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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亨廷顿遭到了大多数国际学者的质疑和批判。奈指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此相匹配的认同感。此话不假，但他却只抓住了认同感冲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感冲撞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感冲撞，例如，两伊战争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国家冲突。而且，亨廷顿把整个非洲称为一种‘文明’，但事实上，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非洲内部。”(70)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71)麦哲在透彻分析了亨廷顿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在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72)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认为，亨廷顿犯了两个主要错误：“第一，他没有认识到种族、民族将会像抵制殖民帝国一样，抵制多民族文明集团对它们的兼并；第二，为了强调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他承袭自由主义的简化论，把文化差异看作是国际冲突最根本的促动力，而不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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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亨廷顿的主要错误还在于，他认为个人忠诚的对象越来越集中在“文明”上，而不是集中在民族国家上。但是，作为某种较大“文明”的一部分，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克罗地亚、魁北克、塞尔维亚或斯洛伐克，并没有被说服放弃它们对各自国家的要求。正如作为西方的一部分，并没有使德国减缓统一的步伐一样。因此，在冷战后世界茁壮成长起来的决不是文明，而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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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主义的忽略，乃是文明范式的致命弱点之一。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完全是因为它能够将个人的文化亲近力与实际上能够有所作为的机构——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来，跟过去一样，世界上的主要冲突仍将是国家之间的，而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有些冲突的发生将要跨越文化的世界——类似亨廷顿强调的“断裂带”地区，但文化差异至多只是冲突的次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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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引发战争，恰如文化相像不能保障和谐一样。亨廷顿把未来世界冲突称作文明的冲突，无异于给拥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之间有时相互开战的旧现象贴上了一个新标签。这一点实际上也得到了亨廷顿本人的赞同，因为他写道：“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一直在集团之间引发冲突的因素：对人口、地域、财富和资源的控制，以及相对的权力。”(74)诚如卢本斯特恩和克罗克所说的，亨廷顿的文明范式，“用一个更大的对应物——文明，代替了传统政治现实主义游戏中的基本行为角色——民族国家。但在关键方面，游戏本身动作依旧。”(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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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支持文明范式的论据是相当单薄的。正如鲁斯伯姆所说，“占主导地位的乃是经过新的高超诠释的均势理论。鼓舞人心的是亨利（基辛格）不是山姆（亨廷顿），是梅特涅不是韦伯。”“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只是反映了冷战后外交范式的匮乏，而决不是新的乔治·凯南式的千年洞察。”(76)沃尔特则写道：“在一定意义上，文明范式提供的是一个危险的、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相信它，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它就越可能变为现实。”(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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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下面的话对于我们科学、全面地评价他的文明范式不无裨益：任何一种范式都不可能永远说明问题。文明方法有助于理解20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或21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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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Dialogue, No. 4,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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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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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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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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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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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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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沪宁：“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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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oseph Nye,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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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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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seph Nye, “Soft Power”; Bound to Lead, p.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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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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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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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96年以后关于“软权力”的主要文章有：Joseph Nye and William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1996);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998); Joseph Nye,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999); Joseph Nye, “Hard Power, Soft Pow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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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Nye and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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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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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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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ye,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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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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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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