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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国际关系的格局和过程表现出某种类似博弈的特点。将博弈理论及其模型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不仅为国际关系这门传统的学科注入了活力，也加深了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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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领域，很多从事国际合作、武器控制或冲突研究的学者都言必称“囚徒困境”和“谁是懦夫”，对此，本节已有介绍。在《战略与良知》一书中，拉波波特把“囚徒困境”模式应用于国际裁军问题上，他发现尽管双方都希望通过裁军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但彼此都不能肯定对方的长期打算是什么，所以都宁愿奉行更为谨慎的方针，维持一种耗资巨大的军备平衡。而哈佛大学的谢林则认为，冷战期间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例如古巴导弹危机，常常类似于“谁是懦夫”。当然，谢林也承认，在现实的国际生活中，很难断定发生的危机属于哪一种模型。有些时候，合作来自于惧怕而产生的妥协；有些时候，合作来自于相互的信任；还有些时候，合作既产生于心理的压力，也是由于对未来的考虑，所以需要结合不同的博弈模型或者跳出博弈的框架来对国家的行为和目的加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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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林的一系列著作中，他把社会心理学与逻辑—策略方法结合起来研究人类冲突，他不认为这种冲突是敌对力量的对抗，而是对抗与合作的较为复杂的现象。他努力将组织和沟通理论以及理性选择和集体决策理论应用到他的理论中去。谢林主要关注诸如从事谈判、维持可靠威慑、进行威胁或承诺、欺诈、进行有限冲突以及正式或暗中军备控制的政策等问题。他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际战略形势中，零和博弈的概念完全不符合实际。在他看来，冷战中的两个超级大国不可能理性地将自己想象为在从事着一场零和博弈，并最终将演变成全面核战争的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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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对所谓的“有限敌对关系”（limited adversary relationship）问题特别重视，他把这种关系称为“不确定的伙伴关系”。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尽管冲突方的战略相互对立，但他们都认识到了某种最低的共同利益，即使这种共同利益只能使他们避免相互毁灭。当然，有时当事者不能进行直接或公开的联系，但他们仍然能够抓住双方共同利益和一致期望的要点，并默默地协调各自的政策。谢林坚持认为，对冲突进行限制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他重申，讨价还价的主要目的是要每个当事人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承诺、威胁和保证是可靠的，从而使任何一方都不认为对方是在进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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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博弈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不少学者认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博弈论模型显得过于简单、刻板，他们不断对其适用性提出质疑。詹姆斯·多尔蒂也认为，“国际关系或国际体系运作的来龙去脉——即国际体系的活动形式不能简单地用博弈论分析的框架来进行理解。”他总结道：不论是人脑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都很难——也不可能——理解国际政治博弈的极端复杂性。在一个三方室内博弈中，各方只能采取有限而简单的行动和对策，这也许能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但是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三角关系却不能与这种室内博弈相提并论。虽然它可以用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来比拟，但至今仍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可能想象出一个纯三角关系使这三个大国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受他们与西欧、东欧、日本和舞台上其他行为者相互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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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瓦格纳指出，囚徒困境的假设不能准确模拟国际关系。在国际关系中，一国通常根据另一国的行动来采取对策，或者可以通过第三方了解到对方的某些意图。而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与现实世界并不一致，现实世界并不具有完全的可重复性，因此，即使是可重复的博弈模型也不能概括国际事务。此外，瓦格纳还认为，建立在囚徒困境模型基础上的安全困境理论会导致政府过度悲观的倾向。瓦格纳认为，国家对国际货币或贸易协定破坏的反应能力较为迅速有效，所以相对军备控制协定而言，前者较容易进行合作(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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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看法是，只有博弈中包含了所有可能的对策，博弈矩阵才可以准确地反映具体情况。因为对策不仅与行为者的选择有关，而且与它们的选择结果以及选择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有关，所以只有非常简单的情况才能用2×2的博弈模型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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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博弈论是提出假设的有效方法，这种假设对外交政策决策者所面临的战略选择作出了解释。肯尼斯·奥伊研究了国家采取什么策略才能促进合作这一问题。他从论述收益如何影响合作的可能性入手，发现在一个既定博弈中，收益结构——合作收益以及单方面背叛的收益——对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是重要的。奥伊用“囚徒困境”、“围鹿游戏”（stag hunt）和“谁是懦夫”等博弈模型进行分析。他告诫说，合作并不是各方增进相互利益所必不可少的，“在以和谐占优势的地方，不必以合作来实现彼此利益；在僵局存在的地方……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观察冲突之时，你会先对不能实现共同利益的原因感到困惑，然后才会考虑到僵局。在观察合作之时，你会先对国家如何战胜背叛的诱惑感到困解，然后会考虑和谐的收益。因此，收益结构就显得特别重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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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主张行为者是为了追求利益目标而行动这一点而言，博弈论与现实主义理论有相似性。然而，博弈论并不坚持认为，国家必然是主要的行为者，而且必然是在为权力最大化而斗争。不过，博弈论可以用来检验形成现实主义的主要论点，在现实主义理论所描述的国际体系中，两个行为者可以像囚徒困境的博弈中那样，作出彼此相互合作或拒绝合作（背叛）的选择。用博弈理论对无政府和安全困境状态下的国家行为进行研究时，就会碰到几个主要问题，例如，在国家竭力隐藏其意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其行为中对其偏好了解多少？决策者在何时又是为什么会期待合作而不是冲突？各种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建立在行为者战略基础上的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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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关注的是行为者在特定时间的偏好，那么，当一组决策者代替另一组时，我们如何才能解释偏好的变化呢？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偏好发生转变的过程包括国际体系中国家的定位，大国是根据与小国截然不同的利益来采取战略并树立目标的。偏好也可能通过国家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来形成，例如，一国对另一个国家的行动可以有正反两种解释，它可能导致其他行为者善意的回报或者表示漠视。因此，针对一方的合作战略既可能产生合作也可能产生竞争。对博弈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产生不同反应的条件是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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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事实证明了用博弈论来研究行为者之间合作的复杂性。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一些政策同时显示了合作与背叛的本质。如果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国家可以用放弃贸易谈判或军控对话相威胁。同样，价值和信仰又如何影响行为者之间的合作呢？杰维斯的结论是：博弈论有助于对国际相互影响作出分析。博弈论模型不仅能够说明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无政府和冲突，而且除了自身利益或国家利益外，博弈论的假设促进了我们对行为者行为和动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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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两者都是建立在冲突与合作基础上的，而博弈论也正适用于此。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际结构中冲突的可能性，认为国际结构中的国家为了获取自己的相对收益，常常是以牺牲别国为代价的（零和博弈）。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一个自助的体系中，国家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它们自己（绝对收益），而且更关心自己的收益与别国相比的情况如何（相对收益），一国的收益太小或太大都有可能威胁到别国的安全并因此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造成不稳定。相对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坚持认为，通过合作作为双方产生绝对收益既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非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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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鲍威尔用博弈论表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可以在国际体系的模式中得到检验，其中合作的可行性并不是与对国家偏好的不同假设有关，而是与国家在限制中发生的变化有关。鲍威尔认为，如果强调限制而不是偏好，那么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之间就可能出现较大的共同之处。在博弈模型中，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的限制内努力使它们的经济福利最大化。如果国家觉得使用武力来达到目标的成本是低的，那么合作就是不太可能。如果军事力量及其行动变得很昂贵，合作的要求反而会加强。因此，鲍威尔将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间的争论转而集中到了国家可以作出的选择上。在鲍威尔的模型中，提出了新现实主义使用武力的选择，也表明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导致合作的可能性，这就像囚徒困境那样。这种模型用来解释为什么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缺乏合作，换言之，无政府状态强加给国家的限制可能会妨碍合作，或者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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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斯奈德试图用博弈论来完善相对收益的假设。他认为，一个国家可能像“胆量游戏”中那样迫使对方作出最大的妥协，或者双方可能认识到协调对它们最为有利，但它们仍可能在争取均衡的策略上存在不同。斯奈德提出，相对收益的考虑并不一定会阻碍无政府状态下两国间的合作。他反对认为国家是追求相对收益的排他性行为者并在不断从事零和或冲突的竞争性博弈的观点。相反，他发现存在着将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结合起来考虑的情况。他进一步提出，与两极相比，多极世界中合作的可能性更大。但对斯奈德来说，后冷战时期加强的多极化倾向是否真正能促进国际合作仍是一个未知数。尽管多极化将增进合作这种观点并不成熟，博弈论表明，增加行为者的数量并不必然减少各方增加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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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极化世界中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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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化世界中的国际安全或冲突与合作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博弈理论研究的新课题。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米歇尔·英切里哥特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博弈论也适用于相互影响条件下的合作与冲突，其中两个或更多的参与者作决定可以影响其他方的收益。他指出，多数用博弈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并没有超出最简单的零和博弈框架，他们反复关注诸如囚徒困境、胆量游戏、围鹿等名称形象、内容生动的博弈形式。但遗憾的是，每种博弈都认为其收益结构决定了合作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他们注重的是冲突而不是合作。然而，现实世界是冲突与合作的混合体，英切里哥特用生存博弈来说明在危急时刻，双方为了求得生存将会采取一致的行动，在这种一次性博弈中，合作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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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领域，特别是国际安全的研究中，两个以上参与者各有两种以上策略选择的博弈可能是最为普遍的。随着多极化格局的发展，国家的相互影响得到了加强，这对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那么，这种研究如何进行呢？英切里哥特认为对多方参与的博弈来说，联盟这种形式是重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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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作性博弈为例，这种博弈形式通过考虑总收益在每一联盟中的分配说明了形成联盟的可能性。在可以外加收益的条件下，三个或更多的参与者形成大联盟，其收益也不断增加。这表明联盟的收益会大于或等于单个参与者或较小联盟收益的总和。如果形成联盟能获得相当多的收益，那么这样的联盟就有可能出现，这就与生存博弈相类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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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国际安全问题从两极世界的零和关系转变到了多极世界的非零和关系，进行联盟合作就显得很重要。这种合作可以用定性特征函数（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 function）的形式来说明，这种研究为国际安全合作提供了分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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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特征函数首先将确定博弈的参与者，然后将这些参与者可能存在的所有联盟都包括在内，并进而分析各个联盟中的合作情况。最后为这些联盟进行合作提供新的可能性。这一研究可以通过对个体参与者和联盟的大量收益分析来进行更多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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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切里哥特认为，大约自1975年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五个全球性力量主导着世界，这些国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有着重要的世界性影响。图中表示了五个大国形成的五边形世界和十个双边的关系。十个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六个用数字进行了排列，这种主观评价是根据它们在国际安全中的影响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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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美国与前苏联的关系。考虑的是它们在全球性大国中的军事水平，特别是战略武器、在各自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它们的冲突与合作。其次是美国与欧盟的关系。考虑的是北约的作用、对欧洲可能爆发战争的关注以及历史上欧洲对国际安全的重要性。其他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依次为前苏联与欧盟、前苏联与中国、美中关系与美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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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英切里哥特又对五大力量中的三方联盟以及取得或有可能取得的合作作了定性分析。这些分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国际安全合作的现实和可能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它表明国际安全合作虽然并不是一种新的思想，但对将来会发挥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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