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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还是国家对外政策制订方面的一个变量。它揭示了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充当对外政策的制订者和实践者，以及男性特征作为战略上的行为体的情形。在研究国家对外及防务政策方面，妇女往往是决策机构的“局外人”。然而，事实上，妇女在国际关系方面起着构成作用。根据辛西娅·恩洛的研究，妇女是整个西方军事后勤服务提供者。她们是国内产业的后备军，跨国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战士以及战士的母亲，以及国际解放战争和内战的革命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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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性别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构成性因素。女性主义研究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某些核心概念如权力、主权、自主、无政府状态、安全，以及某些核心的分析单位如人性（主要以男人为主）、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从社会和政治背景上讲是带有性别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是与传统上把公共领域和私下领域加以区别有关的。在女性主义看来，这些概念与男人的经历有关并反映着由男性占主导的公共领域的知识形式。根据这一认识，国际关系不仅是有性别偏见的，即建立在排除妇女和女性特征的基础之上，而且，性别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71)。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有可能使这类概念的含义更加充实并更加接近真实，而且打破传统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下领域之间的界限。女性主义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是政治行为，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进行分离，以及新现实主义忽略国内因素等情形，使女性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突显出来。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学科分界线应该被打破。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外界的无政府状态如何支持着国内的性别等级现象，以及国际政治如何与国内政治秩序的变化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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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别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改造因素。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不仅仅在于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对世界政治知识进行重新理解和解构，而且还在于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改造，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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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是对世界人口的另外一半给予承认和关注，纠正妇女在世界政治中可以被忽视的错误认识。同时，也是为了纠正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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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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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评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女性主义开始谋求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重建。理论重建的目的是要使处于边缘的、被忽视或低估的东西回到研究的核心位置上来。我们现在扼要考察女性主义在重建“权力”、“理性”和“安全”等国际关系概念方面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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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迫使或影响他人做自身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个人的权力依赖于自身不受他人权力的影响。也就是讲，权力是不可分享的，也不是在相互依存或共同利益的背景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增强的。新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大体相似，它把权力的增加作为实现国家生存和安全的手段和目的。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充满敌意，自助原则乃重要原则。国家采取理性行为，其国家利益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权力。在新现实主义看来，真正重要的权力是“强国”之间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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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的权力概念是有性别偏见的。这种权力概念的形成过程依赖于男性的政治理性主义，女性被排除在外，因此，它只是部分地叙述了世界政治。在批评摩根索的政治权力六项原则里，蒂克纳指出，这种对权力的理解是以男性为核心的，它适用于在族长社会里男性的自我发展。在那里，男性的公民身份和个人权威依赖于作为一家之主对妇女的性及劳动的支配权。这种权力概念狭隘地建立在男性和国家的基础上，忽视人的关系(72)。辛西娅·恩洛认为，权力是社会力量中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它增添和再造着作为男人、女人和国家公民的个人身份和性别身份。女性主义者和其他批评理论者指出，要想理解国际关系层面的权力性质，人们应该研究国内及跨国的社会力量和权力关系，因为它们不仅支持着国家对外及防务政策，而且它还使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的社会形式(73)。在女性主义看来，权力的概念不仅指对他人意志的征服，还应该包括对与他人进行合作和协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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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范式里，合理性就是所谓的理性，它规定着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世界观，也规定着他们把国际体系看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和充满敌意的场所。在那里，国家相互之间得不到保障和信任。理性告诉对外决策者要绝对地追求国家利益和采取国家单边行动，即使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理性还提醒决策者，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政治文化和权威，因此，国家遵循自助原则，有时甚至采用威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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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理性形式是有偏见的。它只看到自助关系，没有看到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认同和利益被视为是在国家相互作用之外的。这种理论化是一种男性看待世界的方法。这种认识把国际政治视为是“特定的”，是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的场所，却忽视了扎根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此外，这种理性知识是以有性别偏见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理性行为体如男人和国家，在对利润得失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对外政策的社会成本，如军事建设、战争动员、经济自由化或经济保护，而是把它们视为私下领域。女性主义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所谓理性知识和实践忽视了地方与全球、个人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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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安全概念没有考虑女性的观点，而是军事国家中男性的看法。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主权国家来讲，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的零和情形，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作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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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要求对传统的“安全”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蒂克纳认为，理性、安全、权力等观念和概念本身可以被女性主义所使用，也就是讲，它们本身不必被抛弃，而是说它们在传统上存在着狭隘性和排他性含义。女性主义认为，二叉思维，例如内和外、主权和混乱、国内和国外等阻碍了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权力和主权的概念定义、解释和表述。如果说传统的安全概念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外界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讲，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蒂克纳认为，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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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还谋求扩大安全的概念，譬如约翰·加尔滕提出“物质性暴力”概念，即人出生后寿命被缩短是一种暴力的形式，因为它所带来的后果与战争后果一样残酷(75)。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另一个方面是环境。这也是传统安全研究所忽视的内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于，它们都强调与大自然的平等相处，而不是支配大自然。生态学家和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只有世界观得到改变，人类才有可能在它所处的受破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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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六节 建构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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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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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新现实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然而，近十年来，西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新现实主义没有能够充分解释和说明冷战的结束以及冷战后国际生活中的复杂现象，他们谋求在对现存占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重建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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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活跃着一种称为“建构主义”的新型研究取向，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建构主义批评新现实主义的理性原则，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行为体与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建构主义避免囿于当前西方后现代思潮所热衷的对国际关系“超理论”的讨论，而是谋求通过对世界政治进行经验分析来阐述自身的观点和思想。近年来，建构主义者不断将这些观点和思想梳理成一些日趋成熟的理论命题，在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76)。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主要支轴是围绕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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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几乎每个学派都会从前辈人物中寻找自己的思想渊源。建构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思想主要来自近现代批评社会理论家，譬如安东尼·吉登斯、尤尔根·哈贝马斯、米歇尔·福柯以及更早的尼采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主义属于西方批评社会理论的一种变体。它曾广泛渗透于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科产生较大影响。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它强调事物乃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存在，因此而得“建构主义”名称。以下我们所讨论的建构主义仅局限于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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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兴起的缘由，大体有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现“第三次论战”，主要围绕国际关系“超理论”层面上抽象而艰涩的哲学问题而展开，后现代主义思潮试图打破占主流的理论范式，但难以形成自己的国际政治知识或理论。建构主义者在吸收它们成果的同时，谋求摆脱这种“超理论”争论，提出一套从经验上可以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理论；第二，冷战结束以及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现实的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出以新现实主义为主流的理论范式在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方面所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忽略，这一情形促使学术界出现和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冷战的结束使建构主义理论的产生合法化”，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是“如何促进和平和秩序”(77)，建构主义提倡用社会学眼光看待世界政治的主张呼应了这种要求；第三，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力量，尽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传统上占主流地位的国际政治知识，但是，过去十多年来国际关系的迅速变化给世界政治研究提出严峻挑战，促使他们要有所创新有所超越。新一代崛起的建构主义者谋求在研究中更为贴近并抓住当代国际政治生活的脉搏，强调国际体系变化的社会动因和不同方面，注重国际关系中的实体性问题和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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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建构主义不仅吸取了80年代批判理论的成果，而且还接受了占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假设，但同时又与它们有所分歧，形成一种介于早期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一种世界政治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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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和早期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之间的分歧之一表现在认识论方面。世界是被演绎的而不是被实证的。这是批判理论与理性主义的一个核心区别。批判理论认为，不存在一种可以与现实本身完全相符合的最终知识，“世界永远是一个被演绎过的东西。”(78)人们凭借语言、符号、意象、画面及其他社会工具再现他们所理解和观察到的世界，而且，人们的观察和理解不断受到自身及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经历、信仰、意识形态乃至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没有共同的观察或测验过的数据可以成为我们所借用，去谋求获得一种中立而客观的世界知识。”(79)建构主义完全赞成批判理论的这一观点，认为世界是一种建构，对世界的认识始终是一种过程，不承认在认识世界方面存在永恒的真理，也不谋求去探索和发现这种真理。不过，建构主义认为，通过对世界政治进行适当的经验分析，人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所具体研究对象方面的知识。由于认为不存在一种最终知识，早期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也不认为可以对国际政治的性质作出法则般的归纳或总结，而是提倡理论叙述的多元化，注重社会历史的偶然性和诸文化的特殊性。建构主义遵循批判理论的这一认识，不承认存在（也不谋求提出）能够解释所有世界政治现象的一般性规律。但是，建构主义并不回避谋求对世界政治的诸方面提供较为专门性的理论，譬如，通过对历史过程、文化实践、主体之间含义和规范形式等进行经验上的探索，建构主义提供有关的理论去解释国际政治的变化和伦理认识的性质。建构主义认为，事实上，对世界政治的研究和理解需要有一种专门理论作为指导，问题不在于是否具有法则般的普遍理论，而在于要意识到对国际政治一般规律进行抽象概括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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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并不排斥包括新现实主义在内的理性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它赞成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所作出的下述基本论断：国家所追求的对象是权力、安全和财富；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和行为动机总是自私的；国家之间不能完全确保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武力是解决国家之间冲突和危机的最后手段等等。建构主义也赞成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分析单位，也强调从体系层面对世界政治进行理论探讨的必要性，也接受并采纳经验上的分析方法。然而，建构主义指出新现实主义理论没有能够充分解释国际政治的复杂现象(80)。可以说，新现实主义所忽视的东西以及不足之处，也正是建构主义所要强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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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方建构主义可大体分为两支：现代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81)。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分析上的差异。前者强调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建构，后者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现代建构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建构主义，它赞成新现实主义从体系层面研究国际政治的观点，从体系层面对世界政治进行社会文化分析，重视研究国际社会相互行为的构成作用，认为国际结构的本质是国家，反过来，国家的实践活动再造了这类结构。这一分支不谋求解释国家认同和国家结构的基本变化，也就是说，不注重国家认同中非体系方面的情形如国内政治文化等。另一种是整体建构主义，它注重历史角度的研究，更为具体地关注国际政治变化的动力问题，把国内和国际政治结构及过程视为全球社会秩序整体的两个方面，并且考虑这种社会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彼此构成关系。后现代建构主义关注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的观念建构问题，注重研究社会历史的条件，以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语言、含义和社会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尤其对含义如何形成并以何种形式进行运作感兴趣。可以说，这一分支更倾向于探索关于事物变化的“如何”之类问题，而不是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为何”之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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