在妥协的结构条件，一国的“有效领导”必然能引起重大的变化，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使读者预期到冷战在数月后就会结束，当然他也没能够对这一事件如何或者为什么会发生作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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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最终告诉我们，所发生的并不是双方逐渐和对称地衰落，而是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突然和不对称地崩溃。罗克不能够预见不久所要发生的事并不表明他本人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分析家存在的缺点，而是反映了结构主义研究作为一种全面的并且基于预见性的理论所存在的普遍不足。这种不足的反映是视时间为衡量尺寸，而不把它视为是一个过程。结构主义者以时间为刻度来衡量事件使他们很少注重时间能够塑造事件这一事实。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他们作出了一些确定的并且常常是令人惊异的结论，这与行为主义谨慎的断言和分析完全不同。结构主义结论的静态特点——不能够解释变化——使其不能用来很好地预见导致冷战结束的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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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认为，苏联的解体证明自由主义已不再有意识形态上的强大竞争者，这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点”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冷战的结束代表了“理想国”的胜利和一种政治经济的特殊形式——“自由资本主义”——“已不能再改进了”，“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将不再进一步发展”。对福山来说，东西方冲突的结束确证，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一个终结点目前不会受到挑战。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把历史看成“进步的”、线性的和定向性的，并且“有一个基本的过程在起作用并支配着人类社会共同的进化方式”。总之，在自由民主方向上，有某种像人类普遍历史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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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相信西方式的政府、政治经济和政治共同体是人类最终的目标，他的这种信仰至少向国际关系中的正统观念提出了三方面的挑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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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声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总是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终结，这就想当然地认为非西方世界在模仿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换句话说，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将最终主宰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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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福山认为西方是道德真理的捍卫者。不管民族和文化的差别是什么，“进步”将有助于所有社会遵守道德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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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福山相信可以从一些方面来评价人类历史的进步。例如全球冲突的消除与否，国内政治秩序中合理的原则是否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组成了一种国际关系的“内—外”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国家外在行为可以根据他们内在政治、经济性质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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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际格局在向多极化过渡的进程中，旧的理论已跟不上时代发展，而新的理论又有待出炉，在这期间，各种观点纷至沓来。正是由于他们的观点尚未理论化、系统化，所以他们作品的标题中常带有问号。对福山来说，历史终结的命题也给他本人带来了“烦闷”之感，这正说明了他自己对未来的一种迷茫。对福山的观点，新现实主义者表示反对。如华尔兹认为，由于缺乏对国家间行为进行管理的权威，国家的道德愿望会遭受挫败，国际体系的混乱性将国家纳入了权力政治体系，并使它们的外交政策行为变得相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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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和福山掀起的讨论的第一波刚过，又涌来了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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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一些学者在福山和罗克的质疑和挑战基础上，撰文从不同角度论述冷战的结束与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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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盖迪斯。这位当年以《遏制战略》一书蜚声于学界的教授，1992年发表了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结束”的长篇论文(12)。盖迪斯在论文一开始就指出，冷战结束提供了一个检验国际关系理论的机会：为什么自称具有预测功能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预测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他说，他对现实主义想要构建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表示不满，并认为，以往的三种理论或研究方法（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进化主义）在冷战结束的历史剧变面前均暴露出自身的弱点。盖迪斯指出，行为主义方法既没有产生理论，也没有作出预测，由于行为主义尚属新生的科学，批评它未能预测冷战的结束似乎过于酷求。他认为，华尔兹的结构主义是对卡普兰体系理论进行批评的产物，结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进步，但华尔兹却认为“两极会维系下去”，“冷战会继续下去”，他也未能预测到冷战的终结。直到1989年罗克才预示冷战将会和平地结束。他还指出，进化主义关于线性和周期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提出了发展理论、相互依存论和战争过时论，但也在冷战国际关系剧变下显得束手无策。盖迪斯称这一现象为“预测困境”（predictability paradox）。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以研究冷战为本，如今未能成功地预测其终结，不免使人怀疑他们的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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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沃尔弗斯。他先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现实主义与冷战的结束》的论文，后又在《世界政治》上撰写了书评《修正国际政治理论以回应冷战的结束》(13)。前文指出，关于为什么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冷战结束的问题，学者中有两种回答：大多数人感到困惑，怀疑、不满；其他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只能设计行为模式和预示发展趋势，而无法作出具体的定时定点的预测。沃尔弗斯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所偏颇。他的结论是：（1）冷战的结束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检验和挑战；（2）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也未能预测国家行为或解释国际关系的变化；（3）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变化并没有使现实主义理论消亡，“它从冷战的结束中再次浮现出来，就像当初它进入冷战时期一样”。沃尔弗斯在后一篇文章则更明确地指出，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议题，特别是动摇了新现实主义的支配地位。既然新现实主义已不能提供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变化的有力的解释，另一种理论框架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和必需的了。这里沃尔弗斯指的即是建构主义等批判理论。沃尔弗斯强调说：“要改进国际关系理论，就需要知道这些理论为什么不足和如何不足。”他认为，“1989—1991年国际政治的变化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将旧理论与新形势结合起来的试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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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论述冷战的结束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的论著还有理查德·勒鲍和托马斯·里斯·卡班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结束》、弗雷德·哈里代的《冷战的结束和国际关系：若干分析和理论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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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关于冷战结束对国际关系理论意味着什么的第二波讨论展开的同时，《国际安全》杂志组织了另一场别开生面的讨论，形成了第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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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讨论是由约翰·米尔斯海默的文章《国际制度论的虚假前提》引发起来的。该文在《国际安全》1994/1995冬季号刊出后，立即得到学术界积极的反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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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海默的文章围绕“自由制度主义、集体安全和批判理论”三个分支学派开展，他认为这三个分支学派的矛头都是对准现实主义的，都是在冷战结束后新形势下“对现实主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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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尔斯海默指出，自由制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一是现实主义强调“制度不会对国际稳定的前景产生影响，而制度主义强调会产生影响”；二是新现实主义认为，制度机构的安排“只是对世界实力分配的反映，不构成导致和平的原因”，而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能改变国家取向和行为，有能力让国家远离战争”。正如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基欧汉所说的：“制度主义的思想把批评的火力对准了现实主义。”(15)然而，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制度主义未能提供了解国际关系和促进冷战后和平稳定的坚实基础，自身正在进行修补之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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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尔斯海默接着指出，冷战结束后，人们再次把目光转向集体安全，对现实主义的注意力相对减弱。集体安全较为吸引人的新的含义是：它强调国家应放弃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它反对大国根据狭隘的自我利益行事，主张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广泛一致；它赞成国家之间应相互信任。但是米斯海默认为，在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里，集体安全的理想化安排既无成功的历史实例，也缺乏实现的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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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尔斯海默然后指出，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新思潮，是“挑战新现实主义的产物”(17)。它标志着“后现实主义世界”（post-realist world）或“后现代主义国际体系”（post-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的开始。两者的区别是：第一，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新现实主义强调存在一个可以认知的客观世界，与个人是分离的；批评理论则强调主客观和世界与个人是紧密联系的整体。第二，新现实主义强调，世界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而批判理论强调思想、观点等主观因素的作用，“思想观点形成物质世界”，而不是相反，所以，“变革国际政治就是变革人们对国际政治的认识”(18)。批判理论认为，世界是“一种社会建构”，主张建立“多元化的安全社会”（a pluralist security community）(19)。第三，新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家、外交家、战略家作用，而批判理论则强调知识分子，尤其是批评理论家所起的关键作用(20)。然而，米尔斯海默指出，批判理论显得相当不成熟，光谈论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但却很少触及如何去改变，同时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持。因此，他的结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继续成为有影响的理论”，批判理论“很可能仍处于现实主义的卵翼之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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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主张新现实主义的学者，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倾向是明显的。他对摩根索和华尔兹情有独钟，认为他俩“是过去50年来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者”(22)。但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间，他还是流露出对现实主义的惋惜之意，作为一种悲观理论，它常遭到人们的责难。文章的结尾处，米尔斯海默写下了抨击制度主义的重重一笔：“不幸的是，对制度主义的错位依赖很可能导致未来更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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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际安全》1995年夏季号辟出专栏，刊登了一组反应文章及其米尔斯海默的回复。这四篇反应文章和作者分别是：《制度理论的前景》（罗伯特·基欧汉和丽莎·马丁）、《集体安全的前途》（查尔斯·库珀查和克利夫特·库珀查）、《现实主义的虚假前提》（约翰·拉吉）和《构建国际政治》（亚历山大·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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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基欧汉和丽莎·马丁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制度是独立的还是依附的，而在于制度为什么会建立和它们如何发挥作用。他俩指出，米尔斯海默的现实主义是片面的，称不上是“社会科学的理论”。他俩也承认，过于依赖制度的确会造成“虚假前提”，但是，“在充斥着权力纷争和利益冲突的世界里，建立在互动互惠基础上的国际制度将积极地促进永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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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库珀查和克利夫特·库珀查指出，米尔斯海默关于集体安全的定义是“狭隘的”，分析是“肤浅的”，他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批评制度主义时却忽略了在什么程度上国内政治、信仰和规范等能制约国家行为。两位作者客观地评述了集体安全的作用：（1）有利于形成反对侵略者的有效的集体防御力量；（2）有利于促进信任与和平；（3）有利于缓解各国的安全困境；（4）有利于国家从推动国际稳定的要求重新界定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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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拉吉则用比较尖锐的语言批评米尔斯海默采取了反制度主义（anti-institutionalist）立场，称米尔斯海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反制度主义者（a realist anti-institutionalist），他宣传的现实主义是一种“高度的现实主义变种”（a hyper-realist var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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