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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海湾战争对美国世界新秩序战略的提出起了催化作用。海湾战争看上去是一场地区性冲突，然而却具有全球性影响。它表明冷战结束后仍有冲突和危机，美国的战略重点应是对付地区性的危险。因此，对美国来说，冷战格局的解体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必要性，而海湾战争则突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迫切性。在一定意义上，世界新秩序既是冷战——遏制战略的结果，又是热战——海湾战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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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了，相互依赖的世界导致美国利益的全球化，美国利益全球化使得美国不能回避世界的矛盾和冲突，使得全球问题的处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提出，面对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美国应尽力避免新孤立主义倾向，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对外战略。新孤立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在东欧和苏联的失败，表明美国已经完成了遏制共产主义的任务，因此，现在美国在国际上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好干了，可以解甲归田，转向国内问题了。新孤立主义显然暴露了其片面性。美国今后的对外战略应是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相结合的新干涉主义。其要点是：（1）与新孤立主义不同，它认为美国应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给予地区冲突和全球问题以更多的重视。只要潜在的威胁存在一天，美国就应保持必要的警惕，特别要加强与盟国的关系；（2）与旧时干涉主义不同，它反对轻易地进行军事干涉，强调榜样力量和核威慑力量的影响力；（3）新干涉主义注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科技的综合实力，主张通过美国式的自由、民主、道义原则和人权思想对外部世界进行渗透。有的学者称这种新干涉主义是“保守现实主义与自由干涉主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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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1988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保罗·肯尼迪教授发表了《大国的兴衰》一书，该书触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实力地位是否削弱的辩论。经过2年的辩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肯尼迪过于悲观，如果说美国出现了实力衰弱的趋势，也只是相对衰弱，现正在“复苏”。海湾战争则彻底驳斥了认为美国正在不可逆转地衰弱的悲观派，为乐观派注了“强心针”。海湾战争证明，美国仍是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它有能力在远离本土的万里之外部署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结成并领导处理地区危机的国际统一战线。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美国已是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成为国际关系新格局中唯一的一极，俄罗斯已不再是一极，唯有与美国合作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单干将一事无成。至于西欧、日本和中国，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还无法与美国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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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战略认识，美国世界新秩序战略的形成已是“水到渠成”。布什总统在1991年国情咨文中谈到海湾战争时说：“目前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国，而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建立世界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不同的国家被吸引到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去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41)接着，布什总统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发表的演说中第一次宣布了美国世界新秩序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和平解决争端，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削减和控制核武器，以及公正对待所有民族”。布什还认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是指“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反对侵略，实现全球稳定与繁荣，其中最主要的是实现和平”，而海湾战争则是“建立这种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尝试，它向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以后出现的暴君发出一个信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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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基本上继承了布什政府的世界秩序战略，为此提出了恢复和加强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领导地位的新战略“三支柱”：经济、安全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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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新论的要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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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如前所述，美国认为，它已成为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国中唯有美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道义的力量，领导世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美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可或缺的，无法替代的，美国必须把世界新秩序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则毫不掩饰地说：海湾战争唤醒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意识，当世界需要警察时，究竟谁会被召唤出来恢复和平呢？将是我们。这说明，美国正利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历史契机来恢复和巩固它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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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集体安全意指众多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反对和制止侵略，维持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安全。它历来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什在世界新秩序战略中强调两点，一是集体安全必须符合美国安全利益，二是集体安全的重点是建立地区性安全结构。这和历史上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和罗斯福的“四警察”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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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谋求国际合作。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必须争取最大可能的国家参与来构筑世界新秩序。美国扮演阿特拉斯角色(43)的日子也不复存在，目前的挑战是要领导新的国际合作。谋求国际合作，首先是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虽然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减弱了，已无力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但它仍是一个军事大国，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要确保国际安全与稳定，美国必须与俄罗斯谈判，逐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维持相互之间低水平的核威慑。另外，在解决地区冲突、人权等问题上，美国也需谋求俄罗斯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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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需要盟国的合作和支持。欧洲仍是重点，美国认为欧洲共同体应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加强，北约则应在军事上得到加强。美国不赞成欧洲再成立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军事机构以附属于欧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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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也需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但鉴于中国仍是地区性大国，加上目前中美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只能较多地局限于地区性或专门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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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行实力政策。在新形势下，实力的内涵已有了扩大，它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指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准；软实力是指“民主制度、自由市场体制和西方文明”。约瑟夫·奈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软实力被忽视了，90年代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重新现实地认识世界权力”，“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都要学会运用新的权力源泉——改善国际体系结构，推动相互依赖，发展共同文化价值来实现自己的目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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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相比，美国世界新秩序的实力政策更重视软实力的作用，试图以美国式的制度、体制、道义、民主、文明来改造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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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行必要的干预。今后，在必要时，美国仍会像处理海湾危机那样，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对世界任何地区出现的危机和冲突进行干预。干预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干预要做得合情合理合法。必要的干预是建立和维持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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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干预问题，西方学术界亦有争论。争论焦点在什么是“在必要时”？“干预”与“干涉”有什么区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否有必要，是干预还是干涉，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最根本的是要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利用联合国的合法组织形式。英国学者伊安·布鲁玛在评论美国世界新秩序的道德性时，有一段精彩的话，他说：“民族解放运动者、孤立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的敌人早就要求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干涉别的国家。如果要维持什么秩序的话，应该让联合国来做。此话在原则上是无可挑剔的，但实际上，没有美国支持的联合国是无力的，是无法维持什么秩序的。”(45)因此，布鲁玛认为，世界新秩序的实质问题就是“美国或由美国领导的干预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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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在美国学者中间也是褒贬不一。褒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世纪之交的对外战略调整，世界新秩序是“适时的战略口号”。贬者则认为，世界新秩序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是“民主、道义、人权思想”与“强权政治”的结合，有的甚至比之为“希特勒帝国蓝图”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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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新秩序的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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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随着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越来越多的学者，像基辛格、奈、亨廷顿、哈克维和斯劳特等，从事于探索和研究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提出各种有关世界新秩序的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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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指出：“世界秩序的内容、作用和目标的变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猛和深刻，这样具有全球影响。”(46) 由于目前世界秩序的发展正处于新旧结构的转换时期，世界秩序系统本身经历着一种无序失衡的状态，加上决定未来世界秩序基本结构的众多因素的不确定性，关于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理论”和“模式”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说”较具代表性：“地球村”模式、世界政府模式、“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三大经济区”模式、“单极霸权”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模式、两极或多极均势模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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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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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新浪潮再一次唤起了人类“地球村”的梦想。巴尼特和卡瓦纳夫就是两个主要的编梦人。他们认为，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真机、国际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电子信箱和通讯卫星等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把全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使地球变得愈来愈小。国际贸易、经济投资的相互依赖，文化、政治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使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与了解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水源短缺、温室效应、难民流动以及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所有这些全球化的特征都在加速地球村的形成。他们指出：“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政治的根本冲突将不是国家之间，甚至不是贸易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全球化的促动者与地方化的维护者之间的冲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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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全球化正在使我们走进一个全球社区，不管我们是否有此准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穷人和富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城市和乡村，于同一时间在全球电子网络中共同分享同样的信息，彼此紧密相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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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地说，“地球村”模式在指出信息革命、经贸交往和生态环境给全球带来的变化，亦即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一点上是相当有道理的。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确实需要世界各国的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但是，仅仅根据信息技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世界网络组织就断言国家统治将宣告结束或国家主权将不再重要是缺少事实根据的。实际上，各个国家在制定其外交政策时，很少按照“地球村”模式行事。即使跨入了21世纪，国家利益也仍旧是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量因素。如果说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使全球逐步走向村庄化，那么这个村庄也只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层面上具有意义，而在世界秩序的层面上，它只不过是一个村民之间继续你争我夺，彼此并不十分和睦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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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地球村”模式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例如，莫伊雷就将“地球村”斥为“乌托邦”。他说，国际互联网以及信息全球化尽管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它决不是“地球村”梦想变成现实的象征，“信息地球村依然只是个神话”。(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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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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