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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的中心论点是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为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该理论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并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民主国家之间如同其他政体之间一样存在着许多利益冲突，但是，毫无疑问，民主国家认为，战争不是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合适方法；第二，尽管自由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但他们可能和非民主国家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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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提出了三个主要概念：民主和平、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系统，认为单位层次上的民主政治结构（自变量）与民主和平（因变量）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民主和平论把这种因果逻辑归结为民主国家存在着政体上的两个根本限制因素，一是把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归因于机制上的限制，即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作用；二是民主标准和文化因素，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这种“精神气质”表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相反，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却缺少这些标准和限制因素。布鲁斯·鲁塞特则把上述两种制约因素按照特点的不同划分为两种“模式”：文化或标准模式（cultural or normative model）和结构或体制模式（structural or institutional model）。就第一种模式来说，由于受到国内限制，决策者尽力遵守解决冲突的准则（妥协和非暴力），同时他们希望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也会这样做，民主国家中民主文化的约束力证明了民主和平论的上述第一个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唯一的可能性是民主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种模式还决定了上述第二个基本观点的正确性。由于非民主国家的决策者使用暴力或强制手段对付民主国家，结果导致民主国家（肯定）对非民主国家的行为表示怀疑，并采取“非民主”措施即使用武力对付非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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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结构或体制模式认为，民主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不常发生是受制于民主政治体系和相关的监督平衡作用，以及决策者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然而，非民主国家之间或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原因在于非民主国家并没有这种结构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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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模式或两种限制因素是民主和平论与主张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归纳起来，主要是对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系统的关系认识不同。民主和平论认为，基于国内政治机构对于一国对外行为的重要性，要达到国际政治的和平状态，就要先从国家的“民主化”着手。现实主义则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内部发生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无序状态也是不会改变的，系统结构是决定国际政治结果的主要因素。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肯尼思·华尔兹说，国家之间面临着安全上的困境，在这样一个国际政治的“自助体系”中，竞争的压力要比意识形态倾向或国内政治的压力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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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和平论对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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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和平的呼声甚嚣尘上，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冷战的胜利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民主和平论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相结合，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柱，这也是民主和平论倍受西方政治家青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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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3年多伊利提出建立民主“和平区”的设想时，没有受到多大的注意和支持。但是，不到10年，他的民主和平观得到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重视和赞许，一些评论家迫不及待地提出，向外输出和促进自由民主思想应当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弗朗西斯·福山大呼“历史的终结”，认为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它不仅战胜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最近还战胜了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格局发生彻底转变的情况下，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在冷战后没有任何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敢于向“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挑战，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由民主制度是民主和平的前提和可靠保证，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将意味着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扩展战略”正是基于“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和“市场经济可以推动民主化”两种观点而制定的。民主和平理论是其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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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在入主白宫前，就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结成更好的伙伴；民主国家尽管有内在的问题，但为保护人权提供了最好的保证”(28)。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进一步使美国的“民主和平”外交具体化。他认为，美国的安全决定于外国政体的性质如何，并提出用扩展战略代替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即“扩展全世界由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他的扩展民主论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第一，加强主要的市场民主国家；第二，巩固新生的民主和市场经济；第三，反击侵略、支持与民主和自由市场敌对的国家的自由化进程；第四，通过在人道主义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继续奉行人道主义的政策(29)。美国政府在推行民主外交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美国安全应与其他国家的政体，尤其是非民主国家的体制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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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过程中得到运用，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被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把90年代看成是扩大“民主阵营”的最好时机；二是在冷战后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和霸权地位正在动摇。以推行民主和平为幌子，可以给他们所认为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价值观即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披上合法的外衣，以掩盖其干涉他国内政的本质。具体说来，冷战后的美国“民主外交”有如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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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过自由和民主思想扩展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把民主外交作为美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美国政府重申美国的价值观诸如个人自由、宽容是民主制度的具体表现，强调国家的安全必须以扩大市场民主国家组成的社会、威慑和遏制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的威胁为基础，保护和加强美国的价值观是其安全战略的最终目的，因为，“民主和政治经济自由化越是能主导世界，我们的国家就越安全，我们的人民就越兴旺发达。”(30)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世界走向自由与民主的作用，据此把民主外交视为领导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我们的最大实力是我们的思想的力量，在世界各地，我们的思想正在被接受。”(31)向外传播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既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的，也是美国试图领导世界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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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的民主外交从一开始就带有干涉他国内政的特点。在索马里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念念不忘传播美国民主和价值观的美国军队曾因干涉他国内政而最终撤出；为在欧洲建立“民主和平区”，美国大力推行支持东欧“新生的民主国家”的北约东扩战略，但此举遭到俄罗斯等国的强烈反对；在东亚地区，美国不顾自身人权状况的缺陷，大肆指责一些东亚国家的所谓“人权问题”；美国不允许其“后院”出现与其政经体制不一致的国家，以联合国名义不惜在海地使用武力“护送”民选总统回国执政；美国和北约盟国干涉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科索沃问题，也是以“人权高于主权”的自由进行的。民主外交打着“自由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招牌，使干涉他国内政具有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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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美国的民主外交仍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总体说来，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斗争虽然有所淡化，但并不意味着西方外交也因而摆脱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只不过有了新的侧重。现在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仅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在苏东社会主义体系解体后，西方大国在意识形态的攻势更盛。它们的最终目的是迫使所有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发生“转变”。究其实质，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准则常常被用作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和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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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与冷战后美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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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是随着其在美国外交中的运用而出现的。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变化多端，一方面，美国仍然是独霸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众多大国的兴起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的民主外交遭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抵制，有时美国也因推行这一政策而碰得头破血流。这使人们对民主和平论的论点和应用的目的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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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欧洲》杂志社曾专门就“民主和平论”组织了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就民主和平论的内涵、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及其实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32)。此后，也有学者通过民主与暴力的历史回顾，对民主和平论进行了批驳，认为在评析民主与和平的联系时，不能忽视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暴力、战争的关系，民主和平并不能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有效的验证。我国学术界对民主和平论的分析和批评有了深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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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各有重点、各有所指。探究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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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民主和平论的基本出发点的批评，这也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民主和平论坚持认为国家内部政治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体系机构更为重要，民主和平论颠倒了国际体系限制和国内政治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国家安全困境的因素，一个国家在没有外来威胁或外来威胁很小的情况下，更趋向于自由民主制度；而一个在高度威胁的外部环境中的国家则更可能选择集权或其他非民主形式，国际体系结构不仅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也是形成国内政治体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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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历史经验事实的批评。民主和平论认为自19世纪初以来，除个别情况例外，民主国家间从不（或很少）发生战争。然而，统计数字表示，在1816年至1980年的100多年间，战争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然而，恰恰与民主和平论的看法相反，民主国家间经常发生以战争相威胁的情况。克里斯托夫·莱恩就四个具体的“个案分析”证明，在战争危机中，民主国家为了战略利益和荣誉，至少有一方准备打仗，战争并不是因为“你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Live and Let Live）这一民主和平论的精髓而避免，而是因为一方实力不够强大作出让步的结果。看来，现实主义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同时，民主和平论也不能解释民主国家发生内战的情况，如1861年—1865年的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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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民主和平论的两个基本观点的批评。民主国家由于机制和民主标准与文化等方面的限制，相互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解决彼此间的纠纷和冲突，但事实往往出现“反常”情况，即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一样好战（这里暂且不论非民主国家是否真的好战和内部缺乏稳定性），民主国家（如美国）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就曾出现民众热衷对外开战的情况。可见，民主和平论中的这一因果逻辑并非无懈可击。再者，民主和平论把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归因于后者缺少民主文化和机制上的制约因素，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人民真的不愿打仗，不愿承担战争的巨大代价的话，那么民主国家就不会进行任何战争，包括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民主制度的制约作用应具有普遍性。由此可见，民主和平理论的第二个基本观点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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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民主概念的界定问题也是批评者的依据之一。一个国家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民主”的呢？正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教授欧伦所分析的那样，美国划分民主与非民主的标准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并不客观，美国把自己的朋友看作是民主的，而把自己的敌人却看成是不民主的，这使民主和平论难以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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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历史经验难具说服力的情况下，西方学者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论调，他们以俄罗斯和其他前苏东国家为例，通过大量数字试图证明，在现实政治中，许多非民主国家正在“民主化”。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对民主国家更具侵略性和好战性，而专制国家更具稳定性。“事实上，民主参与不断增加的集权国家比稳定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更可能对外发动战争”，“那些跳跃性最大的国家在进行民主化后的十年内对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是那些专制国家的两倍。”因此，长远看来，推动民主的传播是可能带来世界和平，但短期来看，这种做法有导致战争的危险。这种新论调从经验事实方面既批评了民主和平论中非民主国家好战的观点，又为其进行了辩护，把战争归因于正在“民主化”的非民主国家身上。很显然，这是为克林顿政府陷入困境的民主外交出谋献策。美国不是不要“民主化”，而是不要急于推动“民主化”。就目前情况来说，这种论调对冷战后的美国民主外交更具现实性，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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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战略中，以自由民主思想为内容的理想主义成分非常浓厚，民主外交是理想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从索马里、卢旺达到波黑、海地，美国政府不失时机地推销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这种“干预主义”不乏成功的例子，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越来越脱离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的现实。北约东扩目的是把刚刚走上“民主道路”的东欧国家拉入西方社会，以保护他们脆弱的民主制度，然而，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事实证明了权力政治仍在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不顾自身的国家利益挑起“人权”问题之争，也使美国的民主外交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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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自从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理想主义民主价值观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混合物。在美国外交中，推行民主制度和追求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冷战后前者的色彩更浓一些，并且在遭到后者的挑战后，又倾向于优先选择国家利益的特点。近来，克林顿政府也在部分调整其对外战略的重心，尤其在亚太地区，注重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趋向越来越突出。但是，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对外政策将在理想主义和现实政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只能在注重民主价值观和注重国家利益两种政策之间左右徘徊，至于在某一时期里孰轻孰重，要根据具体的国内外形势而定。冷战结束10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依靠其绝对实力和地位，并没轻易放弃推行西方民主和价值观的政策，民主和平论仍有很大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后的世界上，民主和平论对美国制定外交战略仍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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