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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样的层次分析还具有它自身的灵活性。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当一个国家某一层次的国家利益发生变化的时候，决策者可以就变化的国际形势对这一个层次的国家利益进行调整，而不影响到整个、各个层次的国家利益内涵的变化。例如，在一般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但是，在其他层次上的国家利益就经常有可能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就可以根据变化的国家利益内涵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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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利益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有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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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认为国家利益就是指全体人们的利益，即国家利益是国内利益的总和。提出这种观点的美国学者认为，在美国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都有着自己的利益，因此，国家利益的概念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那么，在美国存在这么多利益集团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呢？这些人的回答非常简单：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内存在着互相监督的机制，同时，美国的民主选举可以表达选民的意志，在竞选和民主的情况下，政府就可以确定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于是，在这样的逻辑推理下，美国宗教团体可以表达它们的利益，各种民族团体可以表达它们的利益，各种制造商团体可以表达它们的利益，农业团体可以表达它们的利益……但是，让人们不解的是，这样决定国家利益的方法是不是能够充分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这一派学者的回答是不能，但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情况下会对美国政府给予不同的支持，这样美国的国家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于是，又有一些学者对这一派人的观点提出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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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派的观点认为，国家利益可分为：根本利益、次要利益、长远利益、可变利益、一般利益、特殊利益、一致利益、协调利益、冲突利益。前六项是国内利益，后三项属国际利益。一国的国家利益则是全部国内利益和部分国际利益的总和。他们认为，目前世界是一个由各个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因此，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世界利益的一部分。在这个观点支撑下，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只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还要对世界利益有利。他们指出，卡特政府为了解决阿以争端而举行的戴维营会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人类提出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思想也都是和这个理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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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派的观点认为，国家利益如果像一个篮子里的鸡蛋那样简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尽管在一个国家内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但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具有政治含义的。这种政治含义就是在公众对国家利益的内涵发生争执的时候，最终的发言权不是属于公众，而是属于决策者。而要使决策者的决策符合国家利益和公众的心理又与决策者的舆论宣传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国家利益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内一部分人的利益，是统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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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时至今日，关于如何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仍存在着争执。美国学者弗雷德·桑德曼为此提出建议。他建议决策者、观察家和公众应该具备三种素质：谦逊、克制和善于应变。谦逊可以使人们了解别人最大的利益，同时，也能了解自己最大的利益。克制可以参照他人的利益来确定自己最大的利益。善于应变有两层含义，一是可以实事求是地解释国家的自我利益，而不把它作为一种准则；二是愿意接受其他形式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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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国家利益是由统治者们决定的，那么国家利益的内涵是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摩根索认为，确定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由这个国家的权力来决定的。国家利益的概念是权力政治的精髓。摩根索的这一以“权力利益”为轴心的原则把权力政治论推向一个新高度。他指出，“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而权力如何用来解释国家的利益呢？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目标下可以有不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是由权力所限定、所确定的。也就是说，国家的权力大，国家的利益就可能大；国家的权力小，国家的利益就只能小。摩根索认为，我们只要根据这一路标来探讨国际政治，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国际政治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我们设想，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从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出发，而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假定。这一假定使我们能够回顾和预言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已经迈出或将迈出的步伐。当他发出指示时，我们站在他背后看；当他与其他政治家谈话时，我们在一旁听；我们观察并预料他的真实思想。从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角度思考，我们就能够像他那样思考，而且作为利益与己无关的旁观者，我们对他的思想和活动的理解，也许比他这个政治舞台上的活动家的理解更为透彻。”(4)由此出发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即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不是由政治家的动机所决定的，“良好的动机可以保证避免有意制定坏政策；但它们不能保证它们促成的政策在道义上是善的，在政治上是成功的。”(5)同时，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不像理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他们的哲学或政治倾向所决定的。总之，一个国家国家利益的制定说到底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由客观存在决定的，而这个客观存在物就是一个国家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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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利益问题上，西方学者认为，关系到国家主权、独立、生存、安全、威望的利益必须始终坚持，而其他利益则可作不同程度的妥协，以获取一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大的主动权。美国前兰德公司研究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苏关系研究会主席塞耶姆·布朗曾直言不讳地提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具体表现为：（1）遏制共产主义扩展它的势力范围；（2）将非共产主义盟国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3）确保重要战略原料的来源；（4）维持美国在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优势(6)。这段话为美国的强权政治的实质作了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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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的决策中起多大的作用。在我们平日所见的国家关系中，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往往既是国家利益的产物，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产物。那么，国家利益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这个问题在经历冷战的教训之后，今天似乎是明确多了，即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世界政治的主要推动力”（摩根索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卡尔在他的《二十年危机》一书中首先明确提出了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对理想主义只讲道德，不讲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批判。从此，人们对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开始重视起来。但是，卡尔并没有在他的书中把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联系起来。在摩根索之前，许多外交家和理论家都对一国如何制定外交政策提出过种种的建议，但是，他们都没能清楚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是摩根索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由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的实质内容之一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高的标准。摩根索说，“所有当代成功的政治家都把国家利益作为他们政策的最高标准，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一个伟大的道德家达到过他们的目标。”(7)摩根索还认为，他所提出的权力政治理论强调的是国家政治行为理性化，这种理性化的实质就是，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权力限制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摩根索的权力和国家利益理论的提出，是对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今天，决策者在制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时，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因素，但是，国际关系的实践已经告诉人们，只讲意识形态，外交政策的结果往往是不成功的。而以国家利益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结果往往是成功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任何其他因素在外交决策中都不可以取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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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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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两位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和约瑟夫·奈1997年和1999年分别在《外交季刊》上先后发表文章，以新的视角对国家利益问题作了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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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在题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消衰》文章里提出以下主要观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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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而认同又包括文化和信仰两个组成部分，或由两个“C”构成：Culture（文化），Creed（信仰）。这里“文化”意指“价值和机构”；“信仰”则指“普遍的意会和原则”，如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有限政府和私人企业等。“信仰是文化的产物”，但两者应是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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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为目标。冷战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然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美国原有的敌人和对手不复存在。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阿巴托夫说过：“我们做了一件对美国来讲是可怕的事情，我们使你们丧失了一个敌人。”在冷战时期，面临共同威胁和敌人能有助形成认同，维持一致，而一旦共同威胁和敌人消失了，这种认同和一致也会随之削弱。因此，冷战后美国应在“政治意会和普遍价值观”上取得新的认同和一致，进而发展美国新的国家利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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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美国人民来说，国家利益体现“公共得益”和对普遍的认同的关注。因此，重大的国家利益就成了人民愿意牺牲生命和财产加以维护的利益。另外，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及物质利益和道义及伦理利益两个方面，它既需要权力政治，也需要道义伦理。现在更需要的不是寻求权力去实现美国的目的，而是先确定美国的目的，然后决定如何使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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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冷战后美国在追求权力和利益过程中常常处于一种“困境”。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经济、军事、技术、文化、价值等方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美国的影响在下降，在削弱，越来越遭到别国的抵制和反对。亨廷顿认为，美国政府是弱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个强的国家和一个弱的政府”是导致出现了美国实力的强势和美国影响的弱势的矛盾现象。今后，美国应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根据新的认同观，调整美国的国家利益，并“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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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在《新的国家利益观》一文中首先指出，国家利益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a slippery concept，一个滑动的概念），它既可用来描述对外政策，又可用来制定对外政策，它常常会引发热烈的讨论。他开门见山地提出：“目前，美国应如何界定其国家利益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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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奈认为，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研究报告，可作为一个基础。战略利益、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人道主义利益、民主利益等都是讨论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内容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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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冷战后，权力的概念及内涵扩大了，软权力的凸显给权力和利益问题的研究带来“变革性的影响”。价值成为权力的重要源泉，民主因素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奈在文章里提出“国家利益的民主化界定”，正是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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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奈把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分为三类：A类是威胁国家生存的，如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对美国安全的威胁；B类是不威胁国家生存，但对美国国家利益有直接损害，如伊拉克和朝鲜；C类是间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如科索沃、索马里等。如今，一个奇怪的现象是C类问题反而在对外政策议程上占了支配地位。奈认为，原因主要是，一方面，A类威胁随着苏联解体而消失；另一方面，舆论对C类威胁的渲染和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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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类威胁实际上涉及到国家利益中的人权问题。奈认为，人权政策本身不是对外政策，而只是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人道主义问题占据舆论的支配地位常常是以把注意力从A类战略问题转移开来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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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一般是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和我们的主权大于人权，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可言的观点不同。奈能提出比较客观的看法，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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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和奈对冷战后国家利益（特别是美国国家利益）所作的分析有一定的新意，但他们基本上还是从保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维护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出发，进行国家利益问题的新探索，他们提出的主张仍摆脱不了“世界问题美国化、美国利益全球化”的模式，实质上代表的是西方文化、认同和价值的国家利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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