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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互依存为其安身立命之所的是全球主义或制度主义学派。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经济因素上升到首要地位，国际关系不再是权力政治纵横捭阖的舞台，而逐渐变成各国国内经济、社会、文化的延伸。全球正在走向共享的社会发展目标，如现代化、工业化、大众消费、通讯革命，以及共同的人类文化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人类对经济利益的共同渴求使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学者提出，1648年以来以领土国家为核心要素的国际关系体系（或称威斯特伐里亚体系）正在崩解，人类正在迈入“后国际政治时代”的门槛(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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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互依存改变国际秩序的能力持保留态度的是修正学派。该学派实际上是想在相互依存的新背景下使现实主义有关国际关系中权力格局的分析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它难免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色彩，即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时兴的全球主义之间进行调和。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是这一学派的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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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互依存的第三种观点是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肯尼思·华尔兹在用一套科学化的概念改造了传统现实主义之后，明确地指出，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下去，国家间的安全竞争压力和顾虑就不可能使国际关系变成真正的相互依存。真正的相互依存意味着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彻底展开，但现状却告诉我们，这样的相互依存只是在各国国内进行着。国际关系因而是由功能相近而非功能互补的国家构成的。这样一种不彻底的相互依存显然是国际无政府状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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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观点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这一流派以阿明、弗兰克和多斯桑托斯等人为代表。他们着重批判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指出国际关系不是对等的相互依存，而是一方（发展中国家）对另一方（发达国家）的依附。他们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为出发点，强调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导致的是一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利用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的不平等贸易交换，把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变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从而保证了自身经济的高度繁荣。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这样的中心-边缘体系中遭受剥削，经济发展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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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相互依存论的四个流派中影响最大的要推以基欧汉和奈为代表的修正学派。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中，基欧汉和奈力图创制出一个新型的理论框架，以调和被他们称为“传统派”和“现代派”的两大思想体系。所谓传统派，在他们看来，就是仅仅关注国际关系中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国家间权力斗争的学派。在新的经济、生态相互依存形势下，这种思路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现代派走的却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过于强调国际关系中的经济社会因素，忽视了传统的权力政治在一定意义上的延续性。于是，基欧汉和奈便以“权力与相互依存”为题，试图取两者之长，避两者之短，提出自己的综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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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欧汉和奈总结出相互依存不只是相互交往、相互依存不只是互利、相互依存不一定导致合作三大结论。关于相互依存不只是相互交往，他们认为，把相互依存等同于密切的相互交往，在理论分析上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因而唯有对这一宽泛的定义进行限定才能达到分析的目的。换言之，需有重大利害关系涉足其中，才能称得上是相互依存。关于相互依存并不只是互利，两位作者强调指出，安全领域中敌对双方的相互毁灭性威慑也称得上是一种相互依存，冷战中的美苏战略关系即是一例。这种战略相互依存的情形显然不是以互利为目的和结果的。此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对称相互依存关系也无法用“互利”二字加以概括。关于相互依存不一定导致合作，基欧汉和奈特别提醒分析家要看到由分配问题衍生出来的冲突对国际合作的冲击。当潜在的合作方在如何分配可能产生的收益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合作未必会成为现实。相互依存成为主流时，并不意味冲突消失，恰恰相反，冲突将会采取新的形式。他们认为，由于有冲突，才显得合作的必需性和重要性，才显示出相互依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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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澄清了相互依存的基本定义、特征和影响之后，基欧汉和奈详细论述了权力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他们两人将不对称相互依存视为权力的一种来源，并创造了敏感性相互依存和脆弱性相互依存这两个概念来解释权力是如何产生于不对称相互依存的。敏感性相互依存是指一国的变化导致另一国变化的敏感程度。两位作者举欧佩克提升油价对美国和日本造成的不同影响为例，揭示出美国和日本对油价上升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别。由于日本石油进口量占其石油总需求的比例比美国要大，因而日本对油价上涨更为敏感。当然，这一例子只是阐释何为“敏感”。要想从敏感性相互依存中理解权力的存在，必须以某一相互依存情形中的双方为例。假使欧佩克提升油价导致自己出产的石油销路不畅、收入剧减，那么这一提价行为不仅会使日本发生极为敏感的变化，而且也会暴露出欧佩克自身的敏感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欧佩克和日本谁对石油提价更为敏感，谁就有可能在这一场价格斗争中受制于人。也就是说，敏感一方的权力小于另外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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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看到敏感性相互依存对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影响是不够的。基欧汉和奈提出，要特别注重脆弱性相互依存的概念及其与敏感性相互依存的关系，才能完整地理解权力。他们把脆弱性相互依存界定为相互依存双方为抵御变化而采取的替代性选择所需付出的相对成本。还是回到上面举过的两个例子。欧佩克提升油价的行为暴露出日本相比美国而言在这一方面更为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必定会比美国脆弱。日本到底是否比美国更为脆弱要看日本应付这一变化的替代性措施是否比美国的措施承担更多的成本。由于日本国内石油资源匮乏，而美国则比较充裕，因此日本无法像美国那样通过发掘额外的石油资源来抵消或减弱这种变化。于是日本要比美国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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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例子只是就一个问题领域或一种行为阐释敏感性相互依存和脆弱性相互依存对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具体影响。基欧汉和奈并未就某两个国家之间的所有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展开权力分析。他们给出的只是一般原理和若干局部性的例证。但我们可以据此而透视一对相互依存的国家之间的总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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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合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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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权力与相互依存》这部经典著作中，基欧汉和奈不仅剖析了权力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还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分析模式。斯坦利·霍夫曼对此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权力与相互依存的结合，复合相互依存的提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70年代末的最突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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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欧汉和奈自己的陈述，他们所设计的复合相互依存模式是对现实主义三假设的颠倒。他们认为，现实主义建立在如下三个前提之上：（1）作为单一行为体的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2）武力是一种可以使用的、有效的政策工具；（3）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军事安全是首要问题。鉴于国际相互依存趋势的发展，基欧汉和奈意欲构建出与现实主义截然相反的新假设模式，以取得双参照系分析国际关系现实的奇效。照着现实主义的“葫芦”，他们画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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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的复合相互依存强调三个基本概念：第一，多渠道的社会联系（意指政府间的非正式或正式的官方联系、非政府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以及跨国组织的内部之间联系）日益发展。在目前，无论哪一种渠道，都使国际间联系和依赖大大地加强起来。第二，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国际关系议事日程的首位。问题的国内与国外界限越来越难以划清，许多过去被视为纯属国内的事务，现在也进入国际关系议事日程。第三，军事力量的作用大为减弱。在相互依存占优势的某些地区和问题上，一国政府再也不能随意地对其他国家使用军事力量，但是这并不排斥在别的地区和问题上仍把军事力量当作推行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关于复合相互依存的以上三个基本概念，是在“敏感性”和“脆弱性”两大特点基础上对相互依存理论所作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标志了相互依存理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取得的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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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之后基欧汉和奈在其重评文章中指出，他们所建构的复合相互依存模式极易被人们误解为一种经验理论(64)。其实，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只是视其为一种“范型”，即一种理想状态。他们并不宣称目前国际关系已经达到了复合相互依存的标准，也不断言它必然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只是想指出，国际关系的各种现实往往介于现实主义和他们构建的复合相互依存模式之间。根据不同的情况，两者会显示出不同的解释力。虽然基欧汉和奈在重评文章中承认，一些对复合相互依存模式的误解是由于他们自己未能从理论上对该模式进行系统的发展，但两人对这一模式的价值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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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复合相互依存模式在其运用和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严重缺陷。首先，如果基欧汉和奈关于权力与相互依存的折衷主义论述充满着分析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话，反其道而行之的复合相互依存模式在分析国际关系这同一个研究对象时仍未能提供真知灼见。前面已经提及，权力与相互依存的理论保留了现实主义这个“体”而辅之以相互依存过程这一“用”，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的完善与发展，试图用现实的模式去实现不现实的理想。尽管基欧汉和奈再三强调，人们不应误解复合相互依存模式作为一种“范式”的特定含义，可屡屡被误解的事实本身是否也说明该模式蕴意的含混不清呢？更何况在具体的行文中，两位作者有时忽视“范式”和现实的差别，直接把复合相互依存作为现实原则加以运用。其实，“范式”是无法指导现实分析的，一旦介入现实的分析，原本被称作“范式”的也就不再是什么范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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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明复合相互依存模式与现实主义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分析的差别，以达到同时保全两者的目标，基欧汉和奈强调，复合相互依存模式针对的是世界的总体剖析，而现实主义的权力与相互依存的分析则针对两个国家之间的特定关系。这里，两位作者提出的应用范围划分显然不能成立。原因很简单，既然现实主义可以作为一种世界政治的总体分析模式，也可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思路而存在，那么，复合相互依存就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在所谓的世界总体分析的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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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复合相互依存模式的三个特征不仅没有使读者弄清楚所谓的“复合”相互依存与一般的经济、生态相互依存有何区别，而且三个特征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存在问题。从作者的本意看，“复合”相互依存之为“复合”，关键在于连接不同社会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政府间关系，还有诸多其他形式。可是，这样的“复合”相互依存与一般的经济、生态相互依存又有什么区别？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相互依存本身就是通过社会之间的渠道多样化来实现的。而权力分析法既然可以运用于相互依存，就断无道理把它同“复合”相互依存隔绝开来——两种“相互依存”其实是一回事。再深入看下去，基欧汉和奈精心布置的复合相互依存三个特征之间也无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方面，社会间的多渠道联系并不必然推导出议题的平等。除非指明这些多种多样的渠道本身也是相互平等的。另一方面，议题的平等并不必然推导出武力的无效。因为安全也是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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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复合相互依存模式本身似乎超出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围。照该模式的三个特性（假定其内部逻辑联系一贯），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以及代表其行使主权的中央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基欧汉和奈所说的由多种渠道联结的社会实质上要么是无政府状态（国内意义上）下的不同地理区域，要么是世界政府主导下的各个地方行政区域。国际关系再怎么变，只要它还是国际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于国际关系领域之外的复合相互依存的模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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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相互依存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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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置疑，相互依存论反映了战后出现的国际体系的新格局，触及到当代国际社会中国家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日益增强这一全局性变革的特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它的局限性也是不难看出的，主要有三：第一，虽然原则上也说均等关系，但实际上还是讲实力，认为“美国至高无上”，相互依存犹如“同船航行关系”，各国维系于一船，“美国仍是船老大”(65)。第二，虽然提出要注意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强调相互依存，但实际上仍坚持依附关系，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仍需依附强国、富国。武力的作用虽然减弱了，但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时仍不失为重要手段之一。第三，虽然也提出全球性问题和建立世界秩序的任务，但实际上主张在不改变国际关系旧秩序的前提下，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笔者曾与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印度学者就相互依存问题进行过交谈。他给了我一篇他的论文稿子，题为《相互依存：第三世界的观点》。他认为，相互依存概念是“一把双刃剑”，第三世界并不排斥相互依存论，并相信相互依存趋势将会继续发展，但很明显，西方学者推崇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相互依存决不是第三世界发展国家所希望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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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美国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西欧盟国对美国离心倾向日趋明显，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肯尼迪总统强调大西洋联盟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声称这对大西洋和拉美地区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次高潮形成于7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面临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行为，美国以建立三边委员会为标志，企图把相互依存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球。基辛格在1974年曾指出：“世界上通货膨胀、饥荒、失业、能源危机等问题都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只有通过新的相互依存体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1975年他又进而提出，相互依存理论已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66)。从相互依存在美国的两次高潮的演变可以看出，该理论的出现一方面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企图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继续依附于它们，坚持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里起支配作用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从相当程度上来说，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相互依存理论并未根本地改变西方传统国家的“依附论”。目前的世界现状告诉人们，第三世界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相互依存问题上仍缺乏共同基础，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尽管一些美国学者关于相互依存的观点不乏其真知灼见，但是，过分地强调相互依存的作用显然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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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学者宣传“相互依存”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和谐和合作”，并把相互依存论奉为圭臬，称之为“玫瑰理论”（依附论是“黑色理论”）(67)。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就连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也对此持有异议。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发表10年后重印时写的新“前言”中，对相互依存论作了重要的修正，强调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合作，在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它也可能产生冲突。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眼里，相互依存仍是以西方为轴心，仍是穷国弱国对富国强国的依附，仍是少数几个大国支配世界政治经济，仍是维持旧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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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相互依存”的提法。据说，“相互依存”这个词是18世纪法国重商主义学者最早引入国际关系分析的。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多次使用“相互依存”来表述资本主义市场的世界性和国际化。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个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即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业的影响。”(6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存所代替了。物质的生活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69)世界是一个大市场，整个世界应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70)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日益增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主张的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相互依存，是根除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改变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劣迹的相互依存，是建立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上的相互依存。近年来，颇多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一再宣扬，全球性相互依存正在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主导的普遍特征，各国的国家利益全面地相互渗透，全球利益正取代国家利益。这种观点低估或抹煞了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严重性和权力政治的顽固性，似乎权力政治已完全被相互依存所取代。这显然也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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