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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时代公民技能革命的现实对人们的固有意识发起了挑战。从此，学者们再也不能假定公民技能是一个常量，进而，许多社会理论（包括国际政治理论）都需要加以修正。但是，公民技能革命并不意味着不同的公民群体拥有的技能水平将实现均衡。实际上，“精英”和大众在政治技能上的差距将继续存在下去，社会“精英”将继续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强的政治分析能力。不过，在技能革命的影响下，“精英”和大众政治技能水平的差距却有可能缩小，因而尽管“精英”们将继续控制社会资源、通讯手段和决策过程，但他们为得到政治技能不断上升的公众的支持，不得不接受他们的限制和监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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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参数指的是权威结构。罗斯诺指出，公民技能的革命对政治权威体系施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巨大、都更持久的政治压力，乃至导致权威危机的出现。在过去，权威的合法性可以来自宪政制度，公民也倾向于与他们选出的政府合作，服从政府官员的指令。但公民技能革命的出现改变这一切。政府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权威越来越需要满足公民提出的要求，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合法性越来越建立在绩效标准的基础上。社会权威依然可以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但他们在挑剔的公众面前解决实质性问题的能力的确是下降了，因为他们随时都面临失去公众支持和合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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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公民的技能革命以及群众向政府施加的绩效合法性标准并不意味着权威结构向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权威结构既有可能向上重组，也有可能向下重组。所谓向上重组，指的是公民唯有通过建立在更广阔地域范围上的权威才能实现他们的绩效要求。也就是说，公民觉得，原来较小的集体只有团结为更大的集体，才能满足他们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在现实中，欧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谓向下重组，指的正好相反。它源于公民的解体性要求。也就是说，当公民觉得只有更小一些的共同体才能使他们得到更高一些的政府绩效的话，权威结构将向分散化方向发展。苏联的解体、魅北克要求独立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从权威危机的逻辑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发展成形的民族国家主权制度面临着根本转型的挑战。这就是权威重组对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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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参数是指世界政治的两枝结构（bifurcated structure of world politics）。由于全球化的冲击，世界政治领域发生了公民技能革命和权威结构重组。两者进而导致整个世界政治的根本结构向两枝化方向发展。所谓两枝化，指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state-centric world）和多中心的世界（multi-centric world）逐渐从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即从“两超”到“两枝”的演变（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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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到“两枝世界政治”的格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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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期间，世界政治基本上是国家为中心，先是两极对立，美苏及其北约和华约对抗，后中苏分裂，德日崛起，世界政治呈现多元化趋势，主要角色为美国及其盟国、苏东、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等。80年代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国际相互依存的发展直至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世界政治多中心的格局逐步形成，与国家为中心格局并存，构筑起冷战后时期的两枝世界政治。罗斯诺说：“国家为中心世界里的行为者与多中心世界的对等行为者（各种各样的跨国和次国家行为者）发生竞争、合作、互动或共存的关系，我称这两种政治的世界为两枝全球体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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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与多中心的世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的区别可列表如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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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认为，在后国际政治时代，种种跨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多中心世界正在削弱着国家中心的世界拥有的支配地位。罗斯诺为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次国家政府与官僚机构、职业社团、跨国组织、政党等等）起名“不受主权束缚的行为体”（sovereignty-free actors），而把国家命名为“受主权束缚的行为体”（sovereignty-bound actors），可见世界政治两枝化趋势对主权制度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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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指出，尽管世界政治两枝化趋势并没有把主权国家推向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但它们已不再是惟一的主要行为体了。在后国际政治时代里，各国既要考虑如何对付与它们同处在一个世界中的对手（即国家中心世界中的其他主权国家），还要考虑如何处理与另外一个世界中的行为体（即多中心世界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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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动荡理论的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参数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动的。从哲学的起源论角度看，似乎微观参数决定着中观参数，再进而决定宏观参数。但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而言，三种参数一旦全部生成，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很难再以谁决定谁的辞句来加以界定了。在全球化的现实中，情况也是一样的。三种参数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后国际政治时代世界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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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治理观”与“两枝世界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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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指出，世界政治走向两枝化，使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分属各个主权国家独自加以管辖的一些事务如今在国内—国外边界上不再十分明确，同时，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概念开始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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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外边界上的国际治理模式如果不是主权管辖的话，又会是什么呢？罗斯诺创造了“权威领域”（spheres of authority）一词，意在表明，原来可以划归不同领土进行管辖的事务现在要在权威领域中进行处理了。权威领域不仅不具有领土性，它甚至也不是跨国性质的，因为它不必考虑任何国家的因素。国家，如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一样，都要在权威领域中争得属于它自己的那一份权力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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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列举了十种他认为已被国际关系文献广泛接受的权威领域：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不受主体约束的行为体、问题网络、政策网络、社会运动、全球市民社会、跨国联盟、跨国游说集团和认知共同体。罗斯诺强调，许多国际治理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实现从主权管辖到权威领域的观念转换。不同的行为体在不同的权威领域可能具有不等的权力，因此一种行为体在一种权威领域可以获得其他行为体的服从，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的权威领域上它依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于是，当发现国家在某一权威领域中超乎其他行为体之上时，我们不能说这是国家的主权管辖职责在起作用，我们只能认为这是该权威领域上的具体治理情况使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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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状态的理论分析可以把权威领域上的国际治理模式说得井井有条，但面临全球化冲击的人们却往往会在一体化与分散化的两难处境中手足无措。尤其是次国家主义或次团体主义给世界和平与人类团结协作带来的负面效应，迫切需要人们正确地进行规范选择。罗斯诺认为，有四点原因可以使我们对全球化冲击下人类的规范选择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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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类在很多方面仍然倡导整体性的价值观。比如，人们对普遍人权标准的认同，对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艾滋病传播、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关注都说明全人类共处一体的价值观并没有过时。其次，世界的相互依赖趋势其实也在把每个人的日常经历联系在了一起，并且使个人事务、国家事务和世界事务也紧密相连。于是，个人对其自身在影响宏观结果的社会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加深认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也在加强。再次，目前次团体主义泛滥的形势，与许多领导人误以为集体价值观念不需要灌输普通大众就自然会认识到的想法和做法有关，当领导人充分注意到宣传整体性价值观的必要性时，分散化与一体化的趋势会重现积极的平衡。最后，出于某种周期循环律，当人们发现次团体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很多实际恶果时，人们价值偏好的钟摆自然又会重新倾向积极的整体性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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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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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国外边界上》一书中，罗斯诺总结出了人们面对国际关系重大变化时的四种反应。第一，是视之为肤浅的表面现象而置之不理；第二，是承认这些变化，但不认为它们重要到能使国际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变的程度；第三，是指出这些变化早已有之，只是人们至今才意识到了它的存在而已；第四，是认可这些变化对塑造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重大意义(45)。罗斯诺选择了第四种立场。从理论本身的逻辑看，罗斯诺弃之不顾的另外三种反应也都可以自圆其说。到底哪种态度更实事求是、贴近国际关系的现实，也只能等待实践的检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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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罗斯诺关于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两枝化趋势的论述，很容易使人把罗斯诺所声称的后国际政治即国际关系在当前的转型，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出现之前的中世纪国际关系作一对照。对照的结果，恐怕是对“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的赞同。所谓“新中世纪主义”，指的是国际关系从近代发展到现在，在新的条件下重现中世纪时期西欧国际关系的基本景象：西欧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拥有跨越国界的影响力，而目前的跨国行为体履行的也是相似的功能；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在一个国家内部从下而上地分割着君主的权力，这同当前的次国家行为体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西欧的封建君主在罗马教会和领主的削弱下并不享有真正的主权，这似乎又同当前主权制度面临全球化挑战的情形有类似之处。“新中世纪主义”的说法到底是智慧的类比，还是诱人的陷阱？这同样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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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的两枝世界政治论不乏犀利的洞见和系统的论证，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众所公认的。美中不足的是，善于发明新词汇的罗斯诺有两处关键的概念建构容易让人产生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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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处是“国家中心的世界”和“多中心的世界”。照罗斯诺的实际含义，“国家中心的世界”实际就是指国家，而“多中心的世界”则指代非国家行为体。罗斯诺特意发明两个新概念去指代广为人知的国际关系现象，不仅给人添麻烦，而且产生三点不妥。首先，同一个国际关系现实居然冒出两个“世界”，逻辑上说不过去。其次，“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里其实只有国家，何必加一个“为中心”的字样，“多中心的世界”也同理。第三，如果罗斯诺把“国家中心的世界”比作过去的情形，而用“多中心的世界”喻指目前的趋势，即说明国际关系正处在由“国家中心的世界”向“多中心的世界”转变的过程中，效果会很好。但罗斯诺并没有明确说明这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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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处是“权威领域”。在列举十大权威领域时，罗斯诺谈到的都是些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在这十个例子当中甚至还有意义基本相同的（如非国家行为体和不受主体束缚的行为体）。真不知道“权威领域”所指究竟为何物，是指俗称的“问题领域”呢？还是仅仅充当“非国家行为体”的同义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