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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斯劳特教授从全球化的角度，对世界新秩序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是无法替代的，“国家并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分裂成各自独立、功能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法院、管理机构、行政部门，甚至立法机关——正在与国外的相应部分结成网络，创建密集的关系网，从而构成一个新的跨政府秩序”。斯劳特指出，“跨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理念，比其他现存任何一种世界秩序理念都更有效和更具潜在的说服力”。(50)在新世界中，网络化机构将发挥世界政府的功能——立法、施政和判决，而不带有世界政府的形式。政府网络超越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传统分歧。因而，政府网络是信息时代的政府，它将为世界提供建构21世纪国际大厦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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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劳特的设想是极其美好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陷入了与“地球村”模式同样的困境。因此，与斯劳特的“跨政府主义”不同，大多数世界政府模式的倡导者还是主张通过改组联合国和修改完善国际法建立世界新秩序。应该说，在世界政府模式设想的所有方案中，只有这个方案似乎是最为可取和可能的一种。然而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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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国际组织，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事务起着协调、联络、校正等作用，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影响广度和深度最大的一个组织。但它仍不是一个集权的政治实体，无法真正履行其统治世界和管理世界的职责。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受制于某个或某些国家集团，成了有辱其使命的傀儡。例如，最近美国两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牵头发动了分别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联盟的军事进攻。这对于联合国的前途来说或许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信号。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安理会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即使联合国的存在能够维持到下个世纪或者更长时间，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不会成为世界新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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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际法，不论多么完善，它的真实价值都只有在主权国家之间才能得以充分体现。而且，国际法只提供了一种规范体系，它的运行必须依赖于其背后的权力支撑，它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只能来自于：（1）世界政府的集权。（2）各国之间的权力均势。但集权在世界政府成为现实之前是不可能的，而权力均势的状况并不构成世界政府，相反却只是国际政治多元化的一种标志。可见，靠国际法也不可能促成和维持一个世界政府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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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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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是由麦克斯·辛格和阿隆·韦达夫斯基在他们合著的《真正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出来的。该模式不赞同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范式，认为它们的均势理论在冷战后时代已经失去了有效性。为此，他们提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北方工业国家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而不再是世界强国之间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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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和韦达夫斯基认为，现实的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和平、富裕、民主区域”，包括西欧、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大洋洲，占世界人口的15％；另一部分是“动乱、战争、发展区域”，包括前苏联、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51)。“和平区”内的国家，由于彼此之间政治上的观念一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国际关系将不受相对军事力量的影响，即使出现摩擦和矛盾，也会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而不会诉诸于武力或战争。相反，“动乱区”内的国家，由于政局不稳、经济落后、人口过多，国际关系将处于一种动荡、不安、混乱，甚至战争的状态，恰如卡普兰在“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52)中所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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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目前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就“和平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反驳它的例子，因为部分发达国家未曾诉诸武力解决它们之间的争端。就“动乱区”而言，北非战乱、中东地区冲突、东南欧种族纠纷，以及南亚印巴矛盾，似乎都验证了这一模式的可信性。然而，“和平区—动乱区”模式并非无懈可击。例如，美日因贸易摩擦、市场开放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等问题，已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北约在解决科索沃危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分歧。这说明，“和平区”内的和平并不意味着永久和平，甚至它能否维持到21世纪仍是个未知数。此外，“和平区—动乱区”模式很少提及代表“和平区”的北方与代表“动乱区”的南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应该说，随着两个地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差距日益扩大，南北对峙在所难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试图通过军事进攻使南斯拉夫联盟屈服，从而解决科索沃危机，就是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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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经济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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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经济区”模式的倡导者主要是冷战后适应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地缘经济学”理论。地缘经济理论的要义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力量出现了重新组合，原先的地缘政治被地缘经济所取代，原先的军事集团竞争让位于经济集团竞争，当今国际关系的焦点是三大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实力竞赛，而不是两大阵营（如冷战时期）之间的军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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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经济区，包括韩国、东南亚；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基础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今后将包括拉丁美洲在内；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将逐渐覆盖前苏联和东欧，也许还包括北部非洲。该模式的倡导者有卢特沃克、曼德、加登和塞罗等(53)。塞罗强调：“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54)它们认为，三大经济集团谁能获得较大优势，主要取决于各个集团的规模、地理位置、人口、文化、政治手腕等因素。根据这些因素，曼德和塞罗确信，美国领导的集团到头来可能是最弱小的，最强大的则是欧洲集团，日本领导的东北亚集团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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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经济区”模式的优点在于它内含不少有趣的分析。譬如，它指出，在当今以经济力量为主导的竞争世界中，哪一个地区经济强盛，哪个地区就将主宰21世纪。为此，区域经济集团化模式对三大经济集团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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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大经济区”模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当今世界经济正日益走向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忽视了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相互依赖和广泛交流的现实。正如哈克维指出的，“它过于以国家为中心，过于把贸易看作是国家之间的，而不是全球复合背景下公司之间的行为”，地缘经济学家们还低估了所谓地区集团中国家间的“政治断裂带”(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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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三大经济区”模式过于轻视国家安全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因为无论欧洲地区的德国，还是环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它们在与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的同时，仍有求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因此，奈在批判“三大经济区”模式时指出，“三大经济区”模式与全球的技术发展趋势南辕北辙；地区经济集团与少数国家需要通过全球体系保护自己免遭邻国蹂躏的国家利益相背离；地缘经济学没有考虑到安全因素，如日本和德国仍然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伞”(56)。毋庸置疑，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将不大可能以地缘经济学的“三大经济区”之间的竞争为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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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霸权”模式和“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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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关于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大概要首推查尔斯·克劳瑟默的“单极霸权”模式(57)以及约瑟夫·奈的“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模式(58)。克劳瑟默认为，冷战后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多极世界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到来，但在最近的数十年内，世界格局将是一个超级大国与几个二流世界强国并存的局面。这里的超级大国说的是美国，二流强国指的是德国、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及中国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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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冷战结束后，尽管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单极世界已经取代了冷战时的两极世界，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安全、经济和政治目标仅仅靠美国自身的实力是无法达到的。即使在美国实力表现最为突出的军事领域也是如此，它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联盟的动武根本离不开其盟国的直接和间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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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奈认为，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将不以美国的一极独霸为特征，而是以单极指导下的多极合作为内容。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约瑟夫·奈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世界秩序新论”。他认为，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结构变革的复杂过程，是大国之间权力稳定分配的结果。决定冷战后世界秩序走向的主要因素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交互作用，由此可能导致的世界秩序模式有：（1）回复到两极世界（美国—俄罗斯）；（2）多极世界（美国、日本、西欧、俄罗斯、中国）；（3）三大经济集团（北美、西欧、东北亚）；（4）单极霸权（美国）；（5）单极指导下的多层次相互依存。奈认为，只有第五种才是最现实、最可行的世界秩序模式。(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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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3日《经济学家》的文章《未来的权力均衡——21世纪谁主沉浮？》也表达了近似的看法。文章根据“远土作战能力”、“有效的外交决策机制”、“各国对强大外交的支持度”和“海外的实际利益”等方面对未来世界的地缘政治进行了一次总体检验，认为中国是除美国和欧洲之外得分最高者，因而必然是未来世界的一极，相比之下，伊斯兰力量虽然得分也不少但却肯定不会成为世界政治地图中的一极，日本和俄罗斯则介于两种情况之间，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世界的一极，这主要取决于它们今后的发展。文章非常肯定地指出，美国和欧洲将是未来世界的主宰，但是，只有美国和欧洲之间实现结盟才能成为21世纪的缔造者。如果它们分道扬镳，就会沦落到与其他几个竞争者不相上下，一道进入新一轮的全球均势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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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使美国维持其世界领袖地位的能力变得越来越有限，它称霸世界的野心和举措必将遭到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其盟友的反对和抵制。因此，历史发展的逻辑可能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一方面，美国无法放弃借助苏联解体的历史契机图谋世界霸权的野心；另一方面，美国越是想称霸，越是无法实现称霸的梦想，美国称霸的结果只会加速其与其他世界强国实现世界权力均势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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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或多极均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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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均势模式历来是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其基本要义是：世界秩序的稳定主要依赖于强国集团之间的力量均衡，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既定秩序便难以为继，新的世界秩序必将取而代之。主张权力均势模式的现实主义者常常喜欢引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秩序—战争—再建秩序的例子，证明权力均势模式的合理性。而现实主义的权力均势论又可以进一步大致区分为多极均势理论和两极均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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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就是多极均势理论的主要代表。他关于世界稳定性的思想正是围绕多极体系的均势问题而展开的。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两条道路通向稳定，一是霸权，二是均势。与霸权相比，均势则更为可靠，因为霸权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基辛格强调，“没有均势就没有稳定”，“从历史上看，稳定总是和使实际统治难于实现的某种均势相一致的”。基辛格所追求的均势，就是世界各地区、各力量中心之间的权力平衡。在他看来，构成世界秩序的权力均势应该是多极的。冷战期间，基辛格提出以美—苏—中为核心建立世界“五大力量中心”（加上日本和西欧）之间的权力均衡，他认为这样的多极均势是世界有序的根本保障。冷战结束后，基辛格又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以六大强权之间的实力均衡为主要特征，这六大强权就是：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再加上印度(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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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本人对世界新秩序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并进行过深刻的理论思考。他认为：“世界新秩序……必须对下述三个问题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61)正是由此出发，在展望世界的未来时，基辛格指出：“21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18、19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而不像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会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印度，另有许许多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首次真正地全球化了。”(62)他强调，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秩序仍然只能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建立在协调和平衡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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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辛格的观念接近，大多数主张权力均势模式的理论家也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将是一种多极均势。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于1994年1月8日发表了一篇极具代表性的文章，标题为：“世界新秩序——预测未来”。文章指出，世界秩序往往是在三至五个世界强国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它们之间时而交友，时而结怨，形成一种变动模式，并在这种变动模式中求得稳定。根据这个分析框架，文章列出了四大力量——美国、中国、俄罗斯、欧洲（或许还要加上日本和穆斯林两支力量），并声称它们四者之间的力量均衡将构成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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