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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期（70年代至80年代）。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国际安全研究带来推动：国际安全与经济相互依存趋于结合；围绕危机的控制与管理，博弈论、秩序论、理性选择论等渗入国际安全研究。大三角战略关系与安全环境、核军备控制与核裁军、经济相互依存与安全机制等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热门课题。同时，由于美国对越战的反思，使国内问题对安全形势的影响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国际安全研究的队伍在这一阶段得到扩大，不仅历史学家、战略理论家，而且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也加入其中。这一趋势继续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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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化期（90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理论上都给国际安全研究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研究课题出现了进一步“综合化”趋势，戴维·鲍德温称之为“国际安全的多层面研究”（multi-dimensionality）(6)。其特点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组成一种多层面、多方面的综合安全研究框架；经济安全突显出来，强调安全问题不再是单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诸多全球问题，如环境、人口、移民、债务、毒品走私、国际恐怖活动等，为国际安全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合作与国际安全的互动以及用多视角处理国际冲突，成了国际安全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在过去10年里，出现了一个国际安全研究的热潮，对安全问题进行重新思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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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布赞在冷战结束之际，曾提出一个有趣的但有争议的问题：他认为，国际安全是“一个不发达的概念”，在80年代之前缺乏完整的概念和理论框架(8)，其原因是：（1）概念确定本身存在困难；（2）与权力概念重叠；（3）不同流派对此无多大兴趣；（4）决策者发现，安全概念模糊对他们有好处。在冷战时期，只是与军事有关的才算安全问题，其余问题均属“低级政治”，被忽视了。“安全成了一面飘起的旗帜，一个被使用的标签，而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9)。这一情况在冷战结束后开始有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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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安全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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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存在关于国际安全理论探索的三点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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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摩根索到罗伯特·杰维斯，从华尔兹到乔治·奎斯特，在国际关系领域有着关于安全研究的理论分析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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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肯定的是，安全理论问题不会消失，其重要性将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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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长远来看，安全政策必须建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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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论分析较突出的成果是80年代罗伯特·杰维斯在原有的威慑论基础上提出的“理性威慑理论”（RDT）。杰维斯认为，原威慑论强调军事威慑手段，而RDT则把“格局、策略、心理因素和理论选择”结合起来，为国际安全研究设计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其升格到“一个新的理论分析层面”(10)。杰维斯强调，国际体系或结构主义的分析已无法解释战争的根源，应重视认知方面的问题，即误解伴随战争，误解常常成为导致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源。他还认为，现实主义与博弈规则是互补的，具有结构性、战略性和理性的特点，有利于合作与冲突、政治与经济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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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另一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也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对威慑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他的“常规威慑”理论对美国构筑对苏非核威慑战略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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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研究国际安全的两种基本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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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占主导地位，但它不代表国际安全研究的全部。影响国际安全行为的决定因素有：（1）追求安全利益；（2）考虑非安全利益；（3）通过国际合作改变安全困境的程度；（4）改善国内环境。真正属现实主义的只有（1），其余的与新现实主义有关。鲍德温就指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最重视安全研究的是新现实主义，它认为安全是国家首要动机和目标。”(11)如果在安全层面上将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是分析基点，权力是目的，均势和结盟是安全的关键；而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分析基点，安全是目的，两极和核武器是安全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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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现实主义的比较之外，新现实主义在国际安全研究上与新自由主义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安全与世界无政府状态有关，国家追求利益、争夺权力必然导致不安全；安全困境表现为控制盟国、领土和资源的争斗，引发权力转移和均衡失控；只有当均势对主要大国有利时，强有力的国际安全体制才存在，因此，“安全体制在不需要时才有效，而需要时反而无效”。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强调影响安全的因素包括国内外政治结构、文化与价值观，重视民主对安全的影响；发展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性，可避免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增加安全度；健全国际安全体制可以防止或制止国际冲突，维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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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均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应该说它们起到了互补作用。事实证明，仅一种学派的观点是不足以说明和认识国际安全的复杂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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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冷战后国际冲突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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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形势发生激烈变化的10年，世界经历了1990—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后第一次国际安全重大危机（海湾战争），1998—1999年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双动荡，1999年冷战后第二次国际安全重大危机（科索沃战争）。客观形势要求用新的视角对冷战后国际冲突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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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奈在《理解国际冲突》（1993年）一书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冷战后的冲突》。差不多同时，鲍德温也发表了一篇题为《安全研究与冷战的结束》的重要文章，两人的文章初步勾勒出了“新国际冲突论”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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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国际安全角度来看，奈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时期。奈指出，“1500年以来，每一次大国战争之后都伴随着一个不确定时期。此时，政治家们都要试图改变国际体系或对其进行调整，以防止大国战争再次爆发。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个不确定阶段，一次势均力敌的超级大国‘战争’——冷战刚刚结束。”(12)但奈认为，目前的不确定阶段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以往。原因有三：第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最不具确定性的转型期。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决定性的军事对抗或战后协商；第二，大国的兴衰和技术、经济、文化的变化速度都大大加快；第三，未来冲突的根源也许完全不同于最近结束的冷战。冷战部分地植根于意识形态上的紧张状态，但这种紧张状态不可能再现。未来冲突也许将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所限制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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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奈把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分为三大类：“大国战争、地区战争和内部战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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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冲突（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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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冷战结束后合作重于遏制、对话代替对抗的趋势发展，大国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减少，但还不能说已完全消除，大国之间的误解、分歧和安全困境等冲突的导因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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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昔底德以来，历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就已注意到，权力的迅速转移是全球大国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近百年来，几次大国战争的一个深层次的结构原因，就是权力的迅速转移(14)。因为权力转移能够导致衰弱的大国出其不意地袭击正在崛起的对手，或者导致那些自认为国际地位与其军事实力不符的新兴大国侵略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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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冷战结束造成的权力转移却并没有引起新的破坏全球均势的大国冲突，更不用说世界大战了。之所以如此，奈认为，虽然苏联的解体使世界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变迁，但全球均势的实质并未因此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尽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在各个权力层次上都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单极世界已经取代了冷战时的两极世界，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目标仅靠美国实力是无法达到的(15)。当然世界也绝非多极，因为其他大国缺乏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权力资源。确切地说，世界权力在不同层次上被不同国家或地区所瓜分。其中军事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极的，美国拥有洲际核武器，并有一支强大的能在世界范围内作战的海陆空部队。虽然俄罗斯仍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它的常规力量远远小于原苏联，且核能力也大大地减弱了。经济权力则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生产出世界2/3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势头，其崛起速度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但中国的经济权力还不足以成为第四极。另外，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超国家关系层面，权力更是被广泛瓜分。例如，像银行家和恐怖主义分子等多种多样的角色都可能对全球均势产生不可轻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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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其构成性质在冷战结束后的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汉斯·摩根索那里，权力是指“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因此，政治家和外交家通常将权力界定为对人口、地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和政治稳定的拥有。传统意义上，大国的标准主要在于其战争的能力。然而今天，权力的构成和性质已经不再以军事力量和对外征服为重点。在国际权力的构成中，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地理、人口和原材料的重要性却在相对减弱。甚至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权力已经取代军事权力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虽然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经济手段毕竟不能与军事手段的压制力和威慑力相提并论。例如，经济制裁并没能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相反军事打击却很快实现了这一目标。但相对于军事手段，经济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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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经济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这种日益广泛、深入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已成为全球冲突的重要制约因素(16)。像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盟、东盟之类的国际组织和经济联合体的出现，正在使全球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确，跨国经济纽带已使一些公司的归属成为难题。如果一个公司的总部在某个国家，生产线在另外几个国家，而原材料进口、分配系统和出口市场又在另外一些国家，此公司能算哪国的呢？因此，奈指出：“现代社会通向威望、权力和经济成功的道路只能在于高技术生产和人力资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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