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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商主义理论取向。与自由主义一样，重商主义也赞成国际关系应建立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但两者的差别在于，重商主义认为效应不是、也不应是秩序的唯一决定因素；经济不应视为仅仅是为了提高福利水平，而应视为服务于国家的生存权力；在具体政策上，重商主义不把国际贸易和投资作为“准则”来顶礼膜拜。此外，重商主义强调，利益均势对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国家的生存利益与国际的稳定利益同样是机制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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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流派理论取向。根据哈斯的分析，主流派理论取向是介于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之间，它吸收了两者的有用之处，又纠正了两者的偏颇之见。主流派强调机制参与者利益的“认同过程”，认为这一认同会产生机制所需要的新的原则、准则、规则和程序。而提供“认同过程”的最好途径是“复合相互依存”，即多渠道的合作形式，武力作用居次要地位，全球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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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赫格德和贝兹·西门斯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俩合作撰写的“国际机制理论”一文里(107)。他俩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关于机制发展和变化的四个理论取向：结构、博弈、功能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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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个理论取向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关联。结构、博弈和功能取向都是以国家为中心，视国家为统一的理性行为者。结构理论取向包括霸权稳定理论，主要说明国家之间发生关系的结构环境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博弈取向分析国际机制的内外变数对机制发展的影响，强调行为者主要是受限于国家之间的博弈规则；功能取向以各特定问题领域形成机制的不同特点和功能为研究重点，它依据“效果”来衡量国家行为或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机制的功能因问题领域不同而异；认识取向与前三种取向的区别在于，前三种取向强调国家利益或国际体系的决定因素，而认识取向则强调“意识形态对机制的制约作用”，内容包括“行为者的价值标准，实现特定目标的信念和伦理道义”。有的学者，如约翰·拉吉甚至认为，“机制不仅是权力的组合，而且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信念和伦理标准的组织。”斯蒂芬·赫格德和贝兹·西门斯指出，由于国际机制论过于拘泥于体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内政治过程的因素。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两位学者建议给予两种研究方法以同样的重视：一是始于国内政治与经济层次，为国际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二是研究跨国的国际联系，这一联系可以是区域性的，如欧洲共同体。他们认为，应视国际合作不仅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产物，而且也是国内与国际机制相互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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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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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论发展得十分迅速，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就像美国国际关系学界40—50年代言必称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60—70年代言必称国际体系和相互依存一样，80年代言必称国际机制。应该说，国际机制论关于国际社会秩序、稳定的观点，关于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缓解南北矛盾的看法，以及关于实施国际关系平等原则的主张，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问题不在于国际关系的概念上的变换，况且，“国际机制”本身并不是一个坏字眼。问题的要害是国际机制如何建立，建立后为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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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柏契拉和雷蒙·霍普金斯在对国际机制进行初步的研究后曾得出了六点结论(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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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机制存在于国际关系的一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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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机制是介于目标、利益、目标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机制，构成机制的原则、准则与规则应符合国际道德或国际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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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机制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机制管理体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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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机制有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之分，非正式机制构成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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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参与者是否一致接受并遵守机制准则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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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机制的变化和两个基本的政治概念——权力与利益密切相关。大多数国际机制的变化源于国际权力结构和各国利益关系的变化。反过来，机制不仅能改变不同行为者拥有权力的程度，而且也能改变行为者最大限度实现自身利益的认识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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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学者所得出的第二和最后一点结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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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西方学者反复强调，一方面，以共有准则为前提的国际机制与追求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它使国际关系行为者“在集体的名义下更容易实现它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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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机制内占支配地位的强国总是最有发言权，“国际机制的基本准则首先要与强国的价值标准、原则、目标、决策程序相一致”。一是利益相符，二是强国意志，这十分明显地暴露了西方国际机制论的实质，即强调以美国为中心，强调以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为原则和强调以西方价值标准为准绳，这三个强调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它充分地说明，国际机制论也是为“美国利益全球化”的战略目标服务的。难怪美国政府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要使美苏的合作关系“机制化”、“以美国道德价值观念为指导来改变世界”(109)。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机制论为美国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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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关于国际机制的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结构研究，另一类是过程研究。所谓结构研究，注重的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往过程在权力（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关系格局的影响下受到的外在限制，而过程研究注重的则是国际关系行为体交往过程本身对国际后果的影响。从这样的区别出发来判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属于典型的过程研究。但是，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对国际制度的外在限制恰恰是不容忽视的，在很多情况下，唯有综合结构分析和过程分析两者才能把握国际机制的全貌。在这里，斯特兰奇曾经向国际机制研究发出的警告仍然不算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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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机制论还明显地存在重形式而轻内容、偏实证而轻规范的缺陷。连基欧汉也承认：反对机制论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批评意见认为国际机制无实质性内容和意义，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治唯一真实的实体(110)。在肯定国际机制论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它在理论上的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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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六节 集体安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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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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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是一个涉及国际关系中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概念，它关注当今，更重视未来，是把现实和未来相结合的一个理论问题。虽说严格意义上的集体安全并不存在，但是有许多国际现象说明集体安全思想正在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思维方式，一些多边的、多方面的合作形式和合作思维都可以从集体安全中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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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是国际社会设想的以集体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来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一国为大家，大家为一国”（One for all，and all for one）是集体安全的口号。集体安全的假想是所有国家保证所有国家的安全，所有国家对付一个国家（all for all，all aganist one）。保护一国安全就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即安全共享；当一个国家受到安全威胁或侵略时，其他所有国家应像保护自己一样反对侵略者，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即风险共担。集体安全强调的是安全和风险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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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和政治家的言论中，把集体安全与结盟混为一谈的情况很是普遍。有些人仅仅从其有“集体”的性质和防御性目的来界定集体安全，把它看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的联合，也有的军事同盟自称是集体安全组织。在北约建立之初，有人干脆把它叫做“集体安全联盟”。20世纪90年代，北约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相反，它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有所增强；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也得到重新界定，有些人就此认为，这是集体安全的成功，欧洲和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赖于北约和美日同盟这样的集体安全组织。很明显，这是对集体安全概念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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