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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一定要以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为前提。于是，我们自然要问：国际关系学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吗？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以下我们从历史和逻辑两大方面来探讨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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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范围有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这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知识结晶的各类学科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能洞察出今后的发展方向的。在古希腊，哲学早早地占据了西方世界学科发展的起点。当时，各门学科都必须从哲学那里获取灵感和营养，它们实际上都还处在萌芽状态。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现代学科划分的轮廓才初露端倪。但这一微露的曙光很快便被中世纪神学君临天下的气势所遮盖。这时，即便哲学也只能成为神学的奴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封建社会的胚胎中孕育成熟，知识文化领域中掀起了推翻神学统治的文艺复兴运动。哲学重新夺回了曾经失去的宝座。然而哲学一统天下的状况也未持续多久，就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加速发展下分裂成许多块大的分支领域，如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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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关系学的情况而言，即使在政治学脱离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门类之后，国际关系学仍然未能摆脱诸如法学、哲学、伦理学和史学等学科对它的控制和分割。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作用的深刻认识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才将其列入独立学科之林。由此可见，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和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以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学势必成为一门拥有自身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的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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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角度看，每一个自成一体的客观事物皆可成为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而为该学科的独立性提供合法性基础。于是，某一研究对象越自成一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相应学科就越是独立。由于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存在着普遍联系，即便是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与任何其他的研究对象发生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宣称，与其他研究对象存在相互联系的研究对象并非一定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关键是看这种联系是否危及到该研究对象自身的“自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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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列举法陈列的国际关系学，目前在中国或在西方的具体研究专题无助于解释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的“自成一体”。唯有对其本质属性而非具体外延加以明确界定，国际关系学才能与其他相关学科予以区别，从而昭示自己的学科独立性。其实，对国际关系学科属性的界定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整个社会科学大范畴学科划分标准的澄清。严格说来，社会科学的细分应坚持两条平行的标准或思路。其一，我们可以按照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来划分社会科学内部的诸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等。其二，我们可以按照人类社会生活所处的时空环境来确定不同的研究领域。具体说，以时间环境为脉络，我们可以析离出历史学和未来学；以空间环境（这里的空间环境指的并非是地理范围）为脉络，我们可以勾画出国际关系学和国内学。其中，国际关系学集中探讨人类社会在缺少统一的中央权威的空间环境中的各项活动，或者形象地说，探讨一切“与国界有关的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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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国际关系学及其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所依据的学科划分轴线既然与得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和史学的轴线不同，我们就只能承认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地位与其他上述学科是平级的，从而绝不能将国际关系学视作后者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现实中之所以存在这样错误的做法，主要是因为：（1）国际关系学往往被分割为更细的分支领域，如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关系史等。于是，习惯把国际关系学等同于国际政治学的学者自然倾向于把前者看成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同理，国际关系史在史学中的分支地位也容易使人误解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属性。（2）几乎没有人意识到社会科学的划分还存在上述第二条轴线（时空环境）。于是，朦胧中国际关系学被不公正地依照上述第一条轴线来加以界定，从而只能得出它是诸多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结论。其实，社会科学学科划分的两条轴线在相互平行、不相包涵的情况下，恰恰赋予了依照这两条异质轴线所分别得出的两大类（实际上是三大类，因为第二条轴线又分为时间和空间两大类）学科群在具体研究专题上彼此交叉渗透的可能性。下图以人类社会的不同侧面和人类社会的空间环境这两条轴线为例，展示了与之相关的两大类学科群彼此交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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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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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能说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交叉学科的话，我们同样也能说，后者分别是国际关系学和国内学的交叉学科。可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科学不同学科划分轴线统辖下的不同学科群之间所具有的内在的相互交叉渗透性，从而不被“某一类轴线下的学科似乎是另一类轴线下的学科的交叉领域”的错觉所蒙蔽。当然，同一轴线下的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相互交叉渗透的情况，但这与不同轴线下的学科群之间所呈现的情形在本质上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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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涉及任何学科都必定具备的另一要素——研究方法。从一般原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同样可以从历史和逻辑两大方面透视研究方法与学科独立性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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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方面看，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或思路一般起源于某一特定的学科或研究对象。如数量分析法起源于数学，理性选择法起源于经济学，个案研究法起源于历史学，制度分析法起源于社会学等。但随着各学科交互渗透、相互借鉴的加强，原本局限于某一学科的研究方法或思路极有可能向相关学科扩散。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政治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借用了原属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法，国际关系学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借用了社会学的文化认同分析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都在普及数量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等。因此，在当代社会科学各门类充分交流，共同促进的形势下，已经很难在某一门具体的学科和某一个具体的研究方法或思路之间划等号了。由此推论，国际关系学也无需专门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学科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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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方面看，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对于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性差别极大。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独立的根基，而特定的研究方法只是锦上添花。没有了独属自身的研究方法，拥有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的学科照样可以保持其独立性。而没有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一门学科就根本谈不上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以国际关系学为例，第二次和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大论战实际上都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大辩论。20世纪60年代的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之争集中体现了哲学思辨、历史个案同数量分析、科学系统之间的较量。80年代末90年代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的大辩论则代表了源自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方法和源自社会学的文化认同论、源自哲学的后现代解构论之间的交锋。由此可见，针对国际关系这一共同的研究对象，最具活力的情形应当是诸种方法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辩争场面。如果某一种方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牢牢占据统治地位，则反而不利于国际关系学健康、正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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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节 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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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有了很大的变化，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初步的评介；若干国际关系的研究课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学有关系开始设立国际关系理论课程；关于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呼声渐高，并开始了有步骤的研究和探索。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创阶段。然而，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在创建过程中必须正确地处理好若干重要问题，特别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中国特色问题、学术评价问题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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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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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其中关于国际关系的精辟论断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指南。失去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就会失去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就根本谈不上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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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不少学者也介绍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但他们是把马列主义作为一般的学派来加以评介，往往以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态度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且有不少解释是片面的、武断的或错误的。因此，要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确立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正确地阐述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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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不仅是一个学派的理论，而且是我们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马列主义世界观才能正确地提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7)“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8)尽管由于某些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来不及创建关于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和无产阶级国际关系的完整理论体系，但是我们不同意有些西方学者说的马列主义中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看法。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是很多的。《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部划时代的文献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时间还要早半个多世纪！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和《论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马恩的部分通信、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三篇文章》等以及斯大林、毛泽东的有关著作，都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这些著作是为我们留下的有待进一步认识和开发的理论宝库。笔者认为特别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进行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1）时代问题以及有关国际政治经济问题。（2）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3）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4）民族殖民地学说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5）对外政策原则和策略问题。（6）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应该包括历史分析、基础理论、现实应用和科学预测。只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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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中国特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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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关系理论要不要、有没有中国特色？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术界一直对这个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提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并非一张白纸。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三世界理论、革命战争理论都是形成中国特色的促因(19)。社会科学总会打上阶级烙印，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但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必然同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实际相结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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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曾举行了一次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术讨论会。与会大多数代表对“有中国特色”持肯定态度。梁柱教授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有中国特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鲁毅教授就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学科提出四点意见，即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的认识；重视邓小平对国际关系的论述和老一辈革命家的理论贡献；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求得共识；拟定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框架。梁守德教授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四个必须”：必须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为正确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处理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必须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必须继承、发扬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会上，也有一些代表提出不同的观点。徐昕副教授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治国方策，是一种政治思想，而国际关系理论是学术活动，两者有区别。张锡镇副教授则担心过分强调有中国特色会产生副作用，给外界一种错觉，即这种理论是为中国人服务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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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早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学者之一是梁守德教授。他于1990年率先在《国际政治概论》的导言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他分别于1991年和1997年发表的《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和《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两篇论文进一步地探讨了中国特色的问题，梁守德教授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本身内在规定其必然要有特色，因为凡理论都是相对的，没有个性、特性就没有普遍性和共性。“特色越鲜明，理论越科学”(22)。梁守德教授对不同意有中国特色的观点并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商榷的态度。他归纳了持不同观点的学者的五种意见：（1）国际关系理论是普遍使用的科学，要“力图克服民族主义的障碍”，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2）中国特色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学术研究不能照搬；（3）突出强调中国特色会陷入理论实用性、片面性，削弱理论的学术性，有可能造成理论的停滞性和僵化；（4）特色形成不能预先设计，而有赖于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成熟；（5）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带有中国特色，不需特别“突出”。然而，他指出，这些看法虽然能够理解，但是站不住脚。他坚持，不管承认不承认，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有各国特色，还有学派特色和个人特色。为此，他提出三个命题：理论都是相对的，理论都有个性，理论都需要更新与发展。同时，他还提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至少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以国家权力为核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突出主权利益同强权利益的关系；（2）把生产力标准引进国际政治领域，确立经济优先观点，注重政治同经济的相互渗透；（3）以改革促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正确处理稳定与进步的关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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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有中国特色”的讨论仍在继续。尽管讨论中意见分歧，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但我们重视的是过程，而非结论。这场讨论是健康的、有益的，它必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建和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