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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80 大量的实例表明，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军事力量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花费却越来越大。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已大大提高了冲突的潜在费用，以致大国表示他们将努力防止相互之间的任何直接军事冲突，包括能升级为核战争的常规冲突。1996年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签订进一步降低了爆发全球冲突的概率。现在，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是权力均衡的不确定性和军备竞赛。但核武器的威慑力以及卫星技术能迅速通报新兴大国的军事能力，又使这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变小。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美苏在40年的紧张对峙中从未发生大规模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为什么苏联的衰落、解体带来的巨大权力转移并未引发任何形式的大战危机，而在历史上这种情况大多都伴随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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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82 “总之，权力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均势的性质的变化表明，最危险的全球冲突——美、俄、中、欧、日五个权力中心之间的任何两者或多者的直接冲突——极不可能，历史上权力转移引发冲突的任何一个途径都不可能再现。”(18)但由于潜在误解、安全困境和大国内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因此，全球冲突尚不能完全排除。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变小，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将没有紧张。例如，各国在处理地区冲突的问题上，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上，在维护国际安全、保护自然环境的问题上，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加强经济联系的问题上等等仍然存在着分歧，只是这种分歧和争执不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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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84 地区冲突（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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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86 冷战结束后的巨大权力转移，虽然没有引发任何形式的全球冲突，却出人意料地引发了异常激烈的地区均势冲突，并使这种冲突形式一跃成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主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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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88 奈认为，比大国冲突更为可能、更为现实的威胁，是新崛起的地区大国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确立地区霸权。像海湾战争这类地区性大国均势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要比世界大战大得多。这类战争会有广泛、持续的地区或全球影响，虽然与过去相比，它们导致大国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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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90 任何冲突都是对现状的一种破坏。全球冲突是对全球均势状况的破坏，一般表现为大国战争或世界战争；地区冲突则是对地区均势状况的破坏，常常表现为地区战争或国内战争。冷战的结束使世界上冲突的构成模式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冷战前，世界上冲突以全球冲突为主，地区冲突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据统计，自1500年以来的近500年间，世界上60％的历史处于大国交战状态，其中有9次是大的甚至“世界性”的战争，几乎卷入了所有大国(19)。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冲突中，全球冲突的主导地位却被地区冲突取而代之。全球冲突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小，历史上循环往复争夺霸权的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出现了(20)。与此相反，地区冲突爆发的频率却明显加快，爆发的地点也在不断增多，几乎遍布了世界各主要战略地域。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冲突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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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92 首先，地区冲突发生的频率明显加快。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55年至1989年的45年中，世界各地发生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约有190起。其中，60年代是爆发地区冲突最频繁的高潮期，达70多起，平均每年7起（主要原因在于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80年代发生了28起，平均每年不到3起。从中可以看出，在冷战结束前，地区冲突的数量和频率已大幅度下降。但进入90年代后，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却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在1990年1月至1995年6月的五年半时间里，世界上新旧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高达83起（不重复计算），远远超过60年代高峰期的总数。其中，除了80年代遗留下来的24起外，其余59起都是90年代新爆发的，占总数的70％。这种态势有可能要继续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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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94 其次，地区冲突发生的地域不断扩大。冷战时期，地区冲突主要集中在中东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但冷战后，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域却不断扩大，几乎遍布了世界各主要战略地域。在90年代以来发生的59起冲突和战争中，按地区分布，前苏联、东欧地区有28起，占总数的37.5％；非洲20起，占34％；亚洲8起，占13.5％；中东7起，占12％；拉美2起，占3.5％。显然，前苏联、东欧地区和非洲乃是冷战后爆发地区均势冲突的两个主要地区。另外，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世界各地尚存在着180多个潜在的冲突热点。其中，80个分布在前苏联、东欧地区，20个分布在非洲，其他则散见于中东、亚洲和拉美地区(21)。这些热点如果处理不当或失去控制，就会由潜能变为现实，由热点转化为直接破坏地区均势的军事冲突。冷战的结束不仅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反而使世界上更多的地区趋于动荡。在未来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内，这些地区性冲突仍将以此伏彼起的形式持续下去，仍将作为影响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阻碍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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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96 地区冲突作为冷战后发生可能性最大、频率最高的冲突，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冷战的结束使那些被两极格局深深掩盖着的各种矛盾纷纷暴露出来，并激化为军事对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大国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作为结束语的，并且这种殖民主义是以破坏殖民地种族、宗教和国家的完整性为特征的。今天，世界上多民族国家和多国家民族（即跨国民族，指同一民族分布在许多不同国家）的情况普遍存在。在170多个国家中，只有不到10％是单一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占总人口75％的国家也只有一半，40％的国家是由5个民族构成的。例如，南斯拉夫境内就有5个民族、4种语言、3种宗教和2种文字。这种情况在非洲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千多个民族和语言群体包容在50几个国家里(22)。由于许多国家的边境是由上个世纪的殖民国确立的，而这些殖民国根本不考虑传统的种族界限，致使边界线人为地将同一民族分开，往往使同一种族的人必须生存在不同的甚至敌对的国度里。例如，索马里人除了主要居住在索马里共和国外，还有很大部分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奥格登地区、肯尼亚的北部地区以及吉布提共和国(23)。这无疑为今天遍及全球的种族仇杀、宗教纠纷、民族对立、领土争端埋下了祸根。冷战时代，由于一切都必须服从、服务于美苏两极对抗的需要，这些祸根一直作为次要矛盾居从属地位，而未能获得发作的机会。一俟冷战结束，美苏对抗的主要矛盾不复存在，这些殖民主义的遗产就一跃而成为后冷战世界的主要矛盾，致使各种地区冲灾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上述的冷战后地区冲突中，因殖民统治、冷战格局遗留下来的历史积怨造成的冲突占绝大多数，其中，因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引发的约占40％；因宗教纠纷引发的约占15％；因领土纠纷引发的约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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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898 当然，冷战后地区冲突的迭起，也有其错综复杂的现实原因。这需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大体上，有的地区冲突导源于资源纷争，例如厄瓜多尔与秘鲁两国的边境冲突就是因争夺争议地区的石油资源而引发的；有的地区冲突导源于对国内政权的争夺，例如安哥拉、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阿富汗等国的内战，均是因国内各党派争相控制国家权力而引发的；有的地区冲突则导源于大国势力的介入，例如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波黑冲突。在冷战时期，很多地区冲突或局部战争都是以美苏对抗为背景的。冷战后虽然公开的代理人战争已经消亡，但在一些地区冲突的背后，仍有某些大国的影子。尤其是在某些大国利益交汇的地区冲突中，他们或是直接插手进行干涉，或是提供援助予以支持，使这些地区冲突仍有转化为全球冲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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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00 国内冲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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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02 与全球冲突和地区冲突相比，奈认为，遍布全球的宗派冲突和种族冲突有可能成为冷战后世界上冲突的普遍形式，而且这类冲突常常发生于国内。从冷战结束到1996年，发生了30多次重大冲突几乎都是属于这一类型。最可能爆发这类冲突的地区是非洲和原苏联的边缘地区。虽然这类冲突多数不会立即危及它们的各自边界，但在地理上却具有扩散性，导致人道主义干涉，并逐步对国际安全构成持久性甚至全局性威胁。因此，虽然从全球或地区均势角度来看，大国冲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大国仍将面临困难抉择：如何避免宗派冲突的爆发、升级、扩散和为数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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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04 如果运用比较和归纳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世界冲突特别是地区冲突的根源作进一步的剖析和挖掘，我们不难发现，冷战后的世界冲突不同于冷战时代的一独特之处就在于，冷战期间的世界冲突更多的属于意识形态冲突，而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则更多地属于种族和宗教冲突，亦即奈所指称的“宗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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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06 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紧张，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冷战就是意识形态之战。冷战时代几乎所有的地区冲突都与美苏对抗有关。这些冲突或者由美苏其中一方直接介入，而另一方藏在舞台的背后，像越南战争；或者冲突双方分别由美苏在台下为其撑腰，像阿以中东之战。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外观。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冲突，则是为了巩固共产主义阵营，更好地与美国抗衡，其意识形态色彩更为强烈。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倒塌，共产主义体制的瓦解，原来的意识形态紧张已不复存在了。尽管目前东西方之间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许多价值观念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已不足以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紧张的根据。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地区冲突将逐渐地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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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08 正如前文所述，冷战后的世界冲突植根于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纠纷。种族、宗教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认同感问题上。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最差，因为它仅仅是个体政治信仰或政治行为的反应，不仅不具有牢固的稳定性，而且难以评估和确认；宗教的认同感较为固定，宗教信仰的改变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但最为固定的则要属种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建立在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基础之上，就像人无法改变其出身一样难以变更(24)。因此，冷战一结束，意识形态认同感就让位于种族或宗教认同感，为意识形态而战就让位于为种族或宗教而战了，种族和宗教冲突主要发生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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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10 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本身不具有像法国和挪威那样的相对的种族同一性，加上经济发展与国家管理等问题的广泛存在，致使国民对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忠诚很容易被本种族、语言和宗教集团的忠诚取而代之。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赤裸裸的种族或宗教冲突。例如，在印度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与僧加罗族之间的冲突；在卢旺达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冲突；在肯尼亚吉库尤族与卡伦金族之间的冲突；在土耳其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在克什米尔穆斯林与印度人之间的冲突；在黎巴嫩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在东南亚越南人与柬埔寨人之间的冲突等等，不胜枚举。但这种冲突又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冲突；在北爱尔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在比利时说法语的人与说德语的人之间的冲突；在西班牙巴斯克人与加泰罗尼亚人之间的分裂；在前苏联境内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等等，不一而足。据统计，这类冲突在已发生的冷战后世界冲突中约占60％，而且从存在于世界各地的180多个潜在热点的形势来看，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比例还会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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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12 种族和宗教冲突并不是冷战后世界的新生事物，但它们之所以能在冷战后时代泛滥成灾，既有间接的长期原因，也有直接的短期原因。从长期因素来看，主要包括支撑个别国家的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质；自治观念在种族或宗教集团内的广泛传播以及建立具有政治合法性有效政府的无效基础。民族主义往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政治支柱，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质无疑是导致种族和宗教冲突的首要因素。早期形态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一系列公民责任的抽象原则和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它愿意接纳所有的符合公民义务要求的人作为成员，例如美国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典范。民族主义的第二种形态则是以种族认同感有时也以宗教认同感作为基础的，是一种狭隘的特殊神宠论，它要求公民只能完全忠于一种种族或一种宗教。人们若没有适合的种族或宗教特征，就不可能被接纳为其中的成员。一旦具有不同的核心认同感的种族或宗教集团被接纳进来，结果通常导致国家采用歧视政策将他们至少贬低为二等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最近兴起的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属于多种族或多宗教社会，盛行的就是第二种形态的民族主义。由于在这些国家里，只具有多种族、多宗教的政治体制，却缺乏共同的认同感，共同的市民文化，共同的机构和组织，以及民族同一的共同意识，因此，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狭隘的种族或宗教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合法性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复活并升级，从而导致种族和宗教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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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14 奈认为，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经济的衰退瓦解，乃是冷战后时代国内宗派冲突日益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写道：“正如国内的政治和价值观取向能够影响大国冲突的可能性一样，它们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宗派冲突也有极大的影响。同时，它还会影响到其他地区或大国卷入这些冲突的倾向性。宗派冲突通常发生在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国家，其原动力有两个：第一，在缺乏合法性的国家，调解冲突的机制已经瘫痪。正如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崩溃后，轮职的总统制也随之垮台。第二，那些妄图攫取权力的野心家，利用神族等认同感作为要求重建国家合法性的手段。”(25)因此，国内冲突通常发生在那些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国家。在当今地区性冲突的所有多发地区的国家内部，几乎都存在着一个缺乏权威的政府和一个破碎不堪的经济。由于政府本身的合法性、政府的统治方式和管理能力受到怀疑，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的持续衰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已经开始突出的根源于冷战前殖民时代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纠纷，从而使这些国家像卢旺达、索马里、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等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为这些国家的内战提供了借口。此外，自治、独立等观念在种族、宗族集团中的向心性和凝聚力，以及政府本身的歧视政策、腐化无能，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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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16 从短期因素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两极国际体制的瓦解和地区权力真空的出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是靠超级大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国际援助得以维持其统治的。一旦没有了这种外部援助，这些多种族国家就会很快土崩瓦解。（2）苏联的解体和种族民族主义在其废墟上的兴起，事实上，一旦国家瓦解，人们往往会格外地倾向于以种族、宗教或家庭为纽带的集团。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一解体对宗教冲突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像对种族冲突的影响那么明显，只有在塔吉克斯坦可以看到明显的宗教冲突的成分。（3）世界大部分地区对民主化改革的自治的要求。在1977年至1990年的10多年间，有30多个国家实现了由非民主到民主政治体制的转换(26)，这对许多多种族国家内的种族集团起到了示范作用。（4）国际上对人权的日益关注。对那些试图对国家权威提出挑战的种族或宗教集团是一种鼓舞。（5）全球通讯体系的发展，常常被种族或宗教集团当作扩大国际影响，引起国际关注，并寻求国际支持的有效手段，正是这些因素促使种族和宗教运动对许多国家的合法性和完整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种族和宗教冲突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自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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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18 奈指出，宗族之间有关身份认同、领土要求和政治机构的冲突，当然并不是在现代社会才产生的。所不同的是，当代迅速、深远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化带来了错综复杂的超国家、国家和亚国家层次的认同。这种有效力的温和状态，由于瞬间信息的作用，能使潜在的紧张关系引发为突然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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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20 大国的迅速兴衰、苏联的解体和技术、信息革命所导致的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回归。回归的形式表现为个人间、群体间和民族间的认同碰撞。这种碰撞会在三个层面上发生——超国家认同，诸如伊斯兰教；国家认同，诸如俄罗斯；基于宗教、种族或语言差异的亚国家认同，诸如非洲和前南斯拉夫。所有这些都向各级冲突管理机构——超国家的、国家的、亚国家的——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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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22 因此奈认为，与全球或地区大国冲突相比，宗派冲突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要小得多。但冷战后发生可能性最大、频率最高的冲突就是宗派冲突。虽然大多数宗派冲突本身并不会威胁到地区以外的安全，但有些却进一步升级，并扩散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宗派冲突，尤其是以脱离国家为宗旨的冲突很难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已设机构的呼吁来解决。联合国、地区组织、联盟和个别国家都无法解决这样一个悖论——自决原则与已定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的矛盾。尤其是当前，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潜在的宗派冲突。目前认同危机存在于许多层面：民族的、种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究竟在哪个层面上能够确立主权尚无定论。同样，当黩武者及其对象分别处于不同的国际组织、国家集团或亚国家联盟时，使用武力威慑、逼迫或确保安全措施会变得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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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24 从上述分析来看，奈等学者想表明的是，面临这一变化，美国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它作为世界的首要经济、民主大国，欲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成为限制大国、地区和宗派冲突的频繁性、毁灭性的关键因素。但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却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美国的硬件（经济和军事力量）和软件（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影响力）都是世界最强的，自称有责任防止或减少大国冲突、地区冲突和内部冲突；但另一方面，仅凭自身的力量，美国又无法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美国缺乏解决所有冲突的国际和国内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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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26 奈还根据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对国家利益的划分具体地分析了美国解决冷战后冲突的战略原则。佩里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分为三个层次：致命的、重要的和人道主义的。借此，奈认为，当致命利益受到威胁，只能用武力才能解决时，美国将不惜代价地单方面采取行动；当重要但非致命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必须权衡利弊，慎重考虑是否能够招募一支多国联军，而不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涉及人道主义问题时，当人道主义灾难威胁到救济机构的运行，并且特别需要美国的军方作出反应，而此时美国军队所冒的风险又很小时，非战斗性地运用美军力量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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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36928 在这三种情况下，美国能否参战还取决于一个重要因素，即能否赢得公众和国会支持，尤其是当不危及美国致命利益的时候。奈认为，与常人想法相反，当致命利益受到威胁时，即使将付出惨重代价，美国公众也绝不会低头。例如，沙漠风暴行动就得到了广泛支持，尽管事先估计将有几千人伤亡。当其他国家的维和士兵也能出色完成任务的时候，除非危及到美国的致命或重要利益，美国不应派兵，否则，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只会起到相反作用，只会使美军成为象征性的政治攻击的靶子。美国在多次维和行动中的相对优势常常在于空军和海军，以及后勤、运输和智力资源。因此，美国成功地分担国际责任的一个有效方法，在于保证非美国人占联合国维和人员的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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