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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作为占主流地位的两种世界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之处。就本体论而言，两者都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而且国家间的边界是坚固而不可渗透的。这一点，反映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基础——国家中心论。但在范式上，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间关系中冲突的一面，自由主义则强调国家间关系中合作的一面。于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最终阐发的理论反映出了这种范式上的差别。现实主义关注国家间在安全问题上的权力斗争，并进一步将其延伸到国际合作领域上的相对收益问题上，因此孕育了均势理论。自由主义则关注经济领域上的国际合作可能产生的绝对收益，因此揭示出国际制度合作的潜力，提出系统的国际制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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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的分合论首先从本体论上针锋相对地驳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中心论和国家边界不可渗透论，指出各式各样的跨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涌现已经撼动了往日铁板一块的主权制度。进而，在范式上，分合论强调国际关系中冲突与合作、分散化与一体化因素同时存在和不可分离，单单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够的。最后，归结到理论上，分合论系统阐述了动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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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合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比关系上，我们发现，分合论的一大特点是，具有极强的包容力和综合性。它既在本体论上兼顾国家和非国家两类行为体，又在范式上融合冲突与合作两种趋势。如果建立一个范式与本体论的2×2模式表，分合论的坐标就可以被非常形象地反映出来（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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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论坐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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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模式图中，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形态单边主义处于国家行为体中心——冲突区，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形态多边主义处于国家行为体中心——合作区，分合论则兼跨图中的四个区位，与单边主义、次团体主义、多边主义和跨国主义都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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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枝世界政治及其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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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较突出的有三种基本矛盾和冲突：一体化与分散化，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继承与变革。其特点是下列国际现象同时存在：“分散化的主义国家、处于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脆弱的国际政治关系和骚动不安的民众”。据此，他提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三层面、三参数的分析”，即微观层面上的个人行为分析、宏微观（中观）层面上的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分析以及宏观层面上的国际体系分析，重点在第三层面。罗斯诺强调，冷战后世界已出现从“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无政府体系向这一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世界政治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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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参数是公民技能。罗斯诺指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信息技术革命、跨国社会交往和相互依赖生活的复杂性正在日益造就出一大批政治上更为敏感、情感上更为自主的公民。于是，民众将更为熟练地对影响到他的自身的公共政策、对他的自身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对他们的个人行为汇总为社会后果的过程等政治性的事务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评价。这些导致了一场公民技能的革命。罗斯诺主持了一项公民个人技能变化的研究，他通过对一些社会“精英”（国会议员、国会听证会证人和大报的撰稿人）关于三个公共政策领域（国际贸易、对外政策和人权）言论记录的分析，发现被分析者的政治技能在相隔较远的一段时间内增长了9％到14％。他还对公民政治技能革命的意义作了总结：“人们将更易于参与集体行动，向公共制度和公共组织施压，以满足私人的要求。”(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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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时代公民技能革命的现实对人们的固有意识发起了挑战。从此，学者们再也不能假定公民技能是一个常量，进而，许多社会理论（包括国际政治理论）都需要加以修正。但是，公民技能革命并不意味着不同的公民群体拥有的技能水平将实现均衡。实际上，“精英”和大众在政治技能上的差距将继续存在下去，社会“精英”将继续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强的政治分析能力。不过，在技能革命的影响下，“精英”和大众政治技能水平的差距却有可能缩小，因而尽管“精英”们将继续控制社会资源、通讯手段和决策过程，但他们为得到政治技能不断上升的公众的支持，不得不接受他们的限制和监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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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参数指的是权威结构。罗斯诺指出，公民技能的革命对政治权威体系施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巨大、都更持久的政治压力，乃至导致权威危机的出现。在过去，权威的合法性可以来自宪政制度，公民也倾向于与他们选出的政府合作，服从政府官员的指令。但公民技能革命的出现改变这一切。政府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权威越来越需要满足公民提出的要求，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建立在绩效标准的基础上。社会权威依然可以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但他们在挑剔的公众面前解决实质性问题的能力的确是下降了，因为他们随时都面临失去公众支持和合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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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公民的技能革命以及群众向政府施加的绩效合法性标准并不意味着权威结构向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权威结构既有可能向上重组，也有可能向下重组。所谓向上重组，指的是公民唯有通过建立在更广阔地域范围上的权威才能实现他们的绩效要求。也就是说，公民觉得，原来较小的集体只有团结为更大的集体，才能满足他们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在现实中，欧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向下重组，指的正好相反。它源于公民的解体性要求。也就是说，当公民觉得只有更小一些的共同体才能使他们得到更高一些的政府绩效的话，权威结构将向分散化方向发展。苏联的解体、魅北克要求独立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从权威危机的逻辑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发展成形的民族国家主权制度面临着根本转型的挑战。这就是权威重组对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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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参数是指世界政治的两枝结构（bifurcated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由于全球化的冲击，世界政治领域发生了公民技能革命和权威结构重组。两者进而导致整个世界政治的根本结构向两枝化方向发展。所谓两枝化，指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state-centric world）和多中心的世界（multi-centric world）逐渐从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即从“两超”到“两枝”的演变（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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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到“两枝世界政治”的格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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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期间，世界政治基本上是国家为中心，先是两极对立，美苏及其北约和华约对抗，后中苏分裂，德日崛起，世界政治呈现多元化趋势，主要角色为美国及其盟国、苏东、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80年代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国际相互依存的发展直至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世界政治多中心的格局逐步形成，与国家为中心格局并存，构筑起冷战后时期的两枝世界政治。罗斯诺说：“国家为中心世界里的行为者与多中心世界的对等行为者（各种各样的跨国和次国家行为者）发生竞争、合作、互动或共存的关系，我称这两种政治的世界为两枝全球体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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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与多中心的世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的区别可列表如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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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认为，在后国际政治时代，种种跨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多中心世界正在削弱着国家中心的世界拥有的支配地位。罗斯诺为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次国家政府与官僚机构、职业社团、跨国组织、政党等等）起名“不受主权束缚的行为体”（sovereignty-free actors），而把国家命名为“受主权束缚的行为体”（sovereignty-bound actors），可见世界政治两枝化趋势对主权制度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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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指出，尽管世界政治两枝化趋势并没有把主权国家推向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但它们已不再是惟一的主要行为体了。在后国际政治时代里，各国既要考虑如何对付与它们同处在一个世界中的对手（即国家中心世界中的其他主权国家），还要考虑如何处理与另外一个世界中的行为体（即多中心世界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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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动荡理论的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参数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动的。从哲学的起源论角度看，似乎微观参数决定着中观参数，再进而决定宏观参数。但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而言，三种参数一旦全部生成，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再以谁决定谁的辞句来加以界定了。在全球化的现实中，情况也是一样的。三种参数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后国际政治时代世界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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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治理观”与“两枝世界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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