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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运用“复合理论”（complexity theory）在“两人囚犯困境”的合作模式基础上，加入了“复合性”概念。他说：“我早就想超越‘两人囚犯困境’模式，研究人们在群体中间而不是两人之间时如何进行合作的问题。”(24)“因而，我提出新的‘多人博弈模式’……以新的游戏准则和选择来惩罚那些不合作的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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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提出研究合作问题的三种科学方法，即归纳（induction）、推理（deduction）和作用者为基础的模式（agent-based modeling，下称作用者模式）。作用者模式与归纳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数据应来自严格的特定的准则和规则；作用者模式与推理的不同规则是，它不像推理那样强调原理的论证，作用者模式有利于获取推断的科学结果，有利于完善数据处理模式，因而是最佳的选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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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克塞尔罗德的合作模式尽管有些新意，但仍未能说明时代的变化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未能揭示合作与利益、秩序、机制等关系，与世界现实严重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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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伦·米尔纳的“国家间合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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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的《世界政治》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书评，题为《国家间合作的国际关系理论——优点与弱点》，作者是海伦·米尔纳。这篇书评可以说是对过去10年关于合作问题的一个理论性小结，因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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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纳指出，在过去10年里，国家间合作已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在体系分析层次和合作行为分析两个方面取得进展。米尔纳认为，合作论者“在合作的定义上现在已取得一致意见”，合作意指“行为者通过政策调整过程，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别人目前的和以后的需求”，这里，政策调整的重点是各国调整政策以减少对别国的消极后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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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纳在书评中总结了六方面对国家间合作产生影响的“假设性因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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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绝对收益、相对收益和互惠互动因素。基本观点是：当国家采取互动互惠政策时，合作行动将更为可能，国家间进行合作是为了实现绝对收益，但在一定条件下，国家也追求相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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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为者的数目因素。奥伊认为，行为者越多，合作就越困难。米尔纳据此提出，两个行为者是合作的最佳数目，即双边合作最为可行。有的学者不同意“行为者越多，合作越困难”的观点，认为在国家追求相对收益的条件下，行为者数目的增加会使合作的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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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博弈论中“囚犯困境”模式的运用因素。如行为者能把重点放在未来的期待上，合作就更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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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机制因素。国际机制所强调的准则、原则和规则对合作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国家间合作与国际机制密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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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知一致因素。要实现合作，合作者必须形成认知的一致，特别是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一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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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权力的非对称因素。米尔纳认为，权力的非对称等级有利于合作的实现。米尔纳的这一点与本章已提及的霸权稳定论别无二致，其主张在合作形式下推行强权政治的目的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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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举影响国家间合作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米尔纳还提出两点值得注意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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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代价的问题。米尔纳认为，如果行为者发生冲突所付出的代价低，则合作的可能性就小；如果代价高，合作反而可能，甚至在无政府状态下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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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国内政治问题。米尔纳强调，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国内政治制度、利益集团和公共舆论对国家在国际上采取什么战略和政策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国内一致，一国的国际合作协议才能得以批准和实施。在涉及国内政治与国际合作的关系上，多元理论、精英政治理论、国家制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对国际合作研究更具有重要意义，是国际合作的四个核心理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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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体 系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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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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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体系论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盛行于60年代以后。这一理论的形成是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罗伯特·利珀于1972年指出：“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10年，体系论的研究方法广泛地支配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它帮助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强调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转向趋于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模式。”(30)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自50年代以来，体系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研究重点和核心概念，这一方法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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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简化理论和系统理论。简化理论以相对独立的实体和国家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各种国际行为以及动因和影响；系统理论则超越个别的实体和国家，对国际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研究。与简化理论相比，系统理论（亦称体系理论）的研究内容更广泛，问题更复杂，方法更多样。它的理论意义在于扩大了人们观察国际关系的视野，使原来仅仅涉及单一的关于国家权力-利益关系的国际关系学发展成为以国家关系和国际体系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最有发展前景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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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理论的崛起源于战后国际关系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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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6月26日，与会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此后，各种国际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45年10月之前，世界上只有极少几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但到1980年，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政府间国际组织620多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4500多个。与此客观形势发展相适应，以国际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体系理论也就同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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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组织的普遍出现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的日益显著，使得国际社会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直接促成了体系理论的产生。战前的传统观点认为，国家是唯一角色，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关于国家政策的研究。这种看法局限于主权国家而忽视了国际环境。战后，不少学者打破了这一传统观点，提出“国际社会多个角色”的新观点，其代表人物是阿诺德·沃尔弗斯。他在《争斗与合作》一书里对坚持“国家是唯一角色”的观点进行批评，提出决策者（人），国家和超国家的国际组织等也应视为国际社会角色。他指出：“与国家是唯一角色的传统观点相反，一种新的研究理论——体系论在战后迅猛地发展起来。这种新的理论把决策者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心，取代过去的民族国家的位置；强调与国家并列的其他角色（特别是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的重要作用。”(32)以沃尔弗斯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多个角色”之说为体系理论的问世和发展提供了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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