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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世纪性周期的转变到了紧要关头。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对抗并不是以战争的形式带来国际政治体系的变化，相反，国际政治中除了地区性冲突和国内战争发生的次数增加外，大国战争或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同时国际政治体系在向多极化发展，相对于冷战这一具有高强度军事对抗性质的周期性阶段来说，冷战后时期总体上反而稳定得多。这种现象与上述霸权周期理论的分析很不相符，究其原因，主要有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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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次阶段性转变是一次最难预测的转变，它不仅不符合上述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而且完全出乎各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意料之外。这次转变并没有伴随着大国间冲突的发生，更没有大国间关于如何结束战争和战争后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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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国的兴衰变化迅速。苏联和俄罗斯的衰落之快和中国崛起之快没有人料到；日本和德国也没有像几年前有人预料的那样成为羽毛丰满的超级大国；美国仍然是惟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全球均势中的重要现实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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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冷战期间大国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意识形态因素，而冷战后时期，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分散化，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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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学技术大发展和经济一体化是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大国关系虽说仍在调整之中，大国间政治和军事关系走向不明，但经济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对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摩擦的发生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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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中出现的新情况，在评估冷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前景时，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1）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是否存在一国霸权或集团霸权？（2）新兴国家是否就是挑战国家？挑战国家是否可以不通过战争成为新的霸权国家？（3）经济一体化是否可能制约大国战争和世界战争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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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一体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使它们之间的命运彼此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改变早期靠对外侵略、占领他国领土和剥削他国资源的方法，更加重视用经济和软实力（高科技、信息和文化）来控制别国，西方国家在对外战略的目标以及如何实施问题上存在共识，这就需要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新特点，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所谓“集团霸权主义”情况只是暂时的，“只有群体或国家认为这种变革（指国际体系的变革）有利可图时，它才会谋求变革这种体系。”(77)在各国实力对比发生质变后，一些国家“独霸”的愿望和意图就会出现，这时，国际体系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集团霸权主义”只是冷战后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一种现象和趋势而已，一旦这次变革结束，它也会随之消失，因为它并不是世纪性周期规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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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轮周期中都会出现许多新兴国家，一般情况下，新兴国家可以和挑战国家划等号，它们都希望改变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挑战国家通常不止一个，有时有许多个。争夺霸权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在衰落的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之间进行，更多的是在挑战国家之间进行，霸权国家的某些合作者其实也是争夺霸权的国家之一。五个世纪以来的霸主几乎都是如此产生的，如20世纪霸权地位的争夺战就主要是在美国和苏联两个新兴国家之间进行的。未来的国际冲突更可能在挑战国家之间发生。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新兴国家或称挑战国家之间的冲突，它们之间关系的好坏才真正决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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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新兴国家或曰挑战国家的出现是国际政治体系变迁的必然结果，只要大国间实力对比在不断消长，国际体系在发生着量变和质变，新兴国家就会以“挑战者”的面目出现。一国兴起使其不能不成为挑战国家，但挑战国家可以不做“霸权国家”。前者决定于客观事实，后者决定于主观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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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我们可能对冷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变革以及大国关系的调整作如下结论：（1）新兴国家或者挑战国家不能不积极参与到这次世纪性大变革中去，否则就会在大国竞争中落伍。（2）既然卷入进去，就避免不了和其他大国发生矛盾和冲突，这很正常。但挑战国家之间合作大于冲突，协调大于对抗的趋势也是很明显的。（3）在旧的霸权向新的霸权转换之时，挑战国家面对的困难更大更多，但挑战国家可以不通过战争（或通过低强度战争）成为新的霸权国家（它也可能不愿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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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它需要人们对它重新认识并进行补充和修正。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同样如此。一方面，霸权的世纪性轮回悄悄地对国际政治进程发挥着作用，国际体系不断经历着混乱与稳定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规律内部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莫德尔斯基等人的霸权周期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引申出，无论国际体系如何变化，国际社会如何发展，每个国家都难以摆脱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轮番上台表演、有序与无序交替变化的规律的束缚。500年来的“挑战者”之所以统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霸权国家的“合作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霸权(78)，仍可归因于这一规律的作用。他们把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割裂开来，漠视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和运用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时候，首先要用发展和动态的眼光而不是停滞和静止的眼光看待这一规律，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我们才能从本质上抓住当前国际政治体系变迁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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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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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六节 博 弈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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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合理行为”的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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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是科学行为主义学派极为推崇的一种理论框架，它包含研究“合理行为”的策略和方法，是游戏规则和策略选择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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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行动最为合理？如何抉择才能获胜？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古已有之，它们也是博弈论试图解决的问题。博弈论萌芽于18世纪初，但其真正的发展还在20世纪。“博弈”原是数学中运筹学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20年代，法国数学家布莱尔用最佳策略法研究弈棋和其他具体的决策问题，并从数学角度作了尝试性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弈论的思想方法、研究手段被运用到军事领域和战时的其他活动中，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1944年约翰·纽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纽曼和摩根斯坦认为，博弈论是关于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处于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制定最优化的胜利策略的理论，博弈方法即根据游戏规则选择处理竞争、冲突或危机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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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涉及到复杂的数学分析和逻辑推理，但对博弈的理解既可“深入”也可“浅出”。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先分析他人的意图从而作出合理的行为选择，而所谓博弈就是行为者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和规则下，选择一定的行为或策略加以实施并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论的目的就在于向行为者表明：在所有理性参与者都想获胜或使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根据博弈论的计算方法找到一种最有利的途径。因此博弈论也被称为“对策理论”或“游戏理论”，它是基于数理分析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一种合理决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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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运筹学的博弈概念基础上综合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和策略学等原理，逐步形成国际关系学的博弈论。其主要代表著作有：托马斯·谢林的《博弈：冲突策略》、约翰·哈森尼的《博弈论与国际冲突分析》、马丁·舒比克的《博弈论的应用》、邓肯·卢斯和霍华德·雷法合著的《博弈与决策》、P·C·奥迪斯霍克的《博弈论与政治学》、阿纳托尔·拉波波特的《囚犯的困境》等，特别要提及的是卡尔·多伊奇的《国际关系分析》和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两本名著。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明和丰富了博弈论的内容。他们强调指出：博弈论既是研究国际冲突的策略理论，又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实际手段，其目的是为行为者在面临冲突和危机时设计各种合理选择和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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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博弈论下过定义，但无论他们的观点存在什么差别，一般来说，博弈包括下列几个要素：（1）弈者（参与者或行为者），每场博弈都有两个以上弈者组成；（2）收益，由于行为者的价值体系不同，收益也不同；（3）规则，只有遵守规则才能使博弈正常进行；（4）信息条件，它决定每一行为者对博弈环境以及其他行为者的选择所掌握的信息数量和质量；（5）每一行为者用来达到目的的战略；（6）进行博弈的整体环境，不论行为者是否对此有充分的认识；（7）动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一方的选择可能促使对方改变选择(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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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要素中，策略选择是中心环节。而选择最佳战略需要有充分的信息，关于环境、条件等方面的信息是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决定博弈结构的重要因素。但博弈者得到的信息往往是有限的，一般很难确切知道对方的实力、意图和战略战术，在这种条件下，博弈者可以根据博弈论的原理找到一个最佳的策略或策略组合，有的也可以在动态或多次重复的博弈过程中使决策合理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不合理行为俯拾即是，而合理行动的条件却难以寻觅。另一些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的理由是：虽然一国的基本政策目标会发生变化，一国的具体政策不可能分毫不差地同既定目标保持一致，但是从长期来看，一国的政策目标是相当稳定的，其变化一般非常缓慢。此外，很多外交决策是在仔细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作出的，这正符合“合理行为”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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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弈模式”：“谁是懦夫”与“囚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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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的形式多样又多变，但基本的形式有零和博弈和变数博弈两种，一般又分为两方零和博弈、多方零和博弈、两方变数博弈和多方变数博弈。零和博弈又称为“谁是懦夫”博弈，指一方所失即他方所得，（－1）＋（＋1）＝0；变数博弈又称为“囚犯困境”博弈，指双方或各方得失不等。在西方，这两大类博弈现已频繁地应用于外交决策、军备竞争、合作与冲突、和平与战争等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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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懦夫”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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