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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实践与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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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并不是空穴来风，凭空设想出来的，它最初是基于对数百年欧洲国际关系的残酷现实的失望和反思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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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世纪中叶以来，权力政治这一现实主义理论一直主导着欧洲政治，这种理论曾经有过维护欧洲和平近100年的光辉历史。可是，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维也纳体系都未能防止小规模的地区战争，更不用说欧洲大国战争乃至世界大战。一批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逐渐将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为他们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不管他们的和平思想是以全球和平为目的还是以欧洲地区和平为目标，他们都是试图摆脱权力政治的阴影，一劳永逸地实现“永久和平”。如17世纪的威廉·佩恩，18世纪的圣·皮埃尔、卢梭、康德、边沁，19世纪的圣西门以及20世纪初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等人都设计过不同的和平蓝图。尽管这些人中大部分被扣上了“理想主义者”或“乌托邦分子”等贬义的帽子，但他们的许多和平主张在20世纪的集体安全尝试中逐渐得到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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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思想的第一次尝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创建国际联盟为标志。这次尝试意义深远，它不仅表明了集体安全思想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国际政治发展史中是第一个为和平目的而设计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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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是根据1919年4月28日巴黎和会通过的《国联盟约》而成立的。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国联并不是一个超国家，也不是一个战胜国组成的联盟，而是一个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开放的“合作的工具”，类似于邦联的组织模式(115)。国际联盟虽然提出了一些实现集体安全体系的手段，但在强制执行集体安全措施的问题上，它与威尔逊的理想相反，它没有“牙齿”强制和平，没有明确成员国参与军事制裁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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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势体系没有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取而代之的集体安全体系也未能制止再一次发生国际战争呢？答案在于一战后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变化。一战结束后，旧的均势体系崩溃了，而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国际关系因各国实力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重组。在20世纪30年代，为摆脱经济危机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德意日三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并建立起法西斯同盟。大国均势体系重新恢复和发挥作用。虽然大国均势体系形成了，但却动摇不定，到了30年代末，这种均势体系随着战争的爆发又彻底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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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之所以由盛转衰，是因为均势体系由衰至盛。国际联盟不能防止战争、面对大国的侵略过于软弱的情况都是事实，然而战争的发生不是集体安全思想的错误，而是均势体系再次解体的结果。人们建立国际联盟的本意是为了找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好的方法，防止1914年战争灾难重演。这是认识和评价国际联盟的关键。实际上，人们找到了实现和平的“金钥匙”，却发现它要开启的是一把“生锈的旧锁”。人们对集体安全期望值过高，往往忽视了均势外交仍在起消极作用。如果将战争的罪责归结到集体安全“头上”，那只是找到了“替罪羊”。试问，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本不存在国际联盟，战争原因又会归结到谁的“头上”？世界战争的发生说明了集体安全太软弱，而权力均势又过于强大。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很快建立起一个比国际联盟要强大的集体安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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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际联盟缺乏强制力而未能制止世界战争的教训，联合国的创立者格外强调新的集体安全组织的有效性。联合国设立的六个主要机构中负责和平解决争端的有四个：大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长，其中安理会的权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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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在冷战期间的实践表明，许多重大问题难以解决，如安理会中的大国一致原则所表现出的大国均势问题、怎样判断侵略者的问题等等。集体安全的挫折与停滞再次表明，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冷战时期的大国均势关系分不开的。美苏全球对抗是联合国作为国际集体安全的保护者显得软弱无力的主要原因。不管侵略行为对哪方有利，美苏在安理会都达不成共识，尤其在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直接参与侵略时。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国际政治的操纵进一步导致了集体安全体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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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集体安全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兴衰史。它不仅与国际局势的稳定或动荡有关，而且与均势体系有着此起彼伏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伴随着人们对权力均势前所未有的指责，集体安全思想倍受政治家的推崇，因此才有了国际联盟的诞生，这是集体安全的第一个高潮期。然而，随着大国关系暂时稳定下来，权力均势似乎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中又占了上风；集体安全在20世纪30年代的实践中无“用武之地”，它的信誉很快一落千丈，进入了低潮期。国际联盟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和人们的抱怨中解体。令人欣慰的是，战争给了集体安全思想带来了第二个高潮期。国际社会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又一次建立了集体安全组织——联合国，可是，人们又一次失望了。在冷战期间，两极均势体系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联合国几乎成了外交家们“舌战”的场所。集体安全的又一个低潮期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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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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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主要由拥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行为体组成，集体安全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模式，其表现形式因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和国家实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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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体安全表现为一种国际安全体系，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国际政治关系，成员国之间建立的“相互保险制度”成为国家间安全关系的“游戏规则”。成员国不能期望从集体的“水池”中汲取的“水”比它和其他成员国注入的“水”更多。除非它全力支持集体的工作，否则就不要期望它想得到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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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体系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整体上的稳定性和内部行为体关系的不稳定性。如果集体安全体系运转得当，它就可以转化为直接作用于各个行为体之间的体系，加强内聚力和稳定性，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稳定状态。另一方面，体系内部中国家实力的消长，必然带来国家间不同形式的冲突，甚至引起世界大战，使局部地区乃至整个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集体安全体系整体上的稳定性和局部关系的混乱并存，两种情况相辅相成，前者更依赖局部关系的稳定与和平，而后者应受到制约，需要加强整个体系维护和平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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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体安全表现为一种安全保障机制。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它必须拥有一套强制性安全机制，这也是集体安全的要素之一。集体安全之所能够给成员国带来安全感，主要是因为它针对侵略行为和侵略者所制定的强制手段及其具有的军事威慑作用。集体安全是一种有共识或契约的机制，这种机制对建立集体安全组织的目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决策机制有一定的界定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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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体安全表现为一种保护国家安全的手段。集体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保护手段是国际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一个国家无论采取“自助”手段还是“结盟”手段，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它被迫寻找一种风险相对较小而较为可靠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第三条途径，即集体安全保障形式。集体安全可以解决“安全困境”，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联盟之间、联盟与联盟之间建立信任和妥协的措施，架设合作安全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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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必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出事地点”与一些成员国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使这些国家产生安全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想法。二是在“城门失火”而不“殃及池鱼”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也会在集体行动上显得“羞羞答答”。三是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体系打击“侵略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以上三种情况会大大削弱集体安全的有效性和正义性，也说明了权力政治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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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集体安全作为对外政策手段和目标的国家只能是世界性的强国。一方面，它有足够的实力保护自己的安全，需要集体安全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安全程度，即达到绝对安全；另一方面，集体安全需要其他大国的协作，只有大国间的协调才能确保集体安全的效果。世界强国既可以减轻自己的军事负担，又能增加集体安全的凝聚力。冷战后美国的联合国政策是最好的注解，当集体安全有利于它的国家安全，同时可以使其他国家分担集体行动的代价时，它才会积极倡导集体安全，以免被指责为“单边的干预”。一旦集体安全不符合其国家利益时，它照样会将其置于脑后。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来说，依靠集体安全犹如“画饼充饥”，是保证不了国家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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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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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体系是为了改变均势体系下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而设计出来的，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难以避免“过于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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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前者作为后者的一种保护形式，与后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一种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为了后者而建立，前者是后者的集中与统一；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没有前者，国家安全困境就永远得不到解决(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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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国家安全具有相对性，进一步说，又具有暂时性。没有绝对的国家安全，只有相对的国家安全。当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安全时，那只是暂时的安全。其次，国家安全是双向的，也是互动的。其三，国家安全具有竞争性和危险性。国家追求和希望得到绝对的国家安全，但事实上，它最终得到的是暂时和相对的国家安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结果，追求国家安全的行为反而给国家安全带来了竞争性和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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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安全相比，集体安全就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其一，在集体安全中，国家安全是绝对的，集体安全可以解决“安全困境”。国家安全不再是相对的和暂时的，而是绝对的永久的。它拥有绝对优势保护成员国的安全，并将保护任何一个国家的任务和责任转嫁到了每一个国家的头上。在集体安全中，国家关注的是别国的意图，而不再用力量大小的标准来衡量国家安全的程度。这样，通过集体安全，一国的安全即为别国的不安全的恶性循环就被打破，国家安全的相对性就转变为绝对性。其二，在集体安全中，国家安全也是双向的，你之安全即是我之安全，反之亦然。与权力均势中的“你之安全即为我之威胁”的安全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三，在集体安全中，国家安全并不是竞争性的，而是合作性的。国家安全从相互孤立、赤裸裸的“你失即我得，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关系”转变为相互依赖的、“你得即我得，你失即我失”的“双赢关系”。国家间不再为彼此力量的均势而展开军备竞赛，而是通过共同维持整个秩序的和平和稳定来实现自身的安全。冲突和威胁在集体安全中可以通过国家安全的合作和集中得到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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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集体安全面临着强大的阻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家安全困境”仍在起作用。一方面，国家安全的相对性和集体安全所要求的绝对性之间存在矛盾。由于各国对集体安全的有效性存在疑虑，在支持集体安全的同时，时刻通过各种手段保护和加强自己的国家安全，这不免挖了集体安全的“墙角”，更加剧了集体安全的不可靠性。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的竞争性与集体安全所要求的合作性之间也存在矛盾。在国际政治现实生活中，美国与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国家安全显然具有竞争性，这与集体安全的要求是向背的。联合国组织中各成员国之间的国家安全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合作性，从而给联合国的有效运作带来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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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主权与集体安全的矛盾。集体安全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形态，由主权国家所组成。集体安全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限制和约束成员国的主权，而国家主权同时赋予了国家支持或破坏集体安全的权力和实力，国家主权与集体安全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集体安全试图集中保护成员国的国家安全，为此就不得不将保护国家安全的最高权威集中起来。与其说集中的是一国的对外权力，不如说集中的是国家主权，简单来讲，就是要各国将主权交出一部分由集体安全组织“分享”，这必然与国家主权的本性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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