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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地缘经济学引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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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缘经济学把研究重点放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上，它为本国经济地位所表现出来的担忧，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就不存在。尽管目前国际经济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是在发达国家之间，但是，其中的问题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并且还可以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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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斗争将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斗争，虽然这场斗争最直接的表现是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但是，其实质是国家和国家之间、政府和政府之间、政策水平和政策水平之间的较量，斗争主要表现为以进攻型为主、防守型为辅的形式。在进攻型斗争中，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本国企业进行支持和帮助；在防守型斗争中，政府利用关税等办法把外国的商品挡在国门之外。在这种一出一进中，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的作用决不可低估。中国今天虽然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且鼓励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去摸爬滚打，但是，如果一味地忽视政府在国际经济斗争中的作用，仅仅让中国的企业自己去闯，去锻炼，则会使中国企业的奋斗进程相当困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对企业是放手，还是捆住，而在于政府在参与企业经济活动中对“度”的把握。冷战结束后，国家之间政治斗争仍然存在，而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国家之间经济斗争的终极结果往往不是一目了然的，斗争的形式也不是那样的刀光剑影，这种斗争充分体现的是一国的经济政策水平和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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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再不是争夺领土，而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争夺国际经济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如果一个国家在新的世纪中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领先，它就会首先控制其产品的专利权。这种专利权将使它一定程度上能够操纵和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而又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经常为之苦恼的关税壁垒。在这场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并不一定大国就必定胜利，具有很高国民素质的小国，如果能够在新兴工业中取得科技成功，也有可能主导世界经济。因此，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的因素——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属于哪些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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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今天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克莱茵公式应当加以修改，改变的内容主要是在人和科技方面，新的公式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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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力＝（领土＋工农业＋军事＋政府质量）×人的素质×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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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以前的国际关系中，主要是主权国家在前台扮演主角；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企业和大公司承担了过去主权国家前台角色的相当部分。现在的国际关系，再不纯粹表现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经常表现为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企业和企业、跨国公司和企业、跨国公司和国家，甚至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交叉发展的结果，在地缘经济的环境下，就使得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得多。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一些企业会发现，在他们投入巨大资金开发高科技新产品时，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另一个国家的科技攻关项目。然而，在这里，却让我们有了新的思考。如果我国在21世纪中，在高科技产出的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新一轮的科技攻关，从而使中国经济不仅逐步走向繁荣，而且达到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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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缘经济学家指出，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际合作自然会加强，国际市场将越来越开放。他们一方面认为，在发达国家之间将不会再有战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界流行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战争将不可能打起来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指出，今后世界将很难说不会因经济问题引起战争。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论他们的观点是否互相矛盾，本书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冷战后时代，战争的概念恐怕应当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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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意义上讲，国际战争最重要的内容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的武装斗争。它是政治的继续。在人类以前的战争中，包括冷战时期，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方式都是热兵器的战争。但是，在今天的战争中，武装斗争再不是进行战争的唯一方式。因此，我们认为：战争的定义应当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比一般竞争和冲突要激烈得多的斗争，它既包括武装斗争，也包括非武装斗争，过去人们经常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斗争的根本内容是竞争对其他人和事务的控制权。政治斗争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经济利益的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斗争的集中表现。冷战结束后，过去因经济利益而引起的斗争，在高科技时代，已经不再完全需要通过政治斗争乃至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控制不再是对领土和政府机构的控制，而可以用直接的经济手段达到目的。因此，在经济利益、政治斗争和战争三者的关系上，过去的公式是：经济利益——政治斗争——战争（武装斗争）；今天的公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为：经济利益——战争（非武装斗争）。今天，虽然没有政治上的军备竞赛，却有经济上的“军备竞赛”——高科技产品的发明。没有战场但有市场，没有武装士兵却有高科技专家。人们应当记住的是，只要有战争就会有输赢。以前在战争中失败后，一国在经过3—5年恢复期后，仍然可发展繁荣；今天在战争中失败后，一国要重建繁荣就困难得多了。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场“后冷战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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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两枝世界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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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结束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国际关系将向怎样的方向发展？冷战后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国际关系学现有的理论范式有没有过时？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一部分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以此为机遇，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独辟蹊径地对冷战后时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新的探索，有的学者甚至系统地提出旨在替代目前国际关系研究主流范式的新世界观。詹姆斯·罗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两枝世界政治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中一个十分耀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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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枝世界政治论最早见诸1990年出版的《世界政治大变动：关于变化性和连续性的理论》，之后罗斯诺教授又在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1992年专辑第六卷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两枝世界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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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国际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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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冷战后时代仍然是“极”的世界、冲突的世界，它与冷战时代所不同的仅仅是过去的两极格局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极格局或多极格局。新现实主义认为，冷战后时代是国家中心的时代，只是国家间冲突的背景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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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现实主义式的思路不同，在新自由制度主义影响下的其他学者把冷战后时代的世界谱写成相互依赖和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强、国际关系稳步迈向合作、和平与开放的乐观图景。民主和平论、国际制度论和跨国开放论在冷战后时代赢得了更多的拥护和支持者，他们相信，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也就是民主制度在全球得到普及、国际制度加速发展、跨国相互依赖日益稳固的“意识形态终结”了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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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世界经济领域的学者却有着另一番看法。他们侧重的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在他们眼里，冷战后时代的世界经济主要呈现出区域经济集团和全球一体化的双重趋势，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国界不断萎缩。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急速发展的形势下，一些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冷战后时代国际关系的学者否认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坚持的国家中心论，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国家的分别对于世界经济的运作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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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是不同于以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论者的第四种学者。他既不同意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论，也不赞同经济全球化论者忽视国际关系中政治要素的做法。罗斯诺“后国际政治”（post-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表示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36)。所谓“后国际政治”，主要表达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它要说明，随着冷战后时代中跨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以往界限较为明确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如今不再泾渭分明，而是日渐让位于不断扩张的“国内—国外边界”（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因此，国际政治的时代正在被后国际政治的时代所取代。第二，后国际政治仍然强调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以探讨新条件下世界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动为己任。第三，后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三个基本政治范畴（个人、集体和全球事务的整体结构）正经历重大变革。1999年2月10日，罗斯诺在会见笔者时说，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已不够用了，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应该寻求新的途径，以新的理论思路去反映变革的时代。两枝理论就是这样一种新思路。他还告诉笔者，他已出版了近60本书，但他认为最好的是体现“两枝世界政治”论的《世界政治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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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合论”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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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政治向后国际政治的转变促使罗斯诺提出一套系统的世界观以取代他认为不再合乎时宜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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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称这一新世界观为分合论（fragmegration）。“分合论”是两枝世界政治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在讨论正题之前有必要对它作个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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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诺看来，全球化冲击下的后国际政治同时产生了分散化（fragmentation）和一体化（integration）两种矛盾而统一的趋势。分散化主要受次国家行为体的推动，而一体化则受跨国家行为体的推动。所谓“分合”，其英语单词即是把与分散化fragmentation中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与一体化integration中的后半部分“-gration”拼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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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笔下的世界观指的是一套拥有自己的本体论（ontology）、范式（paradigm）和理论（theory）的系统思维框架。罗斯诺依据本体论、范式和理论三项指标，对属于旧世界观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自己创造的新世界观分合论进行了对比。列简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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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分合论对照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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