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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冲突和地区冲突相比，奈认为，遍布全球的宗派冲突和种族冲突有可能成为冷战后世界上冲突的普遍形式，而且这类冲突常常发生于国内。从冷战结束到1996年，发生了30多次重大冲突几乎都是属于这一类型。最可能爆发这类冲突的地区是非洲和原苏联的边缘地区。虽然这类冲突多数不会立即危及它们的各自边界，但在地理上却具有扩散性，导致人道主义干涉，并逐步对国际安全构成持久性甚至全局性威胁。因此，虽然从全球或地区均势角度来看，大国冲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大国仍将面临困难抉择：如何避免宗派冲突的爆发、升级、扩散和为数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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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运用比较和归纳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世界冲突特别是地区冲突的根源作进一步的剖析和挖掘，我们不难发现，冷战后的世界冲突不同于冷战时代的一独特之处就在于，冷战期间的世界冲突更多的属于意识形态冲突，而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则更多地属于种族和宗教冲突，亦即奈所指称的“宗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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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紧张，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冷战就是意识形态之战。冷战时代几乎所有的地区冲突都与美苏对抗有关。这些冲突或者由美苏其中一方直接介入，而另一方藏在舞台的背后，像越南战争；或者冲突双方分别由美苏在台下为其撑腰，像阿以中东之战。在一定意义上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冲突的外观。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冲突，则是为了巩固共产主义阵营，更好地与美国抗衡，其意识形态色彩更为强烈。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倒塌，共产主义体制的瓦解，原来的意识形态紧张已不复存在了。尽管目前东西方之间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许多价值观念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已不足以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紧张的根据。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地区冲突将逐渐地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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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述，冷战后的世界冲突植根于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纠纷。种族、宗教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认同感问题上。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最差，因为它仅仅是个体政治信仰或政治行为的反应，不仅不具有牢固的稳定性，而且难以评估和确认；宗教的认同感较为固定，宗教信仰的改变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但最为固定的则要属种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建立在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基础之上，就像人无法改变其出身一样难以变更(24)。因此，冷战一结束，意识形态认同感就让位于种族或宗教认同感，为意识形态而战就让位于为种族或宗教而战了，种族和宗教冲突主要发生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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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本身不具有像法国和挪威那样的相对的种族同一性，加上经济发展与国家管理等问题的广泛存在，致使国民对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忠诚很容易被本种族、语言和宗教集团的忠诚取而代之。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赤裸裸的种族或宗教冲突。例如，在印度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与僧加罗族之间的冲突；在卢旺达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冲突；在肯尼亚吉库尤族与卡伦金族之间的冲突；在土耳其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在克什米尔穆斯林与印度人之间的冲突；在黎巴嫩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在东南亚越南人与柬埔寨人之间的冲突等等，不胜枚举。但这种冲突又不仅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冲突；在北爱尔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在比利时说法语的人与说德语的人之间的冲突；在西班牙巴斯克人与加泰罗尼亚人之间的分裂；在前苏联境内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等等，不一而足。据统计，这类冲突在已发生的冷战后世界冲突中约占60％，而且从存在于世界各地的180多个潜在热点的形势来看，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比例还会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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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宗教冲突并不是冷战后世界的新生事物，但它们之所以能在冷战后时代泛滥成灾，既有间接的长期原因，也有直接的短期原因。从长期因素来看，主要包括支撑个别国家的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质；自治观念在种族或宗教集团内的广泛传播以及建立具有政治合法性有效政府的无效基础。民族主义往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政治支柱，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质无疑是导致种族和宗教冲突的首要因素。早期形态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一系列公民责任的抽象原则和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它愿意接纳所有的符合公民义务要求的人作为成员，例如美国就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典范。民族主义的第二种形态则是以种族认同感有时也以宗教认同感作为基础的，是一种狭隘的特殊神宠论，它要求公民只能完全忠于一种种族或一种宗教。人们若没有适合的种族或宗教特征，就不可能被接纳为其中的成员。一旦具有不同的核心认同感的种族或宗教集团被接纳进来，结果通常导致国家采用歧视政策将他们至少贬低为二等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及最近兴起的大多数民族国家都属于多种族或多宗教社会，盛行的就是第二种形态的民族主义。由于在这些国家里，只具有多种族、多宗教的政治体制，却缺乏共同的认同感，共同的市民文化，共同的机构和组织，以及民族同一的共同意识，因此，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狭隘的种族或宗教民族主义在国内政治合法性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复活并升级，从而导致种族和宗教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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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认为，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经济的衰退瓦解，乃是冷战后时代国内宗派冲突日益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写道：“正如国内的政治和价值观取向能够影响大国冲突的可能性一样，它们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宗派冲突也有极大的影响。同时，它还会影响到其他地区或大国卷入这些冲突的倾向性。宗派冲突通常发生在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国家，其原动力有两个：第一，在缺乏合法性的国家，调解冲突的机制已经瘫痪。正如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崩溃后，轮职的总统制也随之垮台。第二，那些妄图攫取权力的野心家，利用神族等认同感作为要求重建国家合法性的手段。”(25)因此，国内冲突通常发生在那些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国家。在当今地区性冲突的所有多发地区的国家内部，几乎都存在着一个缺乏权威的政府和一个破碎不堪的经济。由于政府本身的合法性、政府的统治方式和管理能力受到怀疑，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的持续衰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已经开始突出的根源于冷战前殖民时代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纠纷，从而使这些国家像卢旺达、索马里、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等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为这些国家的内战提供了借口。此外，自治、独立等观念在种族、宗族集团中的向心性和凝聚力，以及政府本身的歧视政策、腐化无能，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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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短期因素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两极国际体制的瓦解和地区权力真空的出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是靠超级大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国际援助得以维持其统治的。一旦没有了这种外部援助，这些多种族国家就会很快土崩瓦解。（2）苏联的解体和种族民族主义在其废墟上的兴起，事实上，一旦国家瓦解，人们往往会格外地倾向于以种族、宗教或家庭为纽带的集团。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一解体对宗教冲突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像对种族冲突的影响那么明显，只有在塔吉克斯坦可以看到明显的宗教冲突的成分。（3）世界大部分地区对民主化改革的自治的要求。在1977年至1990年的10多年间，有30多个国家实现了由非民主到民主政治体制的转换(26)，这对许多多种族国家内的种族集团起到了示范作用。（4）国际上对人权的日益关注。对那些试图对国家权威提出挑战的种族或宗教集团是一种鼓舞。（5）全球通讯体系的发展，常常被种族或宗教集团当作扩大国际影响，引起国际关注，并寻求国际支持的有效手段，正是这些因素促使种族和宗教运动对许多国家的合法性和完整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种族和宗教冲突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自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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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指出，宗族之间有关身份认同、领土要求和政治机构的冲突，当然并不是在现代社会才产生的。所不同的是，当代迅速、深远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化带来了错综复杂的超国家、国家和亚国家层次的认同。这种有效力的温和状态，由于瞬间信息的作用，能使潜在的紧张关系引发为突然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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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迅速兴衰、苏联的解体和技术、信息革命所导致的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回归。回归的形式表现为个人间、群体间和民族间的认同碰撞。这种碰撞会在三个层面上发生——超国家认同，诸如伊斯兰教；国家认同，诸如俄罗斯；基于宗教、种族或语言差异的亚国家认同，诸如非洲和前南斯拉夫。所有这些都向各级冲突管理机构——超国家的、国家的、亚国家的——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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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奈认为，与全球或地区大国冲突相比，宗派冲突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要小得多。但冷战后发生可能性最大、频率最高的冲突就是宗派冲突。虽然大多数宗派冲突本身并不会威胁到地区以外的安全，但有些却进一步升级，并扩散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宗派冲突，尤其是以脱离国家为宗旨的冲突很难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已设机构的呼吁来解决。联合国、地区组织、联盟和个别国家都无法解决这样一个悖论——自决原则与已定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的矛盾。尤其是当前，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潜在的宗派冲突。目前认同危机存在于许多层面：民族的、种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究竟在哪个层面上能够确立主权尚无定论。同样，当黩武者及其对象分别处于不同的国际组织、国家集团或亚国家联盟时，使用武力威慑、逼迫或确保安全措施会变得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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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来看，奈等学者想表明的是，面临这一变化，美国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它作为世界的首要经济、民主大国，欲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成为限制大国、地区和宗派冲突的频繁性、毁灭性的关键因素。但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却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美国的硬件（经济和军事力量）和软件（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影响力）都是世界最强的，自称有责任防止或减少大国冲突、地区冲突和内部冲突；但另一方面，仅凭自身的力量，美国又无法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美国缺乏解决所有冲突的国际和国内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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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还根据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对国家利益的划分具体地分析了美国解决冷战后冲突的战略原则。佩里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分为三个层次：致命的、重要的和人道主义的。借此，奈认为，当致命利益受到威胁，只能用武力才能解决时，美国将不惜代价地单方面采取行动；当重要但非致命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必须权衡利弊，慎重考虑是否能够招募一支多国联军，而不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涉及人道主义问题时，当人道主义灾难威胁到救济机构的运行，并且特别需要美国的军方作出反应，而此时美国军队所冒的风险又很小时，非战斗性地运用美军力量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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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种情况下，美国能否参战还取决于一个重要因素，即能否赢得公众和国会支持，尤其是当不危及美国致命利益的时候。奈认为，与常人想法相反，当致命利益受到威胁时，即使将付出惨重代价，美国公众也绝不会低头。例如，沙漠风暴行动就得到了广泛支持，尽管事先估计将有几千人伤亡。当其他国家的维和士兵也能出色完成任务的时候，除非危及到美国的致命或重要利益，美国不应派兵，否则，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只会起到相反作用，只会使美军成为象征性的政治攻击的靶子。美国在多次维和行动中的相对优势常常在于空军和海军，以及后勤、运输和智力资源。因此，美国成功地分担国际责任的一个有效方法，在于保证非美国人占联合国维和人员的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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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奈指出，关于冷战后冲突的坏消息是：对于当前最普遍的冲突形式——宗派冲突，整个世界几乎毫无准备；好消息是：美国领导的联盟和海外驻军正在建造一个坚实的结构基础，以避免最具灾难性的地区战争和大国战争。虽然美国不能单枪匹马地解决许多宗派冲突，但它能够促使国际机构更好地解决这些冲突。总之，国际安全新论对美国而言，其实质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维持在国际安全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继续运用国际结盟或伙伴关系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安全战略利益，不难看出，美国对“国际安全新论”的政策解析便是“领导地位＋结盟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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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节 民主和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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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受到关注，是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学派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尤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理论依据，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美国“民主”外交的挫折和失败，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也接连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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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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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18世纪末，随着西欧主权国家的不断出现，西方哲学家尤其是伊曼努尔·康德在批评绝对主义权力政治和继承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思想的同时，就提出了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他把道德法则和人权思想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认为要建立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就必须坚持国际法的原则，主要是主权独立、维护和平和遵守道义。宪制共和国内部的监督和平衡作用可以防止统治者冒险地对外发动战争，同时每个共和国政府是否遵守国际法也可以暴露其战争动机。由于共和制国家比其他政体更乐意接受一个和平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因此它们更为和平，并强化“建立在自由国家联盟之上的国际法则”。在这个和平联盟内部，战争是非法的。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他以抽象的道德法则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础，由此所产生的理性国家观、共和主义、和平主义对后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学派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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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百年时间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仍没有摆脱古典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窠臼，在民权与主权的概念里徘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才真正把早期西方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道德规范和理性原则的政治思想运用于国际关系，并形成了风行一时的社会科学思潮——乌托邦主义。以此为基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应运而生。康德虽然提出了以法则创造“永久和平”，但关于政府的行为如何，他却束手无策。理想主义以“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则”为核心，把一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体结合起来，认为政府体制决定了一国是否好战。具体来说，独裁体制要比民主体制更具有侵略性，原因是独裁者可以不经民选立法机构的同意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采取军事行动。民主包含着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的严格标准，尊重法律而不是权力的价值体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秩序和稳定的最可靠保证，因此，国家道德标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理想主义者主张恢复规范，健全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建立国际性机构和组织，以国际集体安全防止战争的发生。理想主义又称之为“威尔逊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核心就是“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根据他的见解，用道义力量控制国际关系，用理性压倒公众舆论中的无知和狂热，才会向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迈进。“十四点计划”是他在美国登上国际舞台后为世界和平设计的蓝图，是美国外交史上要求干预全球事务的首次表态。虽然威尔逊主义过于理想化，但它毕竟第一次把美国民主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为以后的美国外交定下了基调。用陈乐民先生的话说，“重要的是威尔逊主义先于现实提出了美国外交的走向，它的影响不在当时，甚至不在二三十年之内，而在于长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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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不仅继承和发挥了卢梭、康德以及威尔逊的自由、人权、民主政治思想，而且直接继承理想主义之衣钵，得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切尔·多伊利。1983年他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论点。多伊利把康德的思想称作是“远见、政策和希望的源泉”，并以康德的政治思想为依据解释说，民主政府相互间不愿打仗原因之一是它们必须向其国内的人民作出交代，如果战争的代价过高，它们在选举中就会失败。同时，在民主国家中，关于战争的外交决策是透明的，公众和决策者都对战争代价非常敏感，因此可以公开辩论。另外，他认为，民主国家相互间有用和平方法指导政治竞争和解决纠纷的共同愿望，这种“共识”要求双方“协调”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彼此尊重和合作，扩大接触，这种共同愿望最终导致利益共同体的产生。随着民主国家走向一体化，它们抛弃了在相互交往中使用甚至威胁使用武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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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83年多伊利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从不打仗的观点后，这种民主和平观倍受西方社会的青睐，被认为是最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经验法则。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和平方式走上了所谓“民主化”的道路，西方国家把冷战的“胜利”归功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民主的政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宣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到来。也有人甚至认为，至少从17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原则（无序、国家安全困境）一直排斥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原则起到主导作用，现在民主和平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取代现实主义原则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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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和平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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