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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0年代，人们才开始重视对知识问题的认真讨论，它构成当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种方向，使“国际关系处于认识论方面的反思，这一反思对构成和主宰某种思想‘传统’的语言、概念、方法和历史（即占主导的话语）进行质疑”(56)。后现代主义围绕对国际关系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进行讨论，对传统认识中关于知识和价值之间、知识和现实之间、以及知识和权力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的看法提出怀疑。正是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中，后现代主义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学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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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社会科学叙述中，知识被认为应该是免受权力影响的。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例，人们在探索这一学科的“客观”知识过程中，必须暂时抛开价值、利益和权力的关系等考虑，而这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所谓“客观”知识，即不受外界影响支配并建立在纯理性基础上的知识。这种观点是根据康德的一句名言而来：“拥有权力会不可避免地腐蚀自由而理性的判断。”然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正是权力制造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联接关系(57)。后现代主义指出，倘若没有知识领域的相互建构，也就不存在权力；反过来，倘若知识不同时预设和构成权力，知识也就不存在了。后现代主义承认观念、知识、再现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及政治现实构成中的重要性，强调指出知识领域已经受到盛行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权力关系。这样，后现代主义批判地重铸了知识与权力、观念与物质世界、理性与暴力之间的关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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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观察被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阿希利通过说明国家的知识和“人”的知识之间的关系，揭示权力和知识关系中的一个层面，指出“现代的国术就是现代的人术”(59)。所有的知识均由人所提供，对历史赋予含义的责任落在人的肩上。阿希利谋求说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范式”如何引起认识论上的一定特征和对现代政治生活的一定叙述。一方面，知识被认为是依赖于理性者所确立的主权，因为只有通过理性，人才有可能获得全部知识。另一方面，现代政治生活发现主权具有构成性原则。国家主权被认为是一种先前便被赋予的，具有一定的实体形态，与其他的主权国家确立有关系。主权范式表现出有能力在国家政治空间确定主权是否存在。简言之，国际关系或者作为一种知识领域或者作为一种政治范围，受到主权构成性原则的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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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者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巴特尔森在《主权的系谱学》一书中探讨了主权与真理的历史关系，把主权和真理作为权力和知识领域中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加以对待，指出如果没有适当的知识形式把主权表述清楚，那么，主权便不存在，也将失去通过区别内与外、同类与其他去组织政治现实的能力；同样，如果没有适当的主权形式，知识也就失去组织现实和构成客体及探索领域以及确立有效性和真理标准的能力。巴特尔森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家主权的政治含义是与它在历史上被研究和被理解的方式相关联的(60)。在《模拟主权》一书里，作者辛西娅·韦伯说明不同的权力和知识结构如何造成主权、政体和干预等概念在含义上的不同。她所探究的一个问题是“权力和知识的实践活动是如何被用于证明主权国家观念的”。在辛西娅·韦伯看来，主权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如同其他政治概念一样，其合法性、作用和权能等随时间而变化(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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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时，后现代主义还引入系谱观念。简单地讲，系谱是一种历史思维方式，它揭示和记录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重要方面。从系谱学角度讲，历史并非证明被逐渐揭示出来的真理和含义，而是一场“无休止地重复占支配地位的历史的游戏”(62)。历史是知识与权力关系中占支配地位者和占强制地位者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任务是要澄清历史，揭示知识领域、行为领域和其他主体构成中历史本身的各个方面。此外，在系谱学看来，不存在什么占支配地位的、单一的通史，而是有许多相互交织的各种历史。所有的知识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知识总是从一定的视角被总结出来的。知识的主体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政治及历史的背景之中，并受这种背景的制约。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存在什么占支配地位的视角，而是存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视角。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就要解放被压抑的、被低估的、被边缘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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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不再把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以及它们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排斥在外。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所遇到的难题不仅仅来自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而且来自权威方面，包括对国际关系的解释加以垄断和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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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现代主义重读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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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关注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63)。权力政治的“现实”始终是由文本和一定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和“国家”等都是被书写出来的。在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诠释乃是社会世界构成中的必要且基本的工具。所谓文本的相互作用，是指再现和构成世界的过程中不同诠释之间的互补和相互构成关系。后现代主义利用各种文本战略去揭示这种文本相互作用，其中的一种战略叫做双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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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双重阅读是一种“既忠实又反叛”的两重性战略。它的基本做法是，第一次阅读是对占支配地位的解释进行评论或重复，也就是说，它通过建立同样的假设、重复传统的步骤等，忠实地重复占支配地位的叙述。第二次阅读是通过揭示文本及话语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去动摇或解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双重阅读的主要任务在于理解一个文本如何被建构起来成为核心者，同时又揭示这种文本如何总是面临被解构的危险。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双重阅读的内容主要涉及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理论（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摩根索、华尔兹等）、国际关系重要概念（无政府状态、结构、权力、利益、主权等）、国际关系研究主题（国家对外政策、战略及安全、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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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仅以阿希利对无政府状态难题的分析为例，大体了解一下双重阅读这一文本战略是如何被应用的(64)。阿希利批评的主要靶子是无政府状态难题以及它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带来的后果。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均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也是无政府状态，即缺乏一种合法力量的核心垄断。这一概念难题不仅在理论上由缺乏国际权威推论而来，而且在实践上把国际关系视为一种权力政治，其主要特征为自身利益、理性、诉诸武力、疆域等。阿希利通过双重阅读分析方法，对权力政治是由于缺乏核心权威所致的认识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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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阅读过程中，阿希利以传统的方式对无政府状态难题加以解释：由于在国家之上缺乏共同的国际权威，缺乏实施国际法的政治文化，因此，各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自身的安全、利益、能力、资源和疆域，使国际体系呈无政府状态。阿希利在进行第二次阅读时则对这种占支配地位的认识提出质疑。他把主权与无政府状态之间存在紧张对立作为分析的靶子。传统观点认为，主权被视为是秩序和规则的理想形式，无政府状态则是缺乏主权或是对主权的否定。它们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消耗。然而，阿希利指出，无政府状态和主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无政府状态难题的作用是以对主权国家作出有关假设为前提的。如果说主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二元划分是有道理的话，那么，在合法力量的保证下，在国家主权之内会表现出认同、同质、秩序和进步，在国家主权之外则表现为差异、异质、无序和威胁等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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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状态难题的一般后果是要证实主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是相互排斥和相互消耗的。它造成两个特别的后果：（1）把国内的主权领域再现为是一个稳定的、合法的现代政治社会的基础；（2）把主权以外的领域再现为是危险的和无政府状态的。只有人们对主权认同作出单一的再现，或是当这种再现被认为是自然的和无可非议的，这些后果才是有可能的。阿希利则通过双重阅读提出两个问题来挑战无政府状态难题：第一，如果说名副其实和彻底的主权国家在本体论上的首要性并不明晰，那么，对于无政府状态难题来说会是什么呢？第二，如果说缺乏全球性规则的说法没有被夸张，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有其自己明确的主体、自身的利益、控制着一定的社会资源包括使用暴力的手段等，那么，对于无政府状态难题又会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无政府状态是否有必要被诠释为权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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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五节 女性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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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与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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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国际关系是一门对世界命运给予关怀的学科。然而，人们所接触和了解的这个世界却是一个“支离破碎和被扭曲的世界”。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如果说没有一幅由大脑可以提供的完全真实的画面，那么，人们可以相信有些画面比另一些画面更好些。较好的画面可以引导人们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作出更好的理解(65)。同其他批判理论分支一样，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指出，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充分地体现和揭示国际关系的现实。在女性主义看来，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主要由西方白种男人所支配，女性被排斥在世界政治之外，因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叙述和讨论的是性别化的国家和具有性别等级的世界，是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政治知识。长期以来，在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女性往往受到忽视、低估和处于边缘的位置。女性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对带有性别偏见的国际政治知识给予批评，把女性声音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谋求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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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关注战争和冲突的起源、和平的条件、国际法、外交活动、全球贸易和商业的扩张；研究国家、市场、体系、利益、权力、安全和战略、核威慑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单一的归纳推理，把处于社会和历史背景中的人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之外。也就是讲，这一学科的“国际”特征是不具备人格性的。国际关系学科的重点是研究国家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66)。然而，这一情形正在逐渐地被打破。女性主义便是近年来对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发出挑战的一股力量。从80年代后期开始，从女性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它对传统国际关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发出挑战，使女性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领域获得发展，为建立世界政治理论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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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理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20世纪初，女性主义思想便得到发展。在欧美，它表现为争取妇女的合法权益譬如选举权，反对妇女受压迫，追求民主、自由以及妇女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主义运动逐渐渗透到西方社会研究的诸多领域。女性主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曾经历一个过程。1972年，《冲突解决杂志》发表贝伦丽丝·卡罗尔的一篇文章，它可能是女性主义在主流的英语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她的文章是女性主义的，但是，她的文章提出了在今天看来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观点。然而，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尽管继续有人从女性视角研究和探讨世界和平和战争问题，但是，它们均没有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明显影响。直到198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千年间：国际研究杂志》出版了一期题为“妇女与国际关系”的专集，才出现女性主义挑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转折点。1991年，丽贝卡·格兰特和凯瑟琳·纽兰将这些文章和随后的有关讨论编辑成一本题为《性别与国际关系》的论文集。从此女性主义开始以较大的规模和更多的方式对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形成影响。不久，英美国际研究协会——一个以大西洋两岸国家为主的国际问题研究学术团体——设立了性别研究分部。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就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研究主题举办学术讨论会，开设有关课程。更多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主要有安·蒂克纳的《国际关系中的性别：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待实现全球安全》（1992年）、斯派克·彼得森和安妮·西森·鲁尼恩的《全球性别问题：世界政治中的困境》（1993年）、克里斯廷·西尔维斯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现代时期的国际关系》（1994年）等。一些北美杂志也效仿《千年间》杂志的做法。1993年，西尔维斯特为《选择》杂志主持一期题为“女性主义论国际关系”的专刊。同年，艾丽克·吉奥兰多和金波莉·西尔佛为《佛莱舍论坛》杂志主持一期题为《国际关系中的性别：发展中的各种视角》的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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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内部存在不同的分支，罗伯特·基欧汉把它们大体分为三类：（1）女性经验主义。它强调国家和国家之间在根本上是性别化的支配和相互作用的结构，侧重研究国家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过程，而不去考察把性别引入国际学的社会态度和结构是否准确。（2）女性观点派。它认为，处于政治生活边缘的妇女经历，使她们具有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从而对世界政治进行有力的洞察。这一分支站在边缘的立场，批评由男人所建构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男人们把他们自身置于决策者的位置，或者用摩根索的话讲，通过“他的肩头看东西”。女性主义从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普通民众的观点批判地考察国际关系。这一分支提出对世界政治进行复杂的理解。（3）女性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它在概念上难以确定，似乎包括了各种趋势。不过，它的核心表现为反对“一种真实叙述”的概念，反对把个人的视角作为普遍视角(67)。女性主义作为第三次论战中后实证主义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可小视，它在挑战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理论的“霸主地位”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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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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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研究关注和探讨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即妇女与世界政治。传统的研究不太重视妇女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然而，女性主义研究认为，通过对外交官、政治家和决策者的研究发现，妇女在世界政治中的各个方面都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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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西方外交、军事事务和国际政治研究一直由男性占支配地位。国际政治似乎是男人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权力和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战争成为不受制约的活动。女性几乎被排斥在职业的外交或军事活动之外，只有相对少数的妇女从事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即使这样，她们的研究范围也大都局限于国际经济、南北关系、国际正义和道德等问题，很少涉及政治、安全及军事等领域。有人认为，尽管妇女进入公共政策领域，但是，她们更适合于从事与国内事务如社会福利、人口及哺育等问题有关实践和研究。实际参与国家对外政策制订活动的妇女就更少了。然而，事实上，广大妇女积极参加争取和平运动，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给予关注，只是她们被排斥在国际政治及国家安全政策决策之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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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安·蒂克纳撰文讨论了为什么国际政治被视为是男人的世界以及为什么妇女在外交界、军事部门和国际关系学术界受到格外忽视的原因(68)。首先她探讨国际关系这一学科本身的性质。她认为，国家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首要问题如军事安全和战争等，与男人的经历有特别的关联。把妇女排斥在外的过程不仅是政治性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关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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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探讨国际关系学科是建立在男性世界观基础之上的观点，这位国际关系理论女性主义者考察了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所规定的政治现实主义六项原则。她指出，摩根索描述和解释国际政治的方式及处方是扎根于男性的视角之中，因此，他只是部分地描述了国际政治，因为他对国际政治的描述是建立在部分人性而且是更多地体现为男性的人性基础之上的。这里所指的男性和女性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不是指生物学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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