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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新论的要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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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如前所述，美国认为，它已成为唯一真正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国中唯有美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道义的力量，领导世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美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可或缺的，无法替代的，美国必须把世界新秩序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则毫不掩饰地说：海湾战争唤醒了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意识，当世界需要警察时，究竟谁会被召唤出来恢复和平呢？将是我们。这说明，美国正利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历史契机来恢复和巩固它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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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集体安全意指众多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反对和制止侵略，维持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安全。它历来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什在世界新秩序战略中强调两点，一是集体安全必须符合美国安全利益，二是集体安全的重点是建立地区性安全结构。这和历史上威尔逊的“集体安全”和罗斯福的“四警察”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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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谋求国际合作。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必须争取最大可能的国家参与来构筑世界新秩序。美国扮演阿特拉斯角色(43)的日子也不复存在，目前的挑战是要领导新的国际合作。谋求国际合作，首先是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虽然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减弱了，已无力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但它仍是一个军事大国，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强国，要确保国际安全与稳定，美国必须与俄罗斯谈判，逐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维持相互之间低水平的核威慑。另外，在解决地区冲突、人权等问题上，美国也需谋求俄罗斯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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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需要盟国的合作和支持。欧洲仍是重点，美国认为欧洲共同体应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加强，北约则应在军事上得到加强。美国不赞成欧洲再成立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军事机构以附属于欧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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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也需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但鉴于中国仍是地区性大国，加上目前中美关系需要进一步加强，只能较多地局限于地区性或专门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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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行实力政策。在新形势下，实力的内涵已有了扩大，它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指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准；软实力是指“民主制度、自由市场体制和西方文明”。约瑟夫·奈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软实力被忽视了，90年代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重新现实地认识世界权力”，“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都要学会运用新的权力源泉——改善国际体系结构，推动相互依赖，发展共同文化价值来实现自己的目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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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相比，美国世界新秩序的实力政策更重视软实力的作用，试图以美国式的制度、体制、道义、民主、文明来改造即将进入21世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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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行必要的干预。今后，在必要时，美国仍会像处理海湾危机那样，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对世界任何地区出现的危机和冲突进行干预。干预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干预要做得合情合理合法。必要的干预是建立和维持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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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干预问题，西方学术界亦有争论。争论焦点在什么是“在必要时”？“干预”与“干涉”有什么区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否有必要，是干预还是干涉，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最根本的是要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利用联合国的合法组织形式。英国学者伊安·布鲁玛在评论美国世界新秩序的道德性时，有一段精彩的话，他说：“民族解放运动者、孤立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的敌人早就要求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干涉别的国家。如果要维持什么秩序的话，应该让联合国来做。此话在原则上是无可挑剔的，但实际上，没有美国支持的联合国是无力的，是无法维持什么秩序的。”(45)因此，布鲁玛认为，世界新秩序的实质问题就是“美国或由美国领导的干预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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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在美国学者中间也是褒贬不一。褒者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世纪之交的对外战略调整，世界新秩序是“适时的战略口号”。贬者则认为，世界新秩序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是“民主、道义、人权思想”与“强权政治”的结合，有的甚至比之为“希特勒帝国蓝图”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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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新秩序的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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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随着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越来越多的学者，像基辛格、奈、亨廷顿、哈克维和斯劳特等，从事于探索和研究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提出各种有关世界新秩序的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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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指出：“世界秩序的内容、作用和目标的变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猛和深刻，这样具有全球影响。”(46) 由于目前世界秩序的发展正处于新旧结构的转换时期，世界秩序系统本身经历着一种无序失衡的状态，加上决定未来世界秩序基本结构的众多因素的不确定性，关于21世纪世界新秩序的各种“理论”和“模式”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说”较具代表性：“地球村”模式、世界政府模式、“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三大经济区”模式、“单极霸权”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合作”模式、两极或多极均势模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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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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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新浪潮再一次唤起了人类“地球村”的梦想。巴尼特和卡瓦纳夫就是两个主要的编梦人。他们认为，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真机、国际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电子信箱和通讯卫星等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把全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使地球变得愈来愈小。国际贸易、经济投资的相互依赖，文化、政治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使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与了解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水源短缺、温室效应、难民流动以及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所有这些全球化的特征都在加速地球村的形成。他们指出：“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政治的根本冲突将不是国家之间，甚至不是贸易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全球化的促动者与地方化的维护者之间的冲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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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全球化正在使我们走进一个全球社区，不管我们是否有此准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穷人和富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城市和乡村，于同一时间在全球电子网络中共同分享同样的信息，彼此紧密相连。”(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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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地说，“地球村”模式在指出信息革命、经贸交往和生态环境给全球带来的变化，亦即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这一点上是相当有道理的。世界上的许多问题确实需要世界各国的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但是，仅仅根据信息技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世界网络组织就断言国家统治将宣告结束或国家主权将不再重要是缺少事实根据的。实际上，各个国家在制定其外交政策时，很少按照“地球村”模式行事。即使跨入了21世纪，国家利益也仍旧是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考量因素。如果说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使全球逐步走向村庄化，那么这个村庄也只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层面上具有意义，而在世界秩序的层面上，它只不过是一个村民之间继续你争我夺，彼此并不十分和睦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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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地球村”模式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例如，莫伊雷就将“地球村”斥为“乌托邦”。他说，国际互联网以及信息全球化尽管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它决不是“地球村”梦想变成现实的象征，“信息地球村依然只是个神话”。(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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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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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哈佛大学斯劳特教授从全球化的角度，对世界新秩序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是无法替代的，“国家并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分裂成各自独立、功能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法院、管理机构、行政部门，甚至立法机关——正在与国外的相应部分结成网络，创建密集的关系网，从而构成一个新的跨政府秩序”。斯劳特指出，“跨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理念，比其他现存任何一种世界秩序理念都更有效和更具潜在的说服力”。(50)在新世界中，网络化机构将发挥世界政府的功能——立法、施政和判决，而不带有世界政府的形式。政府网络超越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传统分歧。因而，政府网络是信息时代的政府，它将为世界提供建构21世纪国际大厦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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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劳特的设想是极其美好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却陷入了与“地球村”模式同样的困境。因此，与斯劳特的“跨政府主义”不同，大多数世界政府模式的倡导者还是主张通过改组联合国和修改完善国际法建立世界新秩序。应该说，在世界政府模式设想的所有方案中，只有这个方案似乎是最为可取和可能的一种。然而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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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国际组织，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事务起着协调、联络、校正等作用，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影响广度和深度最大的一个组织。但它仍不是一个集权的政治实体，无法真正履行其统治世界和管理世界的职责。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受制于某个或某些国家集团，成了有辱其使命的傀儡。例如，最近美国两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牵头发动了分别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联盟的军事进攻。这对于联合国的前途来说或许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信号。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安理会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即使联合国的存在能够维持到下个世纪或者更长时间，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不会成为世界新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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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际法，不论多么完善，它的真实价值都只有在主权国家之间才能得以充分体现。而且，国际法只提供了一种规范体系，它的运行必须依赖于其背后的权力支撑，它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只能来自于：（1）世界政府的集权。（2）各国之间的权力均势。但集权在世界政府成为现实之前是不可能的，而权力均势的状况并不构成世界政府，相反却只是国际政治多元化的一种标志。可见，靠国际法也不可能促成和维持一个世界政府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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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与“动乱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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