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35520 然而，复合相互依存模式在其运用和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严重缺陷。首先，如果基欧汉和奈关于权力与相互依存的折衷主义论述充满着分析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话，反其道而行之的复合相互依存模式在分析国际关系这同一个研究对象时仍未能提供真知灼见。前面已经提及，权力与相互依存的理论保留了现实主义这个“体”而辅之以相互依存过程这一“用”，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的完善与发展，试图用现实的模式去实现不现实的理想。尽管基欧汉和奈再三强调，人们不应误解复合相互依存模式作为一种“范式”的特定含义，可屡屡被误解的事实本身是否也说明该模式蕴意的含混不清呢？更何况在具体的行文中，两位作者有时忽视“范式”和现实的差别，直接把复合相互依存作为现实原则加以运用。其实，“范式”是无法指导现实分析的，一旦介入现实的分析，原本被称作“范式”的也就不再是什么范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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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22 为了表明复合相互依存模式与现实主义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分析的差别，以达到同时保全两者的目标，基欧汉和奈强调，复合相互依存模式针对的是世界的总体剖析，而现实主义的权力与相互依存的分析则针对两个国家之间的特定关系。这里，两位作者提出的应用范围划分显然不能成立。原因很简单，既然现实主义可以作为一种世界政治的总体分析模式，也可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思路而存在，那么，复合相互依存就没有理由把自己局限在所谓的世界总体分析的框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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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24 其次，复合相互依存模式的三个特征不仅没有使读者弄清楚所谓的“复合”相互依存与一般的经济、生态相互依存有何区别，而且三个特征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存在问题。从作者的本意看，“复合”相互依存之为“复合”，关键在于连接不同社会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政府间关系，还有诸多其他形式。可是，这样的“复合”相互依存与一般的经济、生态相互依存又有什么区别？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相互依存本身就是通过社会之间的渠道多样化来实现的。而权力分析法既然可以运用于相互依存，就断无道理把它同“复合”相互依存隔绝开来——两种“相互依存”其实是一回事。再深入看下去，基欧汉和奈精心布置的复合相互依存三个特征之间也无必然的逻辑联系。一方面，社会间的多渠道联系并不必然推导出议题的平等。除非指明这些多种多样的渠道本身也是相互平等的。另一方面，议题的平等并不必然推导出武力的无效。因为安全也是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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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26 再次，复合相互依存模式本身似乎超出了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围。照该模式的三个特性（假定其内部逻辑联系一贯），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以及代表其行使主权的中央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基欧汉和奈所说的由多种渠道联结的社会实质上要么是无政府状态（国内意义上）下的不同地理区域，要么是世界政府主导下的各个地方行政区域。国际关系再怎么变，只要它还是国际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于国际关系领域之外的复合相互依存的模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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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28 五、对相互依存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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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30 勿庸置疑，相互依存论反映了战后出现的国际体系的新格局，触及到当代国际社会中国家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日益增强这一全局性变革的特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但是，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它的局限性也是不难看出的，主要有三：第一，虽然原则上也说均等关系，但实际上还是讲实力，认为“美国至高无上”，相互依存犹如“同船航行关系”，各国维系于一船，“美国仍是船老大”(65)。第二，虽然提出要注意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强调相互依存，但实际上仍坚持依附关系，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仍需依附强国、富国。武力的作用虽然减弱了，但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时仍不失为重要手段之一。第三，虽然也提出全球性问题和建立世界秩序的任务，但实际上主张在不改变国际关系旧秩序的前提下，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笔者曾与一位在美国任教的印度学者就相互依存问题进行过交谈。他给了我一篇他的论文稿子，题为《相互依存：第三世界的观点》。他认为，相互依存概念是“一把双刃剑”，第三世界并不排斥相互依存论，并相信相互依存趋势将会继续发展，但很明显，西方学者推崇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相互依存决不是第三世界发展国家所希望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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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32 相互依存理论的发展在美国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西欧盟国对美国离心倾向日趋明显，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肯尼迪总统强调大西洋联盟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声称这对大西洋和拉美地区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次高潮形成于7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面临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行为，美国以建立三边委员会为标志，企图把相互依存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球。基辛格在1974年曾指出：“世界上通货膨胀、饥荒、失业、能源危机等问题都向我们提出了挑战，只有通过新的相互依存体系才能解决这些问题。”1975年他又进而提出，相互依存理论已成为“美国外交的核心”(66)。从相互依存在美国的两次高潮的演变可以看出，该理论的出现一方面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企图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继续依附于它们，坚持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里起支配作用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从相当程度上来说，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相互依存理论并未根本地改变西方传统国家的“依附论”。目前的世界现状告诉人们，第三世界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相互依存问题上仍缺乏共同基础，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尽管一些美国学者关于相互依存的观点不乏其真知灼见，但是，过分地强调相互依存的作用显然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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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34 一些西方学者宣传“相互依存”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和谐和合作”，并把相互依存论奉为圭臬，称之为“玫瑰理论”（依附论是“黑色理论”）(67)。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就连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也对此持有异议。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发表10年后重印时写的新“前言”中，对相互依存论作了重要的修正，强调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合作，在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它也可能产生冲突。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眼里，相互依存仍是以西方为轴心，仍是穷国弱国对富国强国的依附，仍是少数几个大国支配世界政治经济，仍是维持旧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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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36 当然，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相互依存”的提法。据说，“相互依存”这个词是18世纪法国重商主义学者最早引入国际关系分析的。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多次使用“相互依存”来表述资本主义市场的世界性和国际化。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个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即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业的影响。”(6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存所代替了。物质的生活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69)世界是一个大市场，整个世界应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70)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日益增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主张的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相互依存，是根除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改变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劣迹的相互依存，是建立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上的相互依存。近年来，颇多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一再宣扬，全球性相互依存正在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主导的普遍特征，各国的国家利益全面地相互渗透，全球利益正取代国家利益。这种观点低估或抹煞了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严重性和权力政治的顽固性，似乎权力政治已完全被相互依存所取代。这显然也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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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41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51]

1702935542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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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44 一、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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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46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又称世界政治经济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相互依存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崛起的一个新的领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国际关系理论在过去十多年里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长，IPE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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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48 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可看出，关于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新问题。早在15世纪至18世纪重商主义时代，就有不少学者致力这方面的研究。当时，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英国、西班牙、法国、普鲁士、俄国出现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经济领域成为政治冲突的主要舞台，各国的实力追求主要通过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来实现，政治冲突往往表现为经济竞争，各国根据政治需要调节经济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密切。然而，从20世纪开始，两者关系逐渐被人忽视，被分割开来，经济关系被人为地孤立于国际关系研究范围之外。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处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摈弃重商时代的认为政治和经济同存一个统一体的传统观点，提出政治和经济应属两个彼此独立的学科：经济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和分配等因素，受自然规则制约，其中存在某种自然和谐，只有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自然和谐；而政治关系是由权力和影响构成，不受自然法则制约，政治关系中极难存在自然和谐。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被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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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50 战后，这一情况起了变化。特别重要的事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随之于1945年12月7日同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1947年10月30日，联合国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至此，战后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正式形成，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趋势。此外，苏联与东欧国家也感到，闭关锁国政策对经济发展是一妨碍，在经济技术方面逐渐对外开放（当然是极有限的）；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带着新的经济问题和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开始走上世界舞台，它们所关注的主要政治问题也都带有经济性质，如贸易、经援、发展、对外投资和经济独立；经济发展普遍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这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就出现了政治冲突和经济合作并存的奇特现象，即低级政治（经济发展）和高级政治（国际安全）开始相互靠拢，国际经济关系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东西方缓和取代冷战，旷日持久的越战宣告结束，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得到发展，从权力政治向相互依存过渡的趋势加快了，吸引着更多的学者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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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52 在这一背景下，反映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结合的新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有人提出，IPE诞生日是1971年8月15日，那天，美国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72)。它的问世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论进行革故鼎新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进展。用琼·斯佩罗的话来说，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73)。70年代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的标志性著作包括：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货币：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年）、克劳斯·诺尔的《国家的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年）、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年）和丹尼斯·皮雷奇斯的《全球经济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新内容》（197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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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54 自80年代初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发展得迅猛异常，就像在40年代和50年代言必称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在60年代和70年代言必称世界体系和相互依存一样，80年代则言必称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流行这样一个说法：“要成为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就要求首先是一位IPE学者。”(74)大学里已普遍开设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包括硕士和博士课程），这方面的研究队伍已初步形成。80年代以来，已有一批专著问世，其中被公认为代表作的有：约翰·拉吉的《相互依存的自相矛盾》（1983年）、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纷争》（1984年）、苏珊·斯特兰奇的《通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道路》（1984年）、戴维·鲍温德的《国家的经济手段》（1985年）、斯蒂芬·克拉斯纳的《结构冲突》（1985年）、拉德·霍立斯特和拉蒙德·塔利斯所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回顾与展望》（1985年）、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贸易国的兴起》（1986年）、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87年）和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长波理论探索》（1987年）等。笔者曾收集了好几份美国大学开设的IPE的研究生课程大纲，一份大纲的内容包括：（1）作为一门学科的IPE的演变；（2）IPE的学术渊源：自由主义传统、重商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3）主要观念和研究方法：霸权稳定论、理性选择与博弈论、长波理论、相互依存理论、国际机制研究、依附理论、宏观管理与政策研究，以及新制度主义分析。另一份大纲则列举了十五个IPE的基本问题：（1）什么是IPE？（2）IPE的不同流派及其观点；（3）IPE的优点与弱点；（4）国内结构与国际制度；（5）国际机制的动力；（6）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7）国际金融政治学；（8）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9）世界经济危机的管理；（10）国际贸易环境；（11）保护主义是否对国际贸易形成威胁？（12）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问题；（13）IPE的南北关系问题；（14）IPE的东西关系与经济改革；（15）IPE面临的新问题。这些教学大纲所列出的参考书目大同小异，除了上述重要著作之外，主要的IPE教科书有：戴维·布莱克和罗伯特·沃尔特斯的《全球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83年）、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83年，第三版）、布鲁诺·弗雷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85年）、杰弗雷·弗里登和戴维·莱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全球权力与财富》（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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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56 二、两条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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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58 从上述历史回顾可以看出，贯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有两条清晰的发展脉络。第一条脉络是关于国际体系层次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国际经济相互依存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性质。代表人物是被苏珊·斯特兰奇称为“IPE最早的开拓者”的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代表作是他于1968年出版的《相互依存经济学》。作为响应，1971年《国际组织》杂志编辑了一期题为“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的专刊(75)。该专刊把跨国主义研究附属于自由主义的研究范式，在当时的背景下对现实主义范式提出严厉挑战。一批现实主义者立即作出有力的回应，指出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不可能离开国家间的权力关系而单独运行。其代表性著述是罗伯特·吉尔平在该专刊中发表的《跨国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文以及他于1975年出版的《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一书。与吉尔平遥相呼应的是另一位著名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他于1976年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的《国家权力和国际贸易的结构》一文，是在贸易领域补充吉尔平在投资领域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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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60 吉尔平和克拉斯纳倡导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催发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迄今为止最具争议的理论形式——霸权稳定论。同时，也进一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则是一部试图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进行调和的著作。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部著作的出版开始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跨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身上移开，投向后来被称作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自由主义类型。另外，这部著作中大量阐述的“国际机制”问题也为80年代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之辩提供了全新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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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62 1982年，《国际组织》又编辑了一期特刊，集中讨论“国际机制”的研究路径问题。以克拉斯纳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与以基欧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现实主义一派强调，国际机制的起源和演变主要以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格局和变化为转移，自由主义则主要强调国家间的互惠合作关系。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讨论霸权缺失状态下国际合作的起源与价值，系统地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围绕着国际合作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还有多次交锋，直到目前也不见结束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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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64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条发展脉络涉及的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与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互动关系。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的改造作用主要在于引入了国际经济因素，且又对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多有强调，这第二条发展脉络实际上是以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经济体系的相互作用为轴线的。在这条轴线之下，我们又可以划分出两条研究线索：一条是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另外一条是国内政治对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国内政治对国际经济的正规影响渠道一般经由对外经济政策这一环节，故而可把这后一条线索简化为国内政治对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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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66 循着前一条线索，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大致在70年代末开始了系统的研究。1978年，彼得·戈维奇在《国际组织》上发表题为《逆转第二种图景：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的文章，强调研究国际体系对国内体系作用的重要性。一年后，戴维·加姆隆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撰文指出，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公共开支有扩张的趋向。这篇题为《公共经济的扩张》的文章标志着西方学者研究国际经济对国民政治经济体系作用的开端。这一研究课题一旦确立，立即生成了丰富的成果。1982年，约翰·拉吉在《国际组织》特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战后经济秩序中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文章，首次鲜明地用一个概念浓缩了该研究课题中最具实力的理论阐释。随后，彼得·卡赞斯坦又在1985年出版的《世界市场中的小国》一书中以具体的例证完善了“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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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5568 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作用还可以通过考察国内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关系的变化得以把握。在这一方面，罗纳德·罗戈斯基和杰弗里·弗里丹有所建树。前者在1989年出版的《贸易与联盟》一书中指出，开放贸易格局会削弱国内经济中非比较优势的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而有利于巩固和提升居于比较优势地位的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后者则从产业部门入手，在1991年《国际组织》上的《投资者利益：全球金融时代国民经济政策的政治学》一文中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的劳资双方将受益，而持有可跨国流动的资产的阶层和个人将得到最丰厚的经济和政治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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