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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这种实力关系中，如果对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甲国有利，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转折，丙国的独立受到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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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在力量对比中，想维护现状的乙国占有决定性优势时，丙国的自由会比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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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甲国完全放弃了帝国主义政策或者将这一政策转移到丁国，丙国的自由则会得到永久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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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考伦毕斯和詹姆斯·沃尔弗在卡普兰的体系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种均势的变体。卡普兰认为均势体系中最少要有5个主要大国，并且不存在地区或世界性的组织。而考伦毕斯和沃尔弗则认为把大国数量限定在5个才算是均势体系这一观点过分机械，有个大概的大国数量的上限（如9个到14个，或者全世界民族国家的10％）并排除一极（单极）统治世界都可构成均势体系。他们对卡普兰六种世界体系进行了增减，认为少数大国主宰模式（传统均势模式）、松散两极模式、单位否决模式、集体安全模式、多集团模式、多极模式以及后核战模式都是均势体系的变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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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里·戈登斯坦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如果有一国或者一个联盟的实力增大，必定引起“抵消力”的发展以达到制衡的目的，在制衡过程中产生均势，这被视为均势的普遍模式。除了制衡外，戈登斯坦还提出三个假设，也就是从另一个侧面提出均势的三个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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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无政府秩序的政治形态中，意识形态和其他政治动机很容易从属于谋求生存的战略需要。如果一国坚持谋求以意识形态所限定的目标，在国际社会中会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当一国抛弃意识形态的限制，则会左右逢源，灵活地处理国际关系。在这个模式中，决策是在单位层次上进行的，但这一模式的本身是体系层次运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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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无政府秩序中，必须把他国当作威胁自身生存的对手，或者至少是潜在对手，然而一国在国际社会中不能谋取绝对利益，只有在与别人合作中取得相对利益，这对政策的制定尤为重要。在不安全的状态中，一国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只顾强调自身的利益，因为，要求得生存就得与别国在政策上谐同。就是作出让步，也只能是与自身安全利益相一致时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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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无政府秩序中，当联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实现时，联盟的整体和统一性会减弱，因为共同的任务完成后，各成员国在利益分配中往往会不择手段地得到自己认为是公平的那一份利益。在自助体系中，由于各国试图获得维护自身安全的“必要”利益，“公平”的一份利益内容就被相对扩大，于是，合作伙伴转变为竞争对手，最终导致联盟破裂。接着便是寻求新伙伴，结成新的联盟以获得力量的重新均衡。在均势政治占优势的时期内，战败国不能被彻底消灭，应该把它当作潜在的合作伙伴，这也是均势政治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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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戈登斯坦还认为，均势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一是无政府结构；其二是最少有两个行为体；其三是各行为体的目标应是维护自身的生存安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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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均势论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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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纵向分析来看，均势理论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戴维·休谟在《关于均势》一书中，以大量材料证实均势是当时处理底比斯与雅典争霸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政策，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古典理论”(42)。但是罗马帝国建立以后，没有任何国家能与其匹敌，均势理论的重要性衰落下来，以致整个中世纪都不为人们所重视。直到中世纪末期，随着欧洲的四分五裂，争霸斗争此起彼伏，均势学说才从消沉衰败中恢复过来，流传开来。据考证，是意大利政治家伯纳多·鲁塞莱（1449—1514年）第一个系统地运用均势原理分析意大利北部梅迪西、斯图萨斯、维斯康提和邻国的争斗态势。接着，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记述了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的争霸冲突，认为“它们关切的是均衡”。到16世纪，均势的范围从意大利北部扩展到整个欧洲，争斗主要在西班牙、英国、法国、普鲁士之间进行。17世纪是法国称霸欧洲的时期，尤其是经过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最终缔结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使大国领土的调整达到与当时大国的实力大致相等的程度，导致出现一个相对均势的局面。17世纪下半叶，法、荷、英三强争雄，进一步发展了欧洲均势局面。从那时起，均势概念开始频繁地见诸于文章著作和政府文件中。1713年，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交战国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第一次把“均势”载入正式条约文件。18、19世纪，英、法、俄、普、奥匈五强争霸，都把均势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到1789年（巴黎革命）的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均势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英国凭借其海上优势，时而联俄反法，时而结好德奥，对抗法俄，阻止任何大国独霸欧洲大陆，竭力置身于均势的枢纽中心，执欧洲战略地位之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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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法国革命后，富有冒险精神的拿破仑法国打破了这一稳定的秩序，为了防止霸权的产生，欧洲其他各国结成反法联盟。当法国称霸失败后，欧洲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外交努力下，又恢复了相对均衡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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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理论发展的基础，在这时期，均势理论受到重视和发展。18世纪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戴维·休谟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说了均势，他认为在古希腊城邦时期每个拥有优势的国家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甚至是先前的盟友组成新的联盟以抗衡它，均势是这些国家谋求的主要状态，“雅典（还有许多其他共和国）总是将自己放在天平上较轻的一端以维持均势。”(43)休谟也认为当时的英国跟雅典一样维持欧陆的均势，但却滥用了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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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5年维也纳体系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均势持续了一个世纪，历史进入了第二个均势的黄金时期。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这几个大国共同支撑着欧洲均势大厦。在这一时期内，战争被减弱至小冲突，各国主要通过外交讨价还价的手段解决各自的分歧。对于欧洲列强来说，圣战、民族解放以及为争取人民主权的战争都可能打破现状。为了维持均势，列强们一致同意，在限制激烈的争斗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共同利益，所以，国际战争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工业革命导致了力量对比失衡，维也纳体系破裂。民族主义的高涨，超衡军事力量的出现使欧洲列强的利益分化，又打破了均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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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原理虽早有运用，但起先只限于局部地区。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之间的冲突开始扩展到全球范围，均势的规模不再限于欧洲，开始带有世界性。当现状被打破后，强国试图称霸，其他大国及中小国则力图限制强国称霸的野心，于是又开始结盟对抗，并且不惜以战争为代价恢复均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被意识形态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两极格局建立，实际上，两极格局也是一种均势状态，这种均势是在苏、美为首的国家集团之间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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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由于建立了联合国，人们曾经认为可以通过这个国际组织来调节国家之间的关系，无需乞灵于均势，所以西方均势理论曾出现过短暂的消沉。直到50年代初，均势理论又重新抬头，而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学派和传统主义学派则将均势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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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均势理论历史发展的盛衰起落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均势理论的发展是以列强争霸为背景的，特别是当争霸的列强旗鼓相当时，它们更需要求助于均势，以维护自身利益，继而能克敌制胜，攫取霸权。然而，西方学者却把均势视为“支配国际社会里国家关系的自然法则”，把纷繁多变的国际斗争描绘成主观臆想的均衡，把均势的作用加以绝对化。特别是他们将18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和其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说成一部“均势史”，均势曾给世界，尤其是欧洲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和平”，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恰恰是因为均势遭到了破坏。在这种描述中，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不见了，帝国主义掠夺本性不见了，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勾心斗角也不见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的真实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绝不是一部“均势史”，而是一部资本主义由产生、发展到衰亡的历史；战争的根源不是由于均势遭到破坏，而恰恰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是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势的惟一手段；因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44)。可见，均势的出现和被破坏，不能成为国际关系演变发展的主要线索，均势理论也不能完全揭示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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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种均势和当代均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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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均势原理演变为系统的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形成后的事。卡尔、斯巴克曼、摩根索、阿隆等现实主义大师都对均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基本理论研究。在他们看来，均势反映国际关系中权力平衡与不均衡的各种态势，均势理论是一种研究权力均势转变之特点、规律、原则、手段和形式的分析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特殊政策。均势的目的就是防止霸权的产生，维护稳定和共同安全，防止战争等。而运用均势时所采用的手段不外乎结盟对抗强权，战后领土赔偿，设立缓冲国，建立势力范围，外交干涉和外交谈判，削弱军备和扩大军备等。他们认为，19世纪以来的均势呈现出四种主要的类型：（1）欧洲均势（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被称为欧洲的“和平世纪”，当时的均势不是全球性的，仅局限于欧洲范围；（2）过渡性全球均势（两次大战之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冲突扩展到全球，均势格局开始冲出欧洲，带有全球性的特点；（3）两极均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60年代中期），反映美苏和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态势，影响波及全球；（4）全球多极均势（60年代中期以后），反映美苏和东西方之间的缓和关系和全球相互依存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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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向来看，西方均势理论在战后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更趋系统化，并在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中发挥作用。这一情况在美国尤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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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推崇均势理论的是现实主义鼻祖汉斯·摩根索。他认为，若干国家为了寻求权势所进行的斗争最后必然会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格局；均势是维持和平的手段和主权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45)。现实主义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则强调提出，均势应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外交的三大目标（自保、自延和自制）中，自保是指维持现状，寻求稳定，集中体现了均势战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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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古利克在《欧洲古典均势》一书中全面阐述了欧洲均势的兴衰，同时，他认为，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持独立和生存安全，维护国家体系，制止任何一国占统治地位，维持和平和现状。他提出维持均势的几种手段包括警惕防范，结盟干涉，灵活行动，相互补偿，以及战争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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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主义学派中最能把均势战略理论贯彻到外交决策过程的当推亨利·基辛格。这位被称为“均势大师”的前美国国务卿，承袭和发挥了前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前英国外交大臣卡累斯顿的均势观点，进而提出依靠均势建立一种适合美国霸权需要的“和平结构”的主张。基辛格认为，这种“和平结构”是“外交哲学”的重要目标，而均势政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在基辛格看来，原先美苏两极格局已变成“五种力量为中心”（美苏中日和西欧）的多极均势格局，或称作“军事上两极和政治上多极”的局面。基辛格把这种“多极均势”比作“枝形吊灯”，认为它标志着均势理论的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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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还对核时代条件下均势特点给予较多的重视。他认为，过去衡量均势的传统标准是看领土，一国靠实力征服别国领土，只要制止这种领土扩张就可以维持均势。现在情况不同了，实力的增强可在一国领土之内实现，如发展核武器所增加的实力和影响要比扩大领土大得多，所以有必要分析核时代的均势理论有哪些新内容。基辛格的看法是：（1）要明确国家利益是什么，这仍是均势理论的出发点；（2）要分析核条件下军事力量的性质，这是实力的基础；（3）要处理好核力量和政治影响的关系；（4）要分析核力量的优势和差距；（5）要注意核武器的运用和发展；（6）要重视核军备战略的研究。1972年，尼克松采纳基辛格的意见，在给国会的正式咨文中把均势政策定为美国的重要国策。无怪乎西方报刊说：“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在用同样的语言——均势语言谈话。”“均势是理解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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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出现的传统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一样，也强调均势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各国安危系于均势”(48)。英尼斯·克劳德的《权力与国际关系》是一部关于均势理论的力作。克劳德指出，“均势是世界范围内权力分散的体系，充满着角逐和争斗”，“是一项非常慎重的政策”(49)。斯坦利·霍夫曼和克劳德持同一观点，他认为，历史上出现的均势是“简单均势”，当代的均势是“复合均势”，是由美苏中日和西欧组成的一种“五种体系”，其特点是“均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呈现为核竞争和核对峙”。他进而提出维持均势体系的四个条件：（1）要有五至六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强国并存共处；（2）存在一个中心均势结构，有能力制止大国的扩张行为；（3）强国有着某些共同行为准则，以便能用和平方式处理冲突和危机；（4）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以稳定国际均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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