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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指出，世界政治走向两枝化，使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分属各个主权国家独自加以管辖的一些事务如今在国内—国外边界上不再十分明确，同时，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 governance）概念开始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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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外边界上的国际治理模式如果不是主权管辖的话，又会是什么呢？罗斯诺创造了“权威领域”（spheres of authority）一词，意在表明，原来可以划归不同领土进行管辖的事务现在要在权威领域中进行处理了。权威领域不仅不具有领土性，它甚至也不是跨国性质的，因为它不必考虑任何国家的因素。国家，如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一样，都要在权威领域中争得属于它自己的那一份权力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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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列举了十种他认为已被国际关系文献广泛接受的权威领域：非政府间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不受主体约束的行为体、问题网络、政策网络、社会运动、全球市民社会、跨国联盟、跨国游说集团和认知共同体。罗斯诺强调，许多国际治理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实现从主权管辖到权威领域的观念转换。不同的行为体在不同的权威领域可能具有不等的权力，因此一种行为体在一种权威领域可以获得其他行为体的服从，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的权威领域上它依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于是，当发现国家在某一权威领域中超乎其他行为体之上时，我们不能说这是国家的主权管辖职责在起作用，我们只能认为这是该权威领域上的具体治理情况使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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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状态的理论分析可以把权威领域上的国际治理模式说得井井有条，但面临全球化冲击的人们却往往会在一体化与分散化的两难处境中手足无措。尤其是次国家主义或次团体主义给世界和平与人类团结协作带来的负面效应，迫切需要人们正确地进行规范选择。罗斯诺认为，有四点原因可以使我们对全球化冲击下人类的规范选择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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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类在很多方面仍然倡导整体性的价值观。比如，人们对普遍人权标准的认同，对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艾滋病传播、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的关注都说明全人类共处一体的价值观并没有过时。其次，世界的相互依赖趋势其实也在把每个人的日常经历联系在了一起，并且使个人事务、国家事务和世界事务也紧密相连。于是，个人对其自身在影响宏观结果的社会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不断加深认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也在加强。再次，目前次团体主义泛滥的形势，与许多领导人误以为集体价值观念不需要灌输普通大众就自然会认识到的想法和做法有关，当领导人充分注意到宣传整体性价值观的必要性时，分散化与一体化的趋势会重现积极的平衡。最后，出于某种周期循环律，当人们发现次团体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很多实际恶果时，人们价值偏好的钟摆自然又会重新倾向积极的整体性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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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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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国外边界上》一书中，罗斯诺总结出了人们面对国际关系重大变化时的四种反应。第一，是视之为肤浅的表面现象而置之不理；第二，是承认这些变化，但不认为它们重要到能使国际关系发生结构性转变的程度；第三，是指出这些变化早已有之，只是人们至今才意识到了它的存在而已；第四，是认可这些变化对塑造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重大意义(45)。罗斯诺选择了第四种立场。从理论本身的逻辑看，罗斯诺弃之不顾的另外三种反应也都可以自圆其说。到底哪种态度更实事求是、贴近国际关系的现实，也只能等待实践的检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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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罗斯诺关于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两枝化趋势的论述，很容易使人把罗斯诺所声称的后国际政治即国际关系在当前的转型，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出现之前的中世纪国际关系作一对照。对照的结果，恐怕是对“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的赞同。所谓“新中世纪主义”，指的是国际关系从近代发展到现在，在新的条件下重现中世纪时期西欧国际关系的基本景象：西欧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拥有跨越国界的影响力，而目前的跨国行为体履行的也是相似的功能；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在一个国家内部从下而上地分割着君主的权力，这同当前的次国家行为体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西欧的封建君主在罗马教会和领主的削弱下并不享有真正的主权，这似乎又同当前主权制度面临全球化挑战的情形有类似之处。“新中世纪主义”的说法到底是智慧的类比，还是诱人的陷阱？这同样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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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诺的两枝世界政治论不乏犀利的洞见和系统的论证，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众所公认的。美中不足的是，善于发明新词汇的罗斯诺有两处关键的概念建构容易让人产生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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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处是“国家中心的世界”和“多中心的世界”。照罗斯诺的实际含义，“国家中心的世界”实际就是指国家，而“多中心的世界”则指代非国家行为体。罗斯诺特意发明两个新概念去指代广为人知的国际关系现象，不仅给人添麻烦，而且产生三点不妥。首先，同一个国际关系现实居然冒出两个“世界”，逻辑上说不过去。其次，“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里其实只有国家，何必加一个“为中心”的字样，“多中心的世界”也同理。第三，如果罗斯诺把“国家中心的世界”比作过去的情形，而用“多中心的世界”喻指目前的趋势，即说明国际关系正处在由“国家中心的世界”向“多中心的世界”转变的过程中，效果会很好。但罗斯诺并没有明确说明这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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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处是“权威领域”。在列举十大权威领域时，罗斯诺谈到的都是些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在这十个例子当中甚至还有意义基本相同的（如非国家行为体和不受主体束缚的行为体）。真不知道“权威领域”所指究竟为何物，是指俗称的“问题领域”呢？还是仅仅充当“非国家行为体”的同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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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评价一个理论的优劣，最终要看它传达的基本思想。那么，罗斯诺是怎么阐述“两枝世界政治”呢？他认为，该论在今后很长时期内将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他强调，两枝世界政治不是平衡的，全球政治为中心是其重要支点，重要性大于国家为中心。很明显，罗斯诺想传递的含义是，多中心世界政治实际上是结合“美国第一”和“美国的世界领导责任”的全球为中心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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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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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在《外交季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首次阐发了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在那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否决定世界政治前途的问题。3年后，亨廷顿又将这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专著，取名《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对其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更系统的阐述和论证，并回答了他当时提出的问题，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重建国际秩序则是防止战争的最佳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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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一出台，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亨廷顿引发的这场关于文明差异是否必然导致战争的世界性争论，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与凯南的“遏制论”相提并论，称得上“世纪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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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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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46)这样，亨廷顿不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和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而且看作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核心和命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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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明差异引起冲突？为什么不同文明的国家比同一文明的国家更容易走向战争？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曾提供六点理由。第一，文化之间“真正的”和“基本的”差异将引发战争。几个世纪以来，“文明之间的差异曾经引发过最漫长，最激烈的冲突”。第二，由于“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并且文化之间的摩擦越来越深，由此带来的紧张局势就会越来越严重。第三，现代化和社会变迁“正把人们从传统的狭隘的个性中解脱出来”，结果导致“宗教的介入填补这一真空。”第四，对西方思想的价值观日益剧烈的反对将加剧文明的冲突。第五，“相对政治和经济，文化的特性和差异更缺乏易变性，因此也就更不容易协商和解决。”第六，“正在增长的经济地区主义”使“文明意识进一步增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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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点原因中，第一点或许并没有像亨廷顿说的那样真实；第五点只是一种观察经验，而不是理由。当亨廷顿认为，相对其他因素，“文化的特性和差异更缺乏易变性”时，他也许是对的，但他并不是在讨论战争的原因问题。因为，如果那些文化差异并没有引起不和，那么它们的不变性就与冲突的级别无关。虽然文明之间的差异确实助长、促成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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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四点原因，从根本上讲，并非文化事项。它们不是由文化引发的，而是导源于现代化和全球主义，即现代科学、技术、自由市场体制，以及代议制民主在全球范围的加速扩展。而且它们实际上维护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说——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这些原因是暂时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它们所指向的是统一的全球主义，而不是狭隘的文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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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重建》中，亨廷顿进一步对他的文明冲突观作了深入的阐发。亨廷顿首先指出，“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文明间冲突，在亨廷顿看来，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裂带冲突；在全球或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国冲突。其次，亨廷顿认为断裂带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不仅如此，断裂带战争通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的神的人民之间。再次，亨廷顿从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断裂带战争爆发的原因：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化，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政治上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最后，亨廷顿指出，由于断裂带战争是间断性的、无休止的，因此永久性地结束断裂带战争是不可取的，而只能暂时地休止断裂带冲突。这通常需要主要参与者的疲惫枯竭和非主要参与者的积极介入。“休止断裂带战争，阻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裂带战争自下而上，断裂带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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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中，亨廷顿把文明冲突的根源进一步归结为与冷战结束相伴随的政治忠诚取向的深刻变换。对于亨廷顿来说，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历史分界线。他认为，人们对国家的忠诚随着冷战的结束开始让位于对文明的忠诚。他说：“在冷战后世界，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49)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更大的文化实体，即“文明”的认同和忠诚，并且这种转换正在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因此，在对民族主义思想提出的直接挑战中，亨廷顿断定：不论精英还是大众都将越来越与那些与他们共享独特文化的其他国家认同，认同方面的这种变换将极大地减少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同时加剧文明之间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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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限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明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裂带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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