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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沃德·阿尔克和安·蒂克纳夫妇俩人均是国际关系的著名教授。夫唱妇随，好戏连篇，蒂克纳认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的专家行列中妇女学者屈指可数，充斥权力和冲突的国际关系是男人的世界，外交、军事安全和国际政治等领域为男人所控制。国际关系女性观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势，是社会变革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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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讨为什么妇女学者在国际关系领域遭到歧视，安·蒂克纳等人把对国际关系影响最大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作为切口，逐条剖析其中男性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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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克纳等人指出，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充斥“男性的偏见”。她批评道：摩根索的人性客观法则是“政治人”（political man），是排斥女性的；他的权力与利益、权力与道义也是男性的概念，女性道义（female morality）在政治现实主义中无自己的位置。总之，摩根索的国际政治理论“实际上是与男性观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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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克纳等人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变。摩根索理论已不足以反映以经济相互依存、生态环境等全球问题为特征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国际关系学者应寻求与摩根索时代不同的国际行为的模式。女性主义学者以“权力与安全”为例，摩根索强调权力是男人对男人的控制（control of man over man）；女性观则强调权力不是强制力，而是“劝说力、能力和潜力”，因为“妇女特别善于劝说”。传统上国家安全首先是指军事安全，摩根索以权力规定国家利益的原则与传统的安全概念是一致的。然而，女性观认为，如今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应是“发展安全”和“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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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安·蒂克纳等人运用国际关系的“新女性思想”对“现实主义六原则”进行重大修正，试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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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是：（1）人的政治关系由深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决定。（2）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以权力规定国家利益，国际政治即是不同国家利益相适应的过程。（3）以权力规定国家利益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政治行为均受其支配。（4）现实主义并不否认普遍的道德准则，但这些准则不能抽象地应用于国家行为，而要根据其政治行为的结果来判断。（5）普遍的道义法则与某一特定国家的道义要求不可混为一谈，后者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差异有关。（6）现实主义强调权力政治范畴的独立性，并以此与其他学科（经济、法学、伦理学等）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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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女性观的修正原则是：（1）摩根索现实主义的客观法则带来明显的男权思想。人性应包括男性和女性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主张动态的客观法则以全面地反映人性的完整性。（2）国家利益不能仅仅由权力来规定，应是多方面的和多层次的。当今全球问题（核军备控制、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等）的解决途径应是合作型的，而不是权力争夺的“零和博弈”。（3）权力原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现实主义的权力论过分强调男性的支配和控制，而忽视女性的重要作用。（4）女性观反对把道义要求与政治行为分离开来，认为所有政治行为都有道德意义，不能以秩序为名而贬低人类的公正平等和基本需要。（5）女性观同意某一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不能与普遍的道义法则混为一谈，但仍努力寻求共同的道义准则，以期化解国际冲突。（6）女性观对权力政治独立领域的合法性表示质疑，主张打破男性权力政治的一统天下，这样才能与其他领域建立包容男性和女性的全面的学术研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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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克纳等人再三表明，目前为国际关系学注入女性观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之后，国际关系学才能成为超越性别偏见的全面的科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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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格兰特则讨论了国际关系中性别偏见的根源问题(69)。她认为，长期以来男性被认为是社会公民和政治的行为主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直接接受并继承了西方古典政治概念中的上述有关认识，而没有去考察它所带有的性别偏见。在格兰特看来，这种认识是造成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性别偏见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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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首先剖析了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中关于自然状态的观点。处于自然状态中的每个人的行为是什么？自然状态缺乏一个正式的、有等级的社会组织。霍布斯发现，自然状态使人趋于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当人们生活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能够使他们畏惧的情况下，他们便处于称为战争的状态。霍布斯认为，由于没有社会的制约，处于社会之外的人的恶性得到充分地表现。处于社会内部的人，一般具有正义感、非正义感或其他品质，并由此去调节他们的行为。一些人出于好的动机而建立法律，以规范社会内部的人的行为。然而，这是一个以男性行为体为主的社会。社会关系中的威严、正义、秩序、法律等特征是以男性为基础的。霍布斯的这段思想被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接受。于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只是围绕男性角色、受男性支配的概念框架展开讨论，而不去探究在自然状态向社会过渡方面，男女社会性别关系所带来的影响。格兰特指出，在自然状态中妇女被遮盖、被看不见，在以社会立法取代原始战争的过程中，她们“没有什么角色可扮演”。霍布斯对权利、主权权力以及政治责任的分析和讨论显然只是与男性有关。既然妇女被排除在西方政治经典理论之外，那么，性别偏见也就自然被确立起来，并延伸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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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还探讨了卢梭的自然状态说。她认为，卢梭的思想似乎要超越男女之间的复杂斗争。然而，卢梭本人仍然使用了一种男性原型。他所发明的“狩鹿”寓言清楚地表明，在自然状态中，男人乃是重要的行为体，女性只是依赖于男性的附属物。女人生活在感官世界里，她们的力量来自她们的身体，而不是大脑。卢梭的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那里。在柏拉图的哲学里，肉体是低于灵智的。卢梭也认为，感官乃理性的陷阱，只有男人才有可能获得理性和理解。在这里，关于自然状态的概念再次带有性别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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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中性别偏见的最早实践可追溯到古希腊政体的形成。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希腊政体一直是西方政体尤其是西方民主的概念模式。它形成标志着以亲族为基础的社会向以长者制单位譬如以男人为主导家庭的社会过渡。随着城邦的出现，公民身份这一观念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从理论上看，城邦内的人们因性别不同而被划入国内生活的不同领域。男人被分工从事社会公共领域的活动，如立法、作战、参与外交谈判等。妇女则被分工从事私下领域的活动，如家务劳动、生育或持家。一般地说，私下领域包括情感、肉体和女性。这种划分过程开始是在家庭结构中的男女性别关系上进行。然而，这种性别差异不是生理上的两性差异，而是社会及政治意义上的两性差异。社会中的女性角色主要围绕在家务和家庭劳动上。男性的社会关系扩大到具有公民和士兵的义务，因此，也相应具有与其他城邦发生关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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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研究注意到，这一过渡影响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低估了生育和持家的活动。政体形成依赖于性别上的分工，也由此建立和加强政体的经济及政治结构。它们是把妇女归入为私下领域的基础。女性主义者还指出，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变化也是如此。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政体形成，使后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政体的构成以及它如何作用等问题产生一种特定的、有性别偏见的理解。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把妇女从公共领域分离出来导致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所使用的历史和哲学的理解产生怀疑。它造成两个结果：第一，西方政体的概念受到批评，作为政体的基础的社会关系并非是公正的，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是性别偏见的产物。第二，它对西方传统是否有能力描绘一幅人类关系的确切画面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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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指出，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声称是在叙述或解释一个“实在而客观”的世界，实际上是再造了一种全球性的性别等级，由男性的经历和视角所建立的理论被认为是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世界。然而，从女性主义角度看，这些理论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上建构起性别界限，因此没有充分解释世界政治中的历史变化和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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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性别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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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指出，知识和理论是建立在经历之上的。不同的经历给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赋予不同的含义。根据女性主义的叙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更早的政治理论一直把妇女的经历排斥在外，使国际关系研究成为带有性别偏见的活动。由于这些理论是建立在部分的经历（确切地讲是建立在男性经历）之上，因此，它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认识是狭隘的和不全面的。在女性主义看来，这一情形不仅严重地妨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充分认识，也妨碍了这一学科本身的发展。因此，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学科”，认为只有把性别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女性视角引入国际关系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才有可能在叙述和解释上更为平衡、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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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性主义认为，首先，性别应该被看作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变量。尽管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妇女的生活和经历没有得到重视和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于国际关系实践中，相反，妇女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中，只要人们想关注她们。性别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分析单位。譬如，在全球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妇女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妇女一直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和基本生活需求的供应者。尽管从整体上讲妇女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她们只拥有全球财富和资源的极少部分，从事大量的各类劳动，占难民、文盲和贫困者中的大多数等——然而，她们却是家庭、社区及物质生活的核心，也是环境保护、追求和平及正义，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的先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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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还是国家对外政策制订方面的一个变量。它揭示了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充当对外政策的制订者和实践者，以及男性特征作为战略上的行为体的情形。在研究国家对外及防务政策方面，妇女往往是决策机构的“局外人”。然而，事实上，妇女在国际关系方面起着构成作用。根据辛西娅·恩洛的研究，妇女是整个西方军事后勤服务提供者。她们是国内产业的后备军，跨国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战士以及战士的母亲，以及国际解放战争和内战的革命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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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性别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构成性因素。女性主义研究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某些核心概念如权力、主权、自主、无政府状态、安全，以及某些核心的分析单位如人性（主要以男人为主）、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从社会和政治背景上讲是带有性别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是与传统上把公共领域和私下领域加以区别有关的。在女性主义看来，这些概念与男人的经历有关并反映着由男性占主导的公共领域的知识形式。根据这一认识，国际关系不仅是有性别偏见的，即建立在排除妇女和女性特征的基础之上，而且，性别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71)。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有可能使这类概念的含义更加充实并更加接近真实，而且打破传统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下领域之间的界限。女性主义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是政治行为，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进行分离，以及新现实主义忽略国内因素等情形，使女性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突显出来。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学科分界线应该被打破。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外界的无政府状态如何支持着国内的性别等级现象，以及国际政治如何与国内政治秩序的变化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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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别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改造因素。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不仅仅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对世界政治知识进行重新理解和解构，而且还在于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改造，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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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是对世界人口的另外一半给予承认和关注，纠正妇女在世界政治中可以被忽视的错误认识。同时，也是为了纠正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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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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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评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女性主义开始谋求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重建。理论重建的目的是要使处于边缘的、被忽视或低估的东西回到研究的核心位置上来。我们现在扼要考察女性主义在重建“权力”、“理性”和“安全”等国际关系概念方面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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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迫使或影响他人做自身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个人的权力依赖于自身不受他人权力的影响。也就是讲，权力是不可分享的，也不是在相互依存或共同利益的背景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增强的。新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大体相似，它把权力的增加作为实现国家生存和安全的手段和目的。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充满敌意，自助原则乃重要原则。国家采取理性行为，其国家利益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权力。在新现实主义看来，真正重要的权力是“强国”之间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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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的权力概念是有性别偏见的。这种权力概念的形成过程依赖于男性的政治理性主义，女性被排除在外，因此，它只是部分地叙述了世界政治。在批评摩根索的政治权力六项原则里，蒂克纳指出，这种对权力的理解是以男性为核心的，它适用于在族长社会里男性的自我发展。在那里，男性的公民身份和个人权威依赖于作为一家之主对妇女的性及劳动的支配权。这种权力概念狭隘地建立在男性和国家的基础上，忽视人的关系(72)。辛西娅·恩洛认为，权力是社会力量中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它增添和再造着作为男人、女人和国家公民的个人身份和性别身份。女性主义者和其他批评理论者指出，要想理解国际关系层面的权力性质，人们应该研究国内及跨国的社会力量和权力关系，因为它们不仅支持着国家对外及防务政策，而且它还使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的社会形式(73)。在女性主义看来，权力的概念不仅指对他人意志的征服，还应该包括对与他人进行合作和协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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