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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温特在《构建国际政治》中首先指出，米尔斯海默的文章有两点是应该肯定的：（1）它是自华尔兹以来对新现实主义最系统的阐述；（2）它提醒新自由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学者，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点，能够以制度主义为基础相互借助。温特接着提出，批判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包括：（1）后现代主义（阿希利、沃克）；（2）建构主义（艾德勒、克拉托奇维尔、拉吉和卡赞斯坦）；（3）新马克思主义（考克斯、吉尔）；（4）女性主义（彼得森、西尔威斯特）。温特自称为建构主义者，其代表作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代理—结构问题》。建构主义是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着重研究“世界政治是如何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它与新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1）新现实主义讲物质实力的分配，建构主义则讲“社会关系”，主张“社会变化”，认为国际政治的根本结构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2）建构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还不够结构性（not structural enough），结构决定“认同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国家的行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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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米尔斯海默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回答》中，对上述四篇批评文章都逐一作了答复。他认为，制度主义事实上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替补性理论；集体安全理论试图对现实主义提出修正，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拉吉的观点与现实主义并无二致，他只是“一艘夜航的轮船”；批评理论是对现实主义的勇敢的宣战，但却未能回答两个问题：（1）“社会变化”是如何产生的？（2）如何寻求有力的实证支持？“缺乏证实内容是建构主义的一个致命弱点”(24)。米尔斯海默最后指出，批判理论虽有发展，但尚未壮大到足以改变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支配地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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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这场一波三折的关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已将持续到冷战后时代的第三次论战全方位地予以展现出来，在第三次论战的第三阶段（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批评理论）交锋中，批判理论就自然地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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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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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理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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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般分为两类：解释性理论和构成性理论(25)。解释性理论侧重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提供因果关系上的理解，叙述国际事件并对其一般趋势和现象给予解释。其认识论基础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这类理论把说明国际政治生活的真实、直接为国家决策者解决难题服务作为自身的目的，因此，亦称解决难题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自它产生后所发展起来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均属于这一类。构成性理论则注重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哲学基础进行反省和重建，其认识论基础是反思主义（reflectionism），强调理论上的自我批评和重建对正确认识和理解世界政治的性质及特征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亦称批判理论，或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长期以来，解释性理论一直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占居支配地位。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受西方政治及社会理论发展的影响和推动，构成性理论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逐渐兴起，对传统的主流理论提出批评和挑战，形成所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论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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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批评理论是一个“家族”，包括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建构主义等分支。本章从这一节起扼要叙述批评理论诸分支，在讨论它们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探讨诸分支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批评与重建活动，并对其进行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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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一词用来代表一种哲学。这种哲学通过内在的批评方法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及政治现代化秩序提出质疑，谋求恢复一种批评的潜在活力。这种批评的精神在西方思想、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的趋势中日益受到重视。当批判理论开始渗透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从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这一学科进行批评性的反省时，它动摇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厦的根基，同时也为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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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批判理论的根源可追溯到欧洲启蒙主义运动时期的思想，并且常常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相联系。批判理论还含有古希腊关于民主和自治的烙印，以及后来受尼采和韦伯的思想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西方批判理论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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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发展，由此产生一种学派。由于该学派的成员主要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因此，又称“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强调研究政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理论和哲学。由于德国纳粹主义的迫害，该研究所于1933年开始流亡国外。1944年该学派的两个主要人物西奥多·阿道尔诺和马克斯·霍克海姆在美国出版重要著作《启蒙运动的辩证法》，对传统的科学和理性主义观点提出挑战。二次大战结束后，该学派的另一主要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类》，抨击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不过，人们一般认为，该学派的集大成者是后来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他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以及对批判理论的阐述，对欧美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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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提出一种独特的理论框架：认识与兴趣。他把所有的知识视为是由于人类不同兴趣的产物。他认为有三种人类兴趣构成知识。一种是关于人类与物质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引起人类对预测和控制问题的兴趣，从而产生实证主义的经验性分析科学知识；第二种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关系，它不是实证主义科学知识所能够理解的，引起人类对含义进行解释的兴趣，从而产生解释性科学知识；哈贝马斯则把社会视为是权力和主宰的场所，这就引起对自由、从受支配中解放出来和实现理性自主的兴趣，从而产生批判理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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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一个基本点是注重通过理解历史及社会的发展和通过探索当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去认识当代社会的诸核心特征，从而谋求实现对当代社会主导性的超越。批判理论不谋求废除一种或两种弊端，而是分析造成这些弊端的社会基础，以便最终克服它们。批判理论把社会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且认为理论建设活动不能脱离社会。因此，批判理论的分析范围还包括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可以说，批判理论应该是一种自我反思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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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认为，理论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及政治生活相关联，并扎根于这种生活之中，而且一定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目的和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者不仅指出任何理论不可避免都是它们所处的一定社会的产物，而且指出批判理论的兴趣在于从现存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而不是使这种社会合法化和得到巩固。因此，与传统理论相反，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要通过废除非正义去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总之，批判理论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知识不可避免地是为一定的目的和功能服务的，而这些目的和功能又规定着社会及政治生活。批判理论既说明具体的历史环境，又作为一种力量去推动环境的变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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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把国家层面的社会作为关注的焦点，并没有去考虑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层面。它在批评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未涉及到国际关系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理论不适用于国际关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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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批判理论开始进入国际关系领域。一个主要任务是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国内社会层面的探讨活动扩大到国际或全球层面。它不再局限于关注某个单一的政体，而是考虑政体之间的关系，并且考虑是否存在把理性、正义和民主的政治组织扩大到整个人类的可能性。它成为一种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一种致力于解放人类的世界政治理论。可以说，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是在国际层面上得到拓展的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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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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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革命，把西方社会从黑暗的中世纪经院神学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人性的力量和智慧获得充分的肯定和赞美。启蒙时代的人们认为，自然界万物的运行受着自然法则或规律的支配，科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这些存在于宇宙中的客观法则，并以公理式的文字将它们表述出来。这种观点无疑唤起人们探索自然界规律的浓厚兴趣。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了革命：牛顿提出作为近代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伽利略发明望远镜观察天体；哥白尼提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日心学说；巴斯德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阐述病菌学说等等。这类凭经验、观察和实验去发现和认识自然界规律的方法，被称为经验的或实证的方法。人类也由此走向现代社会。“现代”一词包含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理性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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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种研究自然界的实证方法以及经验上的认识过程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19世纪初，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创立实证主义哲学，首次提出利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世界、发现社会规律的观点，与当时产业革命的兴起相呼应。孔德把人类知识划分为三类：神学知识、玄学知识和实证知识，使它们与人类智力及社会发展经过原始、中间、科学三个阶段相对应，说明实证知识标志着人类进入科学阶段。孔德的实证主义取向提出方法论上的统一科学概念，这一概念大体包含了三个基本方面：第一，实证的知识是真实的，因为它符合经验上的事实；第二，实证的知识是客观的，因为它对事物的认识和掌握是在没有受到主观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获得的；第三，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具有统一性，即它不但适用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也适用于对社会世界的研究。根据实证主义的逻辑，如同自然世界一样，社会世界也存在着法则和规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任务是通过观察、实证和经验的办法去“发现它们”(29)。然而，孔德的观点也存在不足，甚至存在某些内在矛盾。由于这一原因，20世纪2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在奥地利、德国和波兰出现并迅速占居支配地位。应该承认，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社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成为指导包括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不少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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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从传统的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以及国际法研究中繁衍出来的。传统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主要关注和强调国际事件及个人的特殊性、偶然性、不确定性和独特性，它们所关心的不是发现普遍法则，而是讲究对具体的外交事件、人物或决策过程的详细叙述，再现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画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一开始是扎根于诠释和描述的传统，而不是实证和经验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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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学科的建设过程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沿着叙述的传统方向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残酷事实，促使人们感到需要对战争的起源与和平的条件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从叙述的传统转向接受实证主义的传统。从历史上看，实证主义传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大体经历了四次结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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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在欧美国家确立。在当时，人们主要关心从理论上回答爆发战争的原因和维持和平的手段问题。残酷的大战促使他们提出要对战争的整体现象进行系统研究，摆脱对个别的、孤立的战争案例进行解剖和诠释的传统作法。此外，人们还试图对国际组织、国际法等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作用给予较系统的说明。这些均为后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综合性、一般性理论的方向努力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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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在20世纪40—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国联组织的破产以及国际乌托邦理想的破灭。1939年，英国学者爱·H·卡尔出版《二十年的危机》一书，批评自由主义的幼稚观点。政治现实主义开始占居主导地位。1948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一书问世。该书深入地探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其实证主义色彩更为浓厚，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本最早尝试建立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的专著；第二，该书认为，在国际政治方面，有一套客观法则在调节和控制着国家行为，作者指出，“关于政治上的事情，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普遍有效的真理……（它）是人的理性所能够获得的。”(31)这种认识论一直反映在后来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活动及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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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时的行为主义革命渗透到西方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引出历史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在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激烈争论。行为主义运用现代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法论，批评传统的国际政治知识不是“根据科学”，而是“凭直觉”总结出来的，把“事实”与“价值”混淆在一起，因此是不精确的和缺乏事实证明的。行为主义者把先前所有的国际关系思想比作是“民间法或星占学”，认为历史主义研究所使用的大量书籍、文件、档案资料等只是对事实或知识作直观的积累和收集，不同于行为主义所倡导的关于国际关系研究建立在可信赖的数据基础之上的观点。于是，当时出现一批研究国际政治的“科学”及实证方法，如利用数学方法分析冲突环境中国家理性行为的“博弈法”、对国际之间话语进行探究的“内容分析法”、统计法，以及计算机模拟法等等。此外，行为主义者倡导一系列使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手段，如“模式”、“样本”、“变量”、“曲线”等，谋求对国际政治进行定量性和测定性分析研究，其目的是要通过“科学的”、“真实的”方法去“精确地”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检验理论假设。在这场围绕方法论的争论中，行为主义的“科学”及实证方法偏居上风，但传统的历史主义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和基本理论假设得到保存。行为主义的实证方法和现实主义研究取向相结合，进一步构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和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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