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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作为中介因素，作用不大。机制本身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机制是无用的概念，动因与结果直接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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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二：修正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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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动因变数与有关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直接联系（a），仅在非冲突的条件下，机制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这一流派强调，只是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和范围内机制才可以起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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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三：格劳秀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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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派突出机制的重要性，认为机制是有序的国际相互关系（包括国际体系内的有序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该派还强调机制与有序行为的互动关系，有序行为导致机制的形成，机制反过来促进有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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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结构主义、修正结构主义和格劳秀斯派中，传统结构主义是国际机制的反对派，修正结构主义和格劳秀斯派是赞成派，只是赞成的态度、主张、立场在层次和程序上有所区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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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赞成态度的学者，研究国际机制的特点过程中，先后提出若干重要的理论取向。最具代表性的是厄恩斯特·哈斯和斯蒂芬·赫格德和贝兹·西门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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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恩斯特·哈斯强调了六个国际机制理论取向：生态进化、生态变革、平等主义、自由主义、重商主义和“主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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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进化理论取向。哈斯认为，生态不单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概念，它也是反映国际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生态进化主要涉及到解决“人类的困境、人类的危机和人类的生存”等根本问题。生态进化与国际机制有关，它不仅涉及到“社会代价”、“生存代价”等重要概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机制的变化结构。其特点是研究“进化合作的范式”。它并不重视国家利益、国际结盟，危机处置等问题，强调变化主要在如遗传、物理、文化人类学等自然科学，而不是政治经济领域，但是却认为道德学和伦理学对国际政治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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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变革理论取向。国际机制与生态变革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取向赞成“世界体系及其分体学”的观点，不仅认为世界体系充斥着国际机制要解决的问题——危机、战争、饥荒、污染、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剥削，而且强调这些问题的因果关系，寻找变革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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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变革理论取向赞同生态进化关于“社会代价与得益”和“集体利益”的观点，但两者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一是生态进化理论取向强调“人类困境”、“生存代价”，而生态变革则强调“世界体系”，主张用变革的方法解决世界体系存在的问题；二是生态进化基本上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生态变革则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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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等主义理论取向。该取向最重要的价值标准是平等，即财富、权力、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的平等。它认为，国际社会的问题应依靠“新的伦理道德”来解决。当然，生态进化的手段也不完全无用，但是，重要的还是应发挥道义的力量。是政治，而不是生物、遗传或经济，被赋予实施伦理道义的权力，国际机制的政治任务是破坏或替代现存的不平等体系。因此，平等主义理论取向标志着国际机制走向更高水准的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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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理论取向对现存国际体系持批评态度。它特别指出，目前富国正在把它们之间的矛盾转移到穷国，从北到南，南方国家不愿受到新的剥削和奴役，南北矛盾趋于激化。因此，平等主义主张的目的是为改善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提供“适当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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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指出，平等主义是一美好的词语，代表人类向往的道德理想。但是仅仅提出要平等是不够的，是谁对谁平等？仅仅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不够的，如何打破不合理的等级体系？如何在国际机制参与者——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第四世界的穷国中间取得关于平等的一致立场？可见，如何实现平等不是一件易事，平等主义理论取向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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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由主义理论取向。这一理论取向也称新古典经济学取向，它认为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仍起作用，强调机制的“效应、稳定和等级制”。基本主张是，国际关系应该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旨在有效地提高所有成员的福利；国际生活应该趋于稳定，第三世界对现存国际秩序不满是与稳定相悖的；等级制是一客观的现实，难以改变；因此，自由主义希望建立强有力的“国际机制”来组织和协调不同问题领域的稳定和等级的准则，布雷顿森林体制瓦解后，要求建立这一机制的迫切性更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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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商主义理论取向。与自由主义一样，重商主义也赞成国际关系应建立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但两者的差别在于，重商主义认为效应不是、也不应是秩序的唯一决定因素；经济不应视为仅仅是为了提高福利水平，而应视为服务于国家的生存权力；在具体政策上，重商主义不把国际贸易和投资作为“准则”来顶礼膜拜。此外，重商主义强调，利益均势对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国家的生存利益与国际的稳定利益同样是机制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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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流派理论取向。根据哈斯的分析，主流派理论取向是介于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之间，它吸收了两者的有用之处，又纠正了两者的偏颇之见。主流派强调机制参与者利益的“认同过程”，认为这一认同会产生机制所需要的新的原则、准则、规则和程序。而提供“认同过程”的最好途径是“复合相互依存”，即多渠道的合作形式，武力作用居次要地位，全球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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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赫格德和贝兹·西门斯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俩合作撰写的“国际机制理论”一文里(107)。他俩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关于机制发展和变化的四个理论取向：结构、博弈、功能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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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个理论取向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关联。结构、博弈和功能取向都是以国家为中心，视国家为统一的理性行为者。结构理论取向包括霸权稳定理论，主要说明国家之间发生关系的结构环境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博弈取向分析国际机制的内外变数对机制发展的影响，强调行为者主要是受限于国家之间的博弈规则；功能取向以各特定问题领域形成机制的不同特点和功能为研究重点，它依据“效果”来衡量国家行为或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机制的功能因问题领域不同而异；认识取向与前三种取向的区别在于，前三种取向强调国家利益或国际体系的决定因素，而认识取向则强调“意识形态对机制的制约作用”，内容包括“行为者的价值标准，实现特定目标的信念和伦理道义”。有的学者，如约翰·拉吉甚至认为，“机制不仅是权力的组合，而且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信念和伦理标准的组织。”斯蒂芬·赫格德和贝兹·西门斯指出，由于国际机制论过于拘泥于体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内政治过程的因素。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两位学者建议给予两种研究方法以同样的重视：一是始于国内政治与经济层次，为国际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二是研究跨国的国际联系，这一联系可以是区域性的，如欧洲共同体。他们认为，应视国际合作不仅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产物，而且也是国内与国际机制相互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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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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