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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滕认为，结构暴力一般外化为社会的支配—从属关系，帝国主义只是其中特定的一种类型。帝国主义的特征不仅表现在通常被称为“中心”和“边缘”的不同地位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上，还表现在这种不平等关系面对变革所展示出来的强大抗拒力上。在加尔滕眼中，人们能够认识到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不平等剥削关系，已属不易，但只停留在这一层次，意义还不大。加尔滕提出的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主要宗旨是揭示支撑这一不平等关系的帝国主义结构，随后逐一开列打破该结构的战略对策，为彻底清除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关系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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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滕的帝国主义结构理论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它表明，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国际联系滋生助长着帝国主义的结构性暴力，边缘国家要摆脱不平等的对外经济关系，必须清除其结构性根源。加尔滕开列了一些“非封建化”的反帝国主义结构暴力的战略。针对“分而治之”的结构，他提出，边缘国家可考虑采取自力更生、边缘国家相互协作、建立边缘国家和中心国家平等参与的多边组织等战略。反“分而治之”结构的战略要想成功，必然离不开反“桥头堡”结构战略的策应配合。边缘国家在这方面可考虑采取暴力革命、非暴力不合作革命和跨国边缘联盟等手段消除“桥头堡”这一结构因素。没有了这些结构性限制，边缘国家自然可以在新的基础上与中心国家发展较平等、脱离了结构暴力的国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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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滕的和平研究思路，把和平问题从避免战争的狭小关注点提升到寻求平等的相互关系的规范高度，为人们认识当代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综合性的视角。他自己也直率地说，研究和平问题比单纯研究战争、冲突或发展问题要困难得多。这种困难来自加尔滕笔下的和平概念的巨大包容力：它集反直接暴力和反结构暴力于一体，既关注暴力的直接表现形式，又要探究它的结构性支撑因素，随后寻求摆脱它的治世良方。难得的是，加尔滕不仅向自己的学术研究设定了维护和平、缔造和平的价值尺度，更通过缜密系统的分析框架发展出了一套富有启迪意义的结构主义和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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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滕的和平研究意在冲破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占据的主流地位给国际关系研究施加的思想束缚，因此，他的理论征程对中国学者而言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学者一直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居于统治地位，这难免给当前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染上或浓或淡的美国色彩。加尔滕的理论触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题，又以反映全人类根本与长远利益的积极的世界潮流和趋势作为研究的价值指南，这些特色从某些方面来看与中国学者力图更为公正客观地审视当代国际关系的学术努力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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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滕的结构主义和平理论思路虽然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价值，但如果不根据国际关系的新发展在具体内容和结论上予以重塑，也难免会显露出一些时代的局限性来。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加尔滕关注的帝国主义结构暴力主要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但随着90年代中后期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跨国经济关系对传统国界的日益冲击，国际经济领域内的结构暴力在新世纪初又将以怎样的形式、在怎样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呢？虽然加尔滕的基本理论思路能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但其固有的理论内容和结论也显得很不完整和很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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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沃弗的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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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沃弗（Ole Wæver）是一位目前活跃于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丹麦学者。他现为丹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兼在哥本哈根大学讲授国际关系课程。近年来，沃弗十分关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演变脉络和未来的走向问题，并对历次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的线索作了深入的研究(116)。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北欧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发展情况所持的看法，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沃弗的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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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辩论”（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和第二次“大辩论”（传统主义对科学行为主义）的线索和内容是相对明确的，但学者们对后行为主义时期即70年代以来的情况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沃弗认为，从70年代初到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又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辩论，而且目前又超越了第四次大辩论，进入了一个辩论阵营不甚明确、理论流派杂然相陈的新时期。具体一些说，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大辩论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展开。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第四次大辩论在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又称反思主义）之间展开。从90年代初至目前，“后第四次大辩论”呈现出理性选择论、制度主义、英国学派、建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五大流派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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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的第三次大辩论起因于跨国主义、相互依赖等自由主义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即激进主义）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的冲击。以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1）、《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激烈反驳现实主义的冲突型国家中心论，而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国际关系中的阶级因素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同样向现实主义发起有力的挑战。现实主义则以罗伯特·塔克的《国家间的不平等》（1977）、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和罗伯特·吉尔平的《战争与世界政治的变化》（1981）作为反击的武器。这次辩论之所以被称为“三角范式辩论”，是因为辩论方为三个，而且每一方都代表着一种看待国际关系的独特世界观，即范式。这三种范式在世界观上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区别，于是，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三种流派的价值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范式之间的辩论关系并不平衡，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弱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辩论更多地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展开。这次大辩论，可以用简图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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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方面，“科学化”过的现实主义（即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逐渐发现它们都享有共同的理性主义假定——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理性地行动。于是，某种“新-新综合”开始了。基欧汉称综合过了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德里安和沃尔克为代表的反思主义猛烈抨击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指责它们把自己所观察到的现实自诩为科学，从而忽略了国际关系的主观性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观性。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反思主义站在批判者的角度上，对占主流的理性主义发难，实际上是取代了影响力日渐衰微的激进主义的位置；而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则合并起来成为辩论的另一方。于是，第四次大辩论成为两方之间的对垒。但要指出的是，在大辩论中还包含着一场“小”辩论，因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此时仍在就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问题而进行着讨论。与第三次大辩论不同的是，这一次，双方是在共同的理性主义基础上进行着建设性的“知识积累”。第四次大辩论可用下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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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大辩论的深入，双方阵营内部都出现了分裂：理性主义分裂为较极端的理性选择论和较温和的制度主义，反思主义则分裂为较极端的解构主义和较温和的建构主义。此外，历史相对悠久的英国学派此时重新得到学者们的青睐，它的理论坐标恰好处于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中间。于是，第四次大辩论清晰的辩论线索此时模糊不堪：不仅辩论方骤然增多，而且辩论的层次也是纷繁复杂，难以理清头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将向何方发展，恐怕还难以料断。“后第四次大辩论”的主要流派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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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弗指出，上述“大辩论”脉络虽难免有过分简化之虞，但作为勾勒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辩论线索、展望未来流派发展趋向的概括性介绍，这样的分析和整理仍是不可缺少的。关键在于，不能把这一简化的图景当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部线索，那样的话，像国际政治经济学、女权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等等很具潜力的领域或思想就会遭受不应有的忽视。沃弗的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观对80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相互关系作了一次透彻的梳理，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必定会让中国读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获得耳目一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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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八节 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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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正在两个宏观方面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新的国际事件层出不穷，造成整个国际体系和世界政治处于历史性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另一方面，后冷战时期更为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现实，迫使人们调整或改变对国际关系的传统认识及思维方式，甚至提出对现存国际政治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深刻反省和重建，由此推动国际关系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及方法论等方面出现新的转型。前者可谓是国际关系现实层面的变化，后者则是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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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几次论战的推动下，正在朝着纵深和更为成熟的方向发展。敢于自我反思和反省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该学科的每次论战都试图弄清楚和回答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第一次论战探讨了国际政治研究取向问题，第二次论战涉及到研究方法问题，第三次论战则是关于超理论的问题。它试图解决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较为前沿的两个问题：如何思考和建立理论，以及理论发展与变化中的世界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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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几点基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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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许多方面看，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出现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一种反映。它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本身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复杂的哲学探讨，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动摇了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体系的学术根基。这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此外，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帮助人们扩大了研究视野、视角和范围，为解放和重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辟了途径，也由此推动和激励了自80年代尤其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新的学术革命。这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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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本章讨论所涉及的内容而言，以批判理论为主体的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为开拓和深化当代国际关系的一般探讨至少作出以下两个较有价值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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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揭示了西方国际政治与西方权力及利益之间的相互地位，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所具有的“霸权地位”及其狭隘性和偏见性。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如强权政治理论、国际机制理论等，不但是根据西方意识形态、根据对欧洲历史及经历的观察所产生出来的，而且直接为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及防务政策服务，譬如，一些新现实主义者强调国际关系两极化对世界安全起稳定作用，并以冷战时期处于“相对长期和平”为例证。然而，这种认识显然只是考虑到冷战时期欧洲相对和平罢了。众所周知，冷战时期的亚洲和其他地区不断处于局部战争和冲突之中。现存西方国际关系主流思想由强权国家所提出，自然指导着强权国家的对外关系，这种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实际是强权“国家”对外政策理论，不是普遍的、“国际”的理论。因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问题学者应该积极参与理论方面的研究，提出自身的研究视角和取向，与西方理论相互对照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