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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评价一个理论的优劣，最终要看它传达的基本思想。那么，罗斯诺是怎么阐述“两枝世界政治”呢？他认为，该论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将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他强调，两枝世界政治不是平衡的，全球政治为中心是其重要支点，重要性大于国家为中心。很明显，罗斯诺想传递的含义是，多中心世界政治实际上是结合“美国第一”和“美国的世界领导责任”的全球为中心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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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170293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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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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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在《外交季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首次阐发了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在那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否决定世界政治前途的问题。3年后，亨廷顿又将这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专著，取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对其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更系统的阐述和论证，并回答了他当时提出的问题，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重建国际秩序则是防止战争的最佳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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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一出台，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亨廷顿引发的这场关于文明差异是否必然导致战争的世界性争论，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与凯南的“遏制论”相提并论，称得上“世纪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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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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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46)这样，亨廷顿不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和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而且看作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核心和命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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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明差异引起冲突？为什么不同文明的国家比同一文明的国家更容易走向战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曾提供六点理由。第一，文化之间“真正的”和“基本的”差异将引发战争。几个世纪以来，“文明之间的差异曾经引发过最漫长，最激烈的冲突”。第二，由于“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并且文化之间的摩擦越来越深，由此带来的紧张局势就会越来越严重。第三，现代化和社会变迁“正把人们从传统的狭隘的个性中解脱出来”，结果导致“宗教的介入填补这一真空。”第四，对西方思想的价值观日益剧烈的反对将加剧文明的冲突。第五，“相对政治和经济，文化的特性和差异更缺乏易变性，因此也就更不容易协商和解决。”第六，“正在增长的经济地区主义”使“文明意识进一步增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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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点原因中，第一点或许并没有像亨廷顿说的那样真实；第五点只是一种观察经验，而不是理由。当亨廷顿认为，相对其他因素，“文化的特性和差异更缺乏易变性”时，他也许是对的，但他并不是在讨论战争的原因问题。因为，如果那些文化差异并没有引起不和，那么它们的不变性就与冲突的级别无关。虽然文明之间的差异确实助长、促成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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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四点原因，从根本上讲，并非文化事项。它们不是由文化引发的，而是导源于现代化和全球主义，即现代科学、技术、自由市场体制，以及代议制民主在全球范围的加速扩展。而且它们实际上维护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说——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这些原因是暂时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它们所指向的是统一的全球主义，而不是狭隘的文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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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重建》中，亨廷顿进一步对他的文明冲突观作了深入的阐发。亨廷顿首先指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文明间冲突，在亨廷顿看来，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裂带冲突；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国冲突。其次，亨廷顿认为断裂带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不仅如此，断裂带战争通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的神的人民之间。再次，亨廷顿从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断裂带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最后，亨廷顿指出，由于断裂带战争是间断性的、无休止的，因此永久性地结束断裂带战争是不可取的，而只能暂时地休止断裂带冲突。这通常需要主要参与者的疲惫枯竭和非主要参与者的积极介入。“休止断裂带战争，阻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裂带战争自下而上，断裂带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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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中，亨廷顿把文明冲突的根源进一步归结为与冷战结束相伴随的政治忠诚取向的深刻变换。对于亨廷顿来说，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历史分界线。他认为，人们对国家的忠诚随着冷战的结束开始让位于对文明的忠诚。他说：“在冷战后世界，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49)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更大的文化实体，即“文明”的认同和忠诚，并且这种转换正在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因此，在对民族主义思想提出的直接挑战中，亨廷顿断定：不论精英还是大众都将越来越与那些与他们共享独特文化的其他国家认同，认同方面的这种变换将极大地减少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同时加剧文明之间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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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限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明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裂带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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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于为什么冷战的结束会使忠诚以他所描述的方式发生变换，亨廷顿却从来没有给予让人信服的解释。他声称，全球化和不同文化之间日益增加的联系，使广泛的文明认同变得更加强有力，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理论来阐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对“文明”的忠诚现在正在上升为主导力量？为什么文化或种族关系不再关注国家而是关注更广泛的文明观念？亨廷顿没有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不仅缺少答案，而且他提出的分析和引证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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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重建》用了大约300多页的篇幅对世界政治作了文化分析，但亨廷顿从未解释为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认为，文化价值观难以妥协，“对于那些异己的能够对自己构成伤害的人，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表示出不信任，并把他们看作是一种威胁。”(50)然而，这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文明间冲突将会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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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通过引证当代政治领袖使用文明辞令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论点。毫不奇怪，他对这些言辞信以为真，并把它们看作是说明文明亲和力日益增长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李光耀或卡扎菲说了什么，因为政治辞令可能具有多种功能，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领袖（或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将要做什么，以及为了“文明”的利益，他们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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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不仅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还在该书中提供了决定性的反面论据。亨廷顿为了证明当代伊斯兰国家的冲突本性，列了一个关于现代种族—政治冲突的图表，但是该图表却相反地证明各文明内部冲突发生的频率比文明之间的冲突高出50％（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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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政治冲突（1993—19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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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是对亨廷顿核心观点的直接驳斥，它突出的只是如下事实：文化差异在解释后冷战世界全球冲突的起源问题上只居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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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战后的世界将是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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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在《重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冷战后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52)虽然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者，但它们越来越根据文明界定自身利益。结果，国家经常与那些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或相互结盟，而与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正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地区政治是种族政治，全球政治则是文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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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文化归属，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53)和“人们认同的最广泛的文化实体”。这里的“文化”意指“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或“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54)。在汤因比、斯宾格勒、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亨廷顿确认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55)。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就是由这八种主要文明构成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则是这八种主要文明相互影响、合力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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