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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学者倾向将建构主义分为规范建构主义（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sm）和批判建构主义（critical constructivism）。前者重点研究现存结构和代理者（agent）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则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和重视学者的批判性工作(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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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世界政治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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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批评社会理论分支一样，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存在的，并关注世界政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无论是现代建构主义还是后现代建构主义，它们都谋求探讨和阐述社会中三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心命题，以及它们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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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构主义指出，除了物质结构以外，还存在社会结构。于是，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所谓结构的物质方面是指各行为体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物质的实力分配状况；社会结构则指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譬如构成社会主流特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结构有三个基本成分：分享的知识、物质资源以及实践。具体地说，行为体之间对理解、期待和知识的分享程度造成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分享程度越高，行为体彼此更为相互信赖。物质资源通过行为体所处的分享知识结构而获得含义。一定的含义系统确定行为体对其周围的物质环境作出一定的反应和理解，“对于人类的行为来讲，只有通过共享的知识结构，物质资源才被赋予含义。”(83)譬如说，美国会认为朝鲜的五件核武器比英国的五百件核武器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英国是美国的朋友，而朝鲜则不是。在这里，物质实力的含义在国家之间社会结构的认同关系中体现出来，这种社会结构是一种真实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实践活动或过程中。这类制度化了的含义系统确定着行为体的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被认为对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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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国家植根于跨国和国际间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规定着国家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自身在世界中所充当的角色。建构主义通过考察国际体系的社会含义及价值结构而不是权力结构，来理解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如果不理解国家所处国际体系中的社会结构，就不能理解国家需要什么，权力和财富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国家必须确定如何利用这些手段。然而，国家并非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利益不是一种想当然的东西，“利益不是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84)简言之，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不是一种绝对的物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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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占主流的理性主义理论不考虑利益的形成问题，而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建构主义则不同，它认为，决定和改变国家行为、认同和利益的不是体系的物质结构而是国际政治过程，“分析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就是要分析互动过程如何产生和再产生出影响行为体认同和利益的诸社会结构——合作性的或冲突性的。”(85)建构主义认为，理解利益的构成有助于解释理性主义所误解和忽视的许多国际现象，“认同是利益的基础”(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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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赞成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缺乏一个核心权威的认识，但同时相信规范、法律、习俗、技术发展、学习和机构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其理由是，世界政治可以进行重建，因为它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特定不变的”。自助原则不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必然附属物，而是人们制造出来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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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关系。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结构不仅确定单个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而且确定这些单个行为体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建构主义既认为这类结构具有相当的构成力，又认为它的存在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行为体的知识实践之外的。社会结构只是行为体实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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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雷·切克尔指出，建构主义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不在于后者主张什么，而在于它们忽视了什么。“两新主义”忽视的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文化结构正是建构主义所强调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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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出了“新的三方争论”的主要异同点(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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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主义的几个主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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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研究取向都试图建立一套理论概念。在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研究者趋于运用一组在意义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世界政治，它们主要是“规范”、“认同”、“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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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属于一种社会约定，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建构主义者把规范概念定义为“意指对某个特定国家本体作出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建构主义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的具体行为、利益、优先选择以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而且可以帮助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因此，“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创造出行为模式。”(89)在对国际体系变化的认识方面，建构主义不是根据在行为体背后起作用的实力分配和权力结构来看待国际体系，而是认为这个体系是由与规范有关联的机构所组成。建构主义认为，这些机构使国际社会不断确立各种规范，并以此调节着各机构的活动和习惯，“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90)在西方建构主义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不愿意接受先前传统的欧洲诸国家体系所确立的组织规则并打破了它们。当时的美国严重违反传统的民族主权观念，打破或改变约定的规范，造成以后长期的冷战岁月。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需要是通过社会规范、法则、理解和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在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与物质现实同样重要、同样有影响。”(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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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这一概念来自社会心理学，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建构主义对认同和利益的建构感兴趣，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亚历山大·温特提出两种认同类型：整体认同和社会认同(92)。前者指构成行为体个体化的内在本质，强调行为体如何在整体上与其他行为体的区别性特征，如行为体的整体意识和经历、物质资源、分享的信仰价值或知识等。后者指行为体在看待其他行为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社会本体具有个体的和社会的结构特征，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在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我定位。一定的外界环境不仅决定行为体采取一定的行动，而且决定行为体以一定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利益。建构主义感兴趣的是行为体中间的“集体认同”，即自我和其他者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在认知上把其他者看做是自我的延伸。行为体之间存在移情联系是建立集体认同的基础。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阻止行为体之间的真诚合作和信任，因此，行为体奉行自助原则，一切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的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93)换言之，自身的利益是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在考虑自身利益时，必须也要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建构主义认为，社会机构对行为体的认同和利益施加深刻的影响。国际机构确定主权国家的认同。于是，在建构主义看来，国际机构如何规定国家认同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社会认同反映了利益，而这种利益则推动国家的行动。国家利益是在明确的国际社会背景中得到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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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认为，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而且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所谓国家的认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行为体的特征是国家所固有的，不是社会的构成，也不受外界影响。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不是各自封闭在自己的领域里，“国内政治的变化可以改变国际体系。”(94)譬如，近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通过改变国内和国际政治的规则，造成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型。在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及战略方针方面，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存在着“战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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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位主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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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奥勒夫、温特、卡赞斯坦、考斯洛斯基、克拉托奇韦尔等，但主要的代表是尼古拉斯·奥勒夫和亚历山大·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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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夫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据称，“建构主义”这一词就是他1989年首先提出来的，他领头的课题小组对建构主义进行了十余年的研究，1998年出版了《建构世界的国际关系》，作者除了奥勒夫本人之外，还有课题小组的其他两位成员：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迈阿密大学教授文杜卡·库巴可瓦和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保罗·科沃特。该书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关于建构主义的最系统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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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当冷战正走向结束时，奥勒夫敏锐地观察到，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已经出现，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主导理论未能科学地预测这些变化。建构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指出主导理论的局限和缺陷，提出重新描述世界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奥勒夫认为，原有的理论把人民排斥在外，建构主义置人民和他们的活动于最重要的地位；建构主义始于人的社会活动，然后再提升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与制度、思想与实践。传统的主导理论强调物质结构决定社会行为，而建构主义则重视社会活动及其思想与文化的作用，强调社会和世界是人们通过实践构建起来的。奥勒夫指出，建构主义是对“两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建设性回应，是“第三次论战中的第三种思路”(95)。其目的是“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框架”，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国际关系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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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勒夫以下的一段深入浅出的自述可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建构主义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建构主义是研究社会关系的一个新方法，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人是社会人，没有社会关系就不成为‘人’，或者说，社会关系使人们成为像我们现在的人类。人民建立社会，社会孕育人民，这是连绵不断的双向过程。在人民与社会之间，加入一个成分，即规则（rule），规则将人民与社会联系起来……实践产生规则，改变规则或取消规则，一切取决实践。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如代表别的人，就成了代理者（agent）。代理者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是集体的人，也是一种社会条件。规则造就代理者，代理者创造规则；规则形成机构，机构组成社会……这里，规则给予代理者各种选择，代理者在社会中活动，以理性的举止去实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目标。于是，规则和实践带来稳定的社会关系，稳定的规则和机构导致稳定的社会结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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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奥勒夫提出“建构主义”后，作为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它迅速传播开来，“像森林之火蔓延四处”，“开拓了研究冷战后新现象、新问题的一个广阔的理论领域”。奥勒夫等人声誉鹊起，他主持的“迈阿密国际关系小组”（Miami IR Group）被学术界称之为“奥勒夫建构主义学派”。他们所作的长期努力，使国际关系理论“日趋完善”，“不像只有单翼的飞机无法起飞，现在有了双翼，可以飞起来了。”(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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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1958年生在德国的梅茵兹市，1982年在麦卡勒斯特学院读完政治学硕士课程，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国家体系与全球军事化问题”，曾获好评。1989年起任教于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温特属于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后起之秀。笔者访美期间与老一辈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如霍夫曼、杰维斯、华尔兹等交谈时，他们都提及温特和他的建构主义理论，尽管温特对他们的批评有所保留，但他们仍赞赏温特“后生可畏，敢想敢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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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特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术活动大致可分成两个时期。早期的温特从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和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吸取了有用的营养，在其影响下，他提出基于现实主义的“结构化理论”。1987年，他发表了两篇颇受重视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体：结构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代理者——结构问题”。他指出，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一种新的科学现实主义方法，把结构与社会、结构与“代理者”结合起来。社会由社会关系组成，这种关系形成人类互相关系的特有结构(98)。这恐怕是温特的建构主义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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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的温特显示出理论上的成熟，他提出基于社会互动关系的“建构主义”。重点从“结构化”转为社会互动，从科学现实主义转为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以社会联系的发展代替无政府状态，以建构主义的认同代替物质主义的认同。通过社会建构过程，推动“认同与利益”的结合(99)。1992年温特的代表性论文《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成：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1997年他的又一篇力作《国际政治中的认同和结构变化：国际关系理论中文化和认同的回归》问世，更是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此时的温特已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建构主义者”，对“两新”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评，如过于“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未能解释社会和国家的变化，忽视认同和利益形成的互动过程等。1999年，温特出版题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专著。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它可能是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界最后一部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