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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是对亨廷顿核心观点的直接驳斥，它突出的只是如下事实：文化差异在解释后冷战世界全球冲突的起源问题上只居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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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战后的世界将是一个多极、多文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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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在《重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冷战后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52)虽然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者，但它们越来越根据文明界定自身利益。结果，国家经常与那些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或相互结盟，而与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正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地区政治是种族政治，全球政治则是文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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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将文明定义为“人的最高文化归属，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53)和“人们认同的最广泛的文化实体”。这里的“文化”意指“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或“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54)。在汤因比、斯宾格勒、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亨廷顿确认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55)。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就是由这八种主要文明构成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则是这八种主要文明相互影响、合力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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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将文明互动的新纪元的起点确定为冷战的结束。那么，冷战结束前世界政治的情形如何呢？从公元1500年到冷战结束，亨廷顿将全球政治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冷战开始前的400多年，全球政治是单极的，即由西方主导，世界只分为西方与非西方两部分；第二阶段：冷战期间的40多年，全球政治是两极的，即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分为三个部分：自由世界、共产主义集团和不结盟国家。显然，亨廷顿的这一划分遵循的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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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亨廷顿却没有进一步将这一原则用于分析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同样，他也没有将范式应用于冷战结束前的世界政治。但这并不表明，在冷战结束前的世界上文明不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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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亨廷顿，1990年前的大国冲突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属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说：“在400多年时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美国，在西方文明内部构成了一个多极国家体系，彼此间互动、竞争和开战。”(56)然而，这个定性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两个非西方大国，日本和俄罗斯，在这400多年中，也在与西方（及其他地方）“互动、竞争和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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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加进日本和俄罗斯，那么历史记载能说明什么呢？1800年以来，世界上主要发生了四次霸权主义冲突（拿破仑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和冷战），其中每一次都卷入了两种文明以上的国家。另外，大多数其他有大国卷入的战争（包括它们的殖民战争）也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因此，亨廷顿声称“在冷战后世界里，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显然与历史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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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个谬误还令人对亨廷顿的下面论断产生怀疑，即：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大的历史分界线。亨廷顿之所以把冷战后的世界看作是多极和多文明的，就在于它认为：（1）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的政治忠诚取向发生了从国家到文明的深刻变换；（2）冷战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大大多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说，冷战后，“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将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贫富之间或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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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此，亨廷顿才主张把冷战后的世界看作是多文明的，并以此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他认为：“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58)在未来时代，主要文明间战争的防止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1）弃权规则，即核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2）合作调节规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裂带战争；（3）求同规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总之，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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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00年左右时间里，国家，特别是大国，一直是世界事务的核心行为者。人们一般都承认这些国家属于不同的文明，但却没有人认为这些差别对于理解国际政治至关重要。更没有人要求以文明为单位建构世界秩序。亨廷顿的观点可谓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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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亨廷顿的“文明”不具备国家的功能，缺乏作为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基本条件。文明不同于国家，“文明”不做决定，不能决策。它是一种抽象的文化范畴，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机构。相反，国家则具有明确的边界、选定的领袖、确定的决策程序和对政治资源的直接控制权。国家能够动员其居民、收税、施威、答友和作战。简言之，国家能够采取行动，而文明却不能。亨廷领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由于文明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统一体，因此文明本身不会维护秩序、建立司法制度、收税、打仗、商定条约，或做任何其他该由政府做的事情。”(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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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亨廷顿就用文明的“核心国家”对他的观点进行修正；他说：“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60)文明的核心国作为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单位似乎无可置疑，但是，在亨廷顿列举的八大文明中，只有五种分别具有文明性质的重要的核心国家，它们分别是：印度教文明的印度、日本文明的日本、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儒家文明的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美国，而另外三种，即非洲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却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文明缺少核心国时，在文明内部建构秩序或在文明之间协调秩序就会变得极为困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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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核心国与文明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文明的政治成分在不同的文明中是不同的，在同一文明内部也随时间而变化。一种文明可能涵盖一个或多个政治实体，一个国家也可能分享一种或多种文明。随着文明的进化，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政治实体的数量和性质往往要发生变革。在极端情况下，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正好重合。例如日本，它既是一个文明也是一个国家。但在当代世界，大多数文明都包含两个以上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因此，文明的核心国家并不能完全代表文明行事。美国可以代表西方文明，但决不能代表与它同属西方文明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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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权力作为国际社会互动手段的关系问题上，亨廷顿的立场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例如，他说：“文化受权力的制约。如果非西方社会重新受西方化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能是西方权力得到扩张和施展的结果。”(62)“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均势的变换。”(63)亨廷顿对这种文明内部核心国的强调同样重新肯定了以传统现实主义术语界定的“大国”的关键作用。他承认：“核心国冲突中的问题全部是国际政治的经典问题。”(64)例如，相对影响力、经济和军事权力，以及对地域的控制权力。显然，当亨廷顿开始讨论大国问题时，文化就成了无关紧要的因素，文明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就退出了他的分析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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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世界新秩序的重建必须以文明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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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文明的历史，以其他任何方式思考人类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文明之间的关系已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现在正处在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遭遇，是指公元1500年以前的文明关系；第二阶段：冲击，是指16—19世纪，西方兴起后，文明之间间歇、有限、多向度的遭遇，让位于西方文明对其他所有文明持久、强烈、单向度的冲击；第三阶段：互动，是指到了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已从一种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构成单向度冲击的阶段，发展到由全部文明相互之间激烈、持久、多向度互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65)。因此，在亨廷顿看来，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一个多级、多文明的体系，诸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则是构筑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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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亨廷顿，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以下几种强大的趋势形成。第一，西方主导的时代正在终结，几个非西方国家正在作为大国凭借它们自己的权力异军突起；第二，这些新兴大国愈来愈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偏爱它们自己的文化规范，西方物质优越性的持续衰弱也将极大地瓦解其文化吸引力；第三，每种文明内部蕴含的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的源泉将变得愈来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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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把范式比喻为地图。他认为，作为地图的范式，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必须既准确又简单。冷战结束期间，人们提出的关于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主要有以下四种：（1）一个世界：既快乐又和谐；（2）两个世界：我们与他们；（3）大约184个国家构成的世界；（4）极端混乱的无政府世界。亨廷顿认为，这四种范式分别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简单性，但又都同时具有一定的缺陷或不足。比较而言，范式（1）和范式（2）过于简单化，而现实性不足；范式（3）和范式（4）则过于接近现实，而简单性不够。又由于这四种范式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范式，即文明范式取代它们(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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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文明范式不仅吸取了上述四种范式的长处，而且避免了它们的不足。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区分主次、展望未来和指导决策，提供了一个既明晰又简单，既贴近现实又易于掌握的框架。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许多重大发展与文明范式的预言是完全吻合的。“西方”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东正教”塞族人在波斯尼亚相互敌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为克什米尔争吵不休；“东正教”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向穆斯林车臣人和阿塞拜疆人开战；伊斯兰国家在对西方制裁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抵制……粗看起来，最近的事件似乎与亨廷顿的论断惊人地一致。正因为此，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才得到了国际社会某些学者的赞誉。例如，基辛格就称亨廷顿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布热津斯基赞誉《重建》一书，“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国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67)格雷斯认为，亨廷顿不是“只对武器，权力规则和战略联盟感兴趣的冷战之鹰”，而是“通过警戒普遍意识到的危险，为人们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现实主义的后冷战国际关系范式”(68)。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格什曼强调：“亨廷顿为证明自己无与伦比的恢宏视野，他将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分化结合为冷战后全球政治的综合理论。不论人们是否同意他所说的一切，谁都不敢说不被他的智力勇气和创造性打上深深的印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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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检验一个范式的效用，最关键的是看由该范式导出的预见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亦即该范式的预见精确度。亨廷顿把文明范式看作只与冷战后阶段相关联。但是，1990年以来国家行为的历史纪录并没有给亨廷顿的论点多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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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就是一个明证。亨廷顿的范式预言，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比文明内部的冲突更频繁、更激烈。然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攻击的国家与它同属伊斯兰文明，并且只有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联盟才能够挫败它。亨廷顿试图通过争辩说大多数伊斯兰人民事实上是支持伊拉克的来拯救他的论点。然而即使这是真的，他所强调说明的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利益比感觉起来模糊和只有政治上才重要的对一种独特文明实体的忠诚更要紧。简而言之，在海湾战争中，文明认同是毫不相干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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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的情况亦然。虽然波斯尼亚悲剧的某些方面与亨廷顿的观点一致，但其全貌却是对这种观点的有力驳斥。1996年由美国统帅超过5万人的部队部署到波斯尼亚，然而他们在那里并不是去保护西方文化（克罗地亚文化），相反，他们的保护对象却是穆斯林。虽然几个伊斯兰国家的确为波斯尼亚穆斯林提供过一定数量的援助，但事实上西方国家对它们的援助比它们的伊斯兰兄弟国家要多得多。而且，根据文明标准，甚至西方国家也不能结成统一阵线，英国和法国更同情塞尔维亚人，德国人支持克罗地亚人，美国则把大部分援助提供给了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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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亨廷顿对建构世界秩序的现实主义原则不以为然，但他却一直无法否定或摆脱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范式的持久相关性。这一点在《重建》的结尾，当亨廷顿为中国同西方之间的战争设计一种可能的方案时，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这场假想战争的几个细节十分引人注目。第一，战争的序幕是中国对越南的进攻。根据亨廷顿的评判标准，这是一场发生在一种独特文明集团内部的冲突。这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是由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由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引发的。第二，文明因素不论在促使战争的爆发方面，还是在引起战争的升级方面，实际上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战争导源于对石油的竞争，并因其他国家对长期均势的担忧而升级。第三，随后的战争突出了许多重要的文明间联盟（因均势原因结成的）的显要地位。这进一步驳斥了认为文明因素正在成为决定性因素的主张。简单地说，当亨廷顿避开对其范式的详细阐释，转而描述他所认为的21世纪的冲突实际上最可能表现的情形时，他很大程度上忘记了他本人的创作，所依据的仍旧是现实主义政治的传统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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