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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范式里，合理性就是所谓的理性，它规定着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世界观，也规定着他们把国际体系看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和充满敌意的场所。在那里，国家相互之间得不到保障和信任。理性告诉对外决策者要绝对地追求国家利益和采取国家单边行动，即使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理性还提醒决策者，由于在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政治文化和权威，因此，国家遵循自助原则，有时甚至采用威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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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理性形式是有偏见的。它只看到自助关系，没有看到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认同和利益被视为是在国家相互作用之外的。这种理论化是一种男性看待世界的方法。这种认识把国际政治视为是“特定的”，是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的场所，却忽视了扎根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此外，这种理性知识是以有性别偏见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理性行为体如男人和国家，在对利润得失的分析中，没有考虑对外政策的社会成本，如军事建设、战争动员、经济自由化或经济保护，而是把它们视为私下领域。女性主义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所谓理性知识和实践忽视了地方与全球、个人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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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安全概念没有考虑女性的观点，而是军事国家中男性的看法。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主权国家来讲，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输你赢的零和情形，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作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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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要求对传统的“安全”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蒂克纳认为，理性、安全、权力等观念和概念本身可以被女性主义所使用，也就是讲，它们本身不必被抛弃，而是说它们在传统上存在着狭隘性和排他性含义。女性主义认为，二叉思维，例如内和外、主权和混乱、国内和国外等阻碍了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权力和主权的概念定义、解释和表述。如果说传统的安全概念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外界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讲，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蒂克纳认为，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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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还谋求扩大安全的概念，譬如约翰·加尔滕提出“物质性暴力”概念，即人出生后寿命被缩短是一种暴力的形式，因为它所带来的后果与战争后果一样残酷(75)。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另一个方面是环境。这也是传统安全研究所忽视的内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于，它们都强调与大自然的平等相处，而不是支配大自然。生态学家和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只有世界观得到改变，人类才有可能在它所处的受破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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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六节 建构主义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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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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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里，新现实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然而，近十年来，西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新现实主义没有能够充分解释和说明冷战的结束以及冷战后国际生活中的复杂现象，他们谋求在对现存占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重建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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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活跃着一种称为“建构主义”的新型研究取向，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建构主义批评新现实主义的理性原则，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行为体与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建构主义避免囿于当前西方后现代思潮所热衷的对国际关系“超理论”的讨论，而是谋求通过对世界政治进行经验分析来阐述自身的观点和思想。近年来，建构主义者不断将这些观点和思想梳理成一些日趋成熟的理论命题，在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76)。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主要支轴是围绕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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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几乎每个学派都会从前辈人物中寻找自己的思想渊源。建构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思想主要来自近现代批评社会理论家，譬如安东尼·吉登斯、尤尔根·哈贝马斯、米歇尔·福柯以及更早的尼采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主义属于西方批评社会理论的一种变体。它曾广泛渗透于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科产生较大影响。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它强调事物乃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存在，因此而得“建构主义”名称。以下我们所讨论的建构主义仅局限于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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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兴起的缘由，大体有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现“第三次论战”，主要围绕国际关系“超理论”层面上抽象而艰涩的哲学问题而展开，后现代主义思潮试图打破占主流的理论范式，但难以形成自己的国际政治知识或理论。建构主义者在吸收它们成果的同时，谋求摆脱这种“超理论”争论，提出一套从经验上可以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理论；第二，冷战结束以及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现实的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出以新现实主义为主流的理论范式在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方面所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对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忽略，这一情形促使学术界出现和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冷战的结束使建构主义理论的产生合法化”，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是“如何促进和平和秩序”(77)，建构主义提倡用社会学眼光看待世界政治的主张呼应了这种要求；第三，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力量，尽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传统上占主流地位的国际政治知识，但是，过去十多年来国际关系的迅速变化给世界政治研究提出严峻挑战，促使他们要有所创新有所超越。新一代崛起的建构主义者谋求在研究中更为贴近并抓住当代国际政治生活的脉搏，强调国际体系变化的社会动因和不同方面，注重国际关系中的实体性问题和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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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建构主义不仅吸取了80年代批判理论的成果，而且还接受了占主流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假设，但同时又与它们有所分歧，形成一种介于早期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一种世界政治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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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和早期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之间的分歧之一表现在认识论方面。世界是被演绎的而不是被实证的。这是批判理论与理性主义的一个核心区别。批判理论认为，不存在一种可以与现实本身完全相符合的最终知识，“世界永远是一个被演绎过的东西。”(78)人们凭借语言、符号、意象、画面及其他社会工具再现他们所理解和观察到的世界，而且，人们的观察和理解不断受到自身及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经历、信仰、意识形态乃至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没有共同的观察或测验过的数据可以成为我们所借用，去谋求获得一种中立而客观的世界知识。”(79)建构主义完全赞成批判理论的这一观点，认为世界是一种建构，对世界的认识始终是一种过程，不承认在认识世界方面存在永恒的真理，也不谋求去探索和发现这种真理。不过，建构主义认为，通过对世界政治进行适当的经验分析，人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所具体研究对象方面的知识。由于认为不存在一种最终知识，早期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也不认为可以对国际政治的性质作出法则般的归纳或总结，而是提倡理论叙述的多元化，注重社会历史的偶然性和诸文化的特殊性。建构主义遵循批判理论的这一认识，不承认存在（也不谋求提出）能够解释所有世界政治现象的一般性规律。但是，建构主义并不回避谋求对世界政治的诸方面提供较为专门性的理论，譬如，通过对历史过程、文化实践、主体之间含义和规范形式等进行经验上的探索，建构主义提供有关的理论去解释国际政治的变化和伦理认识的性质。建构主义认为，事实上，对世界政治的研究和理解需要有一种专门理论作为指导，问题不在于是否具有法则般的普遍理论，而在于要意识到对国际政治一般规律进行抽象概括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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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并不排斥包括新现实主义在内的理性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它赞成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所作出的下述基本论断：国家所追求的对象是权力、安全和财富；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和行为动机总是自私的；国家之间不能完全确保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武力是解决国家之间冲突和危机的最后手段等等。建构主义也赞成把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分析单位，也强调从体系层面对世界政治进行理论探讨的必要性，也接受并采纳经验上的分析方法。然而，建构主义指出新现实主义理论没有能够充分解释国际政治的复杂现象(80)。可以说，新现实主义所忽视的东西以及不足之处，也正是建构主义所要强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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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西方建构主义可大体分为两支：现代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81)。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分析上的差异。前者强调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建构，后者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现代建构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建构主义，它赞成新现实主义从体系层面研究国际政治的观点，从体系层面对世界政治进行社会文化分析，重视研究国际社会相互行为的构成作用，认为国际结构的本质是国家，反过来，国家的实践活动再造了这类结构。这一分支不谋求解释国家认同和国家结构的基本变化，也就是说，不注重国家认同中非体系方面的情形如国内政治文化等。另一种是整体建构主义，它注重历史角度的研究，更为具体地关注国际政治变化的动力问题，把国内和国际政治结构及过程视为全球社会秩序整体的两个方面，并且考虑这种社会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彼此构成关系。后现代建构主义关注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的观念建构问题，注重研究社会历史的条件，以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语言、含义和社会力量如何相互作用，尤其对含义如何形成并以何种形式进行运作感兴趣。可以说，这一分支更倾向于探索关于事物变化的“如何”之类问题，而不是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为何”之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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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学者倾向将建构主义分为规范建构主义（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sm）和批判建构主义（critical constructivism）。前者重点研究现存结构和代理者（agent）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则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和重视学者的批判性工作(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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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世界政治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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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其他批评社会理论分支一样，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存在的，并关注世界政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无论是现代建构主义还是后现代建构主义，它们都谋求探讨和阐述社会中三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心命题，以及它们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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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构主义指出，除了物质结构以外，还存在社会结构。于是，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所谓结构的物质方面是指各行为体在一定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物质的实力分配状况；社会结构则指行为体行为的文化内容，譬如构成社会主流特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结构有三个基本成分：分享的知识、物质资源以及实践。具体地说，行为体之间对理解、期待和知识的分享程度造成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分享程度越高，行为体彼此更为相互信赖。物质资源通过行为体所处的分享知识结构而获得含义。一定的含义系统确定行为体对其周围的物质环境作出一定的反应和理解，“对于人类的行为来讲，只有通过共享的知识结构，物质资源才被赋予含义。”(83)譬如说，美国会认为朝鲜的五件核武器比英国的五百件核武器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英国是美国的朋友，而朝鲜则不是。在这里，物质实力的含义在国家之间社会结构的认同关系中体现出来，这种社会结构是一种真实而客观的东西，存在于实践活动或过程中。这类制度化了的含义系统确定着行为体的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被认为对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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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国家植根于跨国和国际间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规定着国家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自身在世界中所充当的角色。建构主义通过考察国际体系的社会含义及价值结构而不是权力结构，来理解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如果不理解国家所处国际体系中的社会结构，就不能理解国家需要什么，权力和财富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国家必须确定如何利用这些手段。然而，国家并非总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利益不是一种想当然的东西，“利益不是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84)简言之，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不是一种绝对的物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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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占主流的理性主义理论不考虑利益的形成问题，而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建构主义则不同，它认为，决定和改变国家行为、认同和利益的不是体系的物质结构而是国际政治过程，“分析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就是要分析互动过程如何产生和再产生出影响行为体认同和利益的诸社会结构——合作性的或冲突性的。”(85)建构主义认为，理解利益的构成有助于解释理性主义所误解和忽视的许多国际现象，“认同是利益的基础”(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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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赞成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缺乏一个核心权威的认识，但同时相信规范、法律、习俗、技术发展、学习和机构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其理由是，世界政治可以进行重建，因为它是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特定不变的”。自助原则不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必然附属物，而是人们制造出来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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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关系。建构主义强调社会结构不仅确定单个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而且确定这些单个行为体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建构主义既认为这类结构具有相当的构成力，又认为它的存在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行为体的知识实践之外的。社会结构只是行为体实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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