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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体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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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国际关系学建设一般原理的启示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三维的评价体系，以衡量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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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价体系的三个维度分别是：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研究层次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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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个维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要想把国际关系学自成一体的研究对象具体化、丰富化，就必须设立细致的实质性研究领域，并区分不同的分析层次。从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发达国家对国际关系学实质性研究领域的划分情况来看，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国际制度、国际关系史和对外政策这六个分支领域之下，当然还可以有，而且也必须有更为细致的进一步划分。同时，这六大块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相互渗透。不过，国际关系学目前的实质性研究专题基本上都能参照这六大块找到自己的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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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学者在上述“国际关系史”和“对外政策”领域内拥有较强大的研究力量，但在其余四个领域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制度”领域内则还处于开始阶段，显得有些势单力薄。好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些薄弱环节的存在，正在努力锤炼自身在这些领域内的研究实力。但由于这些领域具有极强的现实运用性，并关系到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国际地位走向，指望通过长期的渐进积累达到研究成果上的突破便难免有贻误战机之嫌。当务之急是采取一些非常措施迅速培养一批有潜力、有成就的中青年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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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国际关系还必须明确不同的分析层次。一般说来，这些层次包括国际体系结构层次、国际体系过程层次、国家间关系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国内过程层次和人性层次。前三个层次很好理解，后三个层次则显得与国际关系不太沾边。事实上，上述六个层次还可进一步分为分析对象层次和分析来源层次两大类。分析对象层次一般指的是被解释和分析的现象所处的层次，只包括上述前三个层次，即国际体系结构层次、国际体系过程层次和国家间关系层次，分析来源层次则指的是在解释和分析处于分析对象层次的现象时，所寻找的答案源自的层次，一般包括上述全部六个层次。例如，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选择战争这一位于国家间关系层次的现象作为分析对象，并使用了国际体系结构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人性层次这三个分析来源层次上的答案来解释战争的原因。随着国际关系学研究视野的扩大，上述后三个分析层次也逐渐可以成为分析对象层次。但这要求与之相对应的分析来源层次必须是上述前三个分析层次中的一个或几个。例如，我们可以探讨国内政治经济过程的国际根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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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述分析对象层次和分析来源层次的框架审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现状，会发现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缺乏分析层次意识，而且其分析对象和分析来源多半处于同一层次上，并局限在国际层次的三个选项中。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如果缺乏明确、科学的分析层次意识，会不利于学者间的交流与学术知识的积累。分析对象和来源过分集中和趋同，显然也不利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活跃和发展。从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状况来看，分析对象和分析来源层次的交错，以及分析层次的多元化，是促成国际关系学术成果繁花似锦的主要原动力之一。例如，当前的全球化研究中就已分化出世界经济与国内政治的互动课题，该课题不仅代表新的国际关系学术的生长点，同时还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可供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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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中国国际关系学现状的第二个维度是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在这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呈现的多种方法齐头并进、彼此争鸣的活跃局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参照系。目前西方国际关系学术界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包括：传统的哲学思辨法、个案研究法，科学主义的数量分析法、理性选择论、博弈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法，建构主义的文化认同论等。上述研究方法中除哲学思辨法和个案研究法外的任何一种在中国都很难找到相应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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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还缺乏系统严谨的方法论基础和精益求精的规范意识。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决非阅读几部西方国际关系著作，从事几项相关科研课题就能得以实现的。没有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严格细致的方法论训练，以及锐意进取、不懈探索的教学科研氛围，中国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落后面貌将难得到改观。可以预计，研究方法将成为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学再上新台阶的一个“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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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可供评判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现状的维度是研究层次的协同性。这里所说的“研究层次”指的不是第一个维度中的“分析层次”，而是指依照研究活动的抽象程度而划分出来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政策分析和形势描述四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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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学术研究多集中在政策分析和形势描述这两个研究层次上，而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则明显处于少人问津的境地。表面看，这样的一种研究层次的分布格局侧重现实性和服务性，无伤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的大碍，实则不然。作为整体的国际关系学，如同任何其他门类的学科一样，都离不开理论基础的有力支撑。国际关系学中的基础理论层次和应用理论层次发展不起来，政策分析的力度和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而形势描述层次的研究所提供的原始信息也将得不到系统的梳理和高效的利用。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如果能够具备理论和政策两方面的过硬素质，其个人成就必然不可限量。基辛格和约瑟夫·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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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理论而言，一国的学科建设少不了在基本概念、基本范式、基本流派方面狠下功夫。鉴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目前引介、消化和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我们自然不能撇开现实不管，闭门造车，盲目乐观地构建封闭的基础理论体系。目前，要缩小与西方国际关系学在基础理论上的差距，唯有充分地打开门户，依照“拿来主义”的原则借鉴有价值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同时对属于糟粕范畴的东西也要提高警惕，予以批判。这里需要略微具体地澄清一下我们对于国际关系学基础理论的误解。一谈及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理论概念，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国家利益”、“国际格局”、“均势”、“国际体系”、“相互依赖”等。其实，涉及国际关系学根本的概念首先还不是这些词汇，而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范式”、“元理论”、“变量”等构成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基础的学术概念。对这些根本理论概念的忽视，必然会削弱中国国际关系学未来发展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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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基础理论与政策分析之间的应用理论是国际关系学的枢纽。它起着联系基础理论与政策分析，把基础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价值的桥梁作用。一般说来，国际关系应用理论是与国际关系六个分支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例，霸权稳定论、复合相互依存论、贸易和平论等都是既以某一理论流派为依托，同时又着眼于实际应用价值的应用理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用理论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的难点所在，它意味着基础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完美结合。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状来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理论底座，尽管中国学者学以致用意识十分强烈，应用理论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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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无论从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还是研究层次的协同性来看，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相比，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大多数是质的，而非量的，由此可见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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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关于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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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还要正确地处理好对西方理论的批评和借鉴的问题。要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对客观情况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应看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理论贡献，研究哪些可以借鉴，洋为中用；另一方面应看到它的局限和缺陷，进行必要的分析批判。两者不可偏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批判、只借鉴，甚至全盘接受，就会迷失方向，丧失立场。坚持批判的态度，才能正确地借鉴。但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又是在特定的领域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不加以研究，不借鉴，不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也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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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在这一前提下，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握变化与实质的关系。应该看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20世纪40年代的摩根索现实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新现实主义，变化是很大的，从原先鼓吹强权政治、武力干涉、国际冲突和霸权思想到强调国际政治经济、霸权后合作、国际机制和南北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马列著作被列为禁书到如今开禁并列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参考书，而且还出现了一批国际关系研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东西方关系缓和，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的理论融入了许多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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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意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质起了根本变化。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前几篇文章已提及，8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新强调其实践性，它与政府决策关系更趋密切。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以“美国利益全球化”为信条，坚持为美国对外战略服务。例如，新现实主义一方面强调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仍坚持强权政治，称“为美国对外战略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结合，是理论上的一个发展，但它实质上是以美国经济利益为中心的一种“新遏制经济学”；国际机制论和世界秩序论突出国际关系原则、准则、规则和程序的重要性，但是骨子里美国仍是“老大自居”，要别人按美国的政治原则和价值标准行事，美国政府近年来很推崇“国际关系机制化、制度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政府决策之密切可见一斑。在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必须看清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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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一方面，应该看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至今的六七十年内，美国几代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在该领域勤奋耕耘，使国际关系学从幼年时期进入成熟时期，使它演变成一门具有特色的十分活跃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理论。美国学者从宏观与微观角度筑造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构架（包括研究对象、基本内容、核心问题和研究方法）可供我们参考，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更不乏可取之处，其中的历史哲学分析、层次分析、体系分析、决策分析、模式分析、博弈分析和比较研究等都含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和独到的见解，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实用性，均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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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必须指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列宁曾提及旧理论的两个缺陷：一是没有摸到社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本质特征；二是没能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和历史作用。这一分析也适用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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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本质上是以西方大国关系为主，在大多数美国学者看来，世界政治就是大国政治，而大国政治的核心是美国，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以美国为中心（Amerinocentric）的大国国际关系理论(24)。有一位美国学者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可避免地是以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为条件的。”(25)经过二次大战后的“重心转移”和冷战后的“地位加强”，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占据了“该学科的支配地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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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找不到小国、弱国、穷国的应有地位，听不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声音，强权政治不消说，就是体系理论、互相依存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暴露出这一根本问题。有的学者即使提到南北关系，也往往歪曲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和立场，对它们的“观点和看法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于“美国为中心”这一点，不仅英国学者表示不满，认为是“损害了包括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而且连美国学者也承认，这种“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超级大国地位”和他们“超级大国学者”已成为“批评的目标”(27)。因此，在世界范畴内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民主化和多样性，反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任何霸权支配地位，使国际关系理论充分地反映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求和呼声，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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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第四节 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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