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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派意图在伊拉克已经清晰可见，但叙利亚的事态则要复杂一些。“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战术也专门针对由敌视它的群体所控制的逊尼派市政当局，报复、恐吓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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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的另一种军事战略，可以称为消耗敌方战斗力和士气的一致行动。在伊拉克，这些行动主要集中在逊尼派地区（尤其是安巴尔省和尼尼微省）的逊尼派城市中心和交通要道。而在叙利亚，则主要集中在该国东北部和东部的资源丰富地区，以及与土耳其、伊拉克接壤地带。不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派团体，直到2014年中期才开始重视打击叙利亚政府。这些活动需要更加有利的条件——比如潜在的拥护人群、缺乏能力的对手、易于获得的持续资源供给，在这样的环境中成形的行动，可以为获取和巩固领土创造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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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占据摩苏尔之前，“伊斯兰国”花费数年时间实施以情报为主导的大量行动，特别是反复袭击检查站和巡逻队，以此削弱伊拉克安全部队控制城市外围的能力。同时，“伊斯兰国”武装力量实施针对军方和政府官员的秘密恐吓行动，还暗杀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关键在于，这损害了政府有效控制城市的能力，从而使“伊斯兰国”得以建立影子政权，有能力在明处产生隐蔽的影响，有时还在暗处发挥几近公然的控制。[4]这从内部逐渐削弱了当地人对政府指定之保护者的信任。因此，到2014年6月初，“伊斯兰国”向摩苏尔发起最后进攻之时，政府军的战斗力和信心已不堪一击，不到24小时，这座城市就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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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战略是“伊斯兰国”在2013年-2014年获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该组织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轻步兵部队攻击的形式实施这一战略。打造出此等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格达迪的前副手哈吉·贝克尔（Haji Bakr,2014年2月在叙利亚被杀）——此人清洗了组织中大部分非伊拉克的高层领导，代之以经验丰富的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安全官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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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通常的做法是发动多次多维的攻击，借此压制对手的防守能力，特别是在袭击易守难攻的大型目标时。例如，2014年8月11日，该组织在攻占伊拉克城镇杰卢拉（Jalula）时，使用了两枚大型自杀式汽车炸弹，接着派12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分头步行前往杰卢拉镇各处检查站发动袭击，为地面联合攻击开辟道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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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至7月，“伊斯兰国”成功向叙利亚代尔祖尔省发起进攻时，采用的则是另一种策略。同年2月至3月被反对派强行驱逐后，“伊斯兰国”开始绑架和暗杀当地叛军领导人，还给叛军指挥中心制造了几起大型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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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个月后，随着“伊斯兰国”攻势席卷伊拉克，同时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代尔祖尔各地反叛势力和部落军队纷纷弃械投降。在仍由反对派团体据有的区域，每一次投降都增强了“伊斯兰国”的势力；“伊斯兰国”提出以和平投降换取悔罪和裁军，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对手的实力。到了8月中旬，除了沙伊塔特（Shai’tat）部落拒不投降（最终以700人死亡和1800人失踪为代价被残酷镇压下去）,“伊斯兰国”已经有效地巩固了代尔祖尔省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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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业已证明：无论当地具体情势如何，该组织都有能力制定和执行多级战略，诱发混乱无序的权力真空，从而乘虚而入。“伊斯兰国”将反叛军典型的消耗战略与极端暴行[比如2014年8月下旬，在攻占塔巴盖（Tabaqa）空军基地后屠杀大约200名俘虏]合而为一，从而获得了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所必需的杠杆。此时，“伊斯兰国”部队可以在所有地方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正如驻守霍姆斯的英国籍战士阿布·乌萨马（Abu Usama）于2014年5月所说：“在这里，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都大同小异——守护检查站，巡查这片地区，处理当地人之间和部落之间的纠纷，跟村里的长者和头领开很多会，这样我们就能讨论他们的担忧和怨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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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伊斯兰国”的运作环境并不简单。2014年6月进攻伊拉克的后期阶段，“伊斯兰国”与其他逊尼派武装派别结成了联盟，其中很多本来被视为组织的敌人。这些“便宜之交”虽然还远远称不上稳定——小规模的冲突相当频繁，尤其是跟复兴党人武装“纳克什班迪教团军”（Jaysh Rijal al-Tariqa alNaqshbandiyya,JRTN）——但是只要反政府的斗争没有结束，这种关系便能持续下去。事实上，纵使双方关系紧张，“纳克什班迪教团军”头目——曾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时期担任伊拉克副总统的伊扎特·易卜拉欣·杜里（Izzat Ibrahim alDouri）依然在2014年7月13日公布的录音声明中，对“‘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骑士英雄”发挥的带头作用大加赞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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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现对联盟的诚意，“伊斯兰国”特地为两位前伊拉克陆军复兴党将军安排了政治职位：攻下摩苏尔不久，便任命爱资哈尔·奥贝迪（Azhar alObeidi）为该城总督；任命艾哈迈德·阿布德·拉希德（Ahmed Abd al-Rashid）为提克里特城总督。[10]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对这种关系的维持足以使其撼动局势，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它这种规模的组织能力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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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界广泛指责“伊斯兰国”和叙利亚政府之间有意识地协同作战，但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此类活动。事实是2014年1月，反ISIS主阵地开始形成，此时ISIS确实不再进攻政府军（后者也不再进攻前者）。不过，这种结果其实有着更合乎逻辑的解释：当时的阿萨德和ISIS都在忙于对付更加紧迫的敌对行动。毫无疑问，阿萨德非常乐意让ISIS发展壮大，并借助其影响力来分化和削弱反对派。不过，其政权的直接利益都集中于更靠南的地区——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南部和卡拉蒙（Qalamoun）地区，ISIS的利益则集中在东北部，它在那里的主要对手是反对派团体和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卫军”（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Y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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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伊斯兰国”开始调节自身利益的平衡点，这时它已经巩固了在代尔祖尔和拉卡的控制权，于是向阿勒颇[库韦里斯（Kweiris）空军基地]、霍姆斯[沙伊尔（al-Shaer）天然气田]、哈塞克（Hasakah,121团和市区）和拉卡（塔巴盖空军基地17师93旅）的政府军发动多次大规模攻势。简言之，“伊斯兰国”已经调整好状态，足以重新发起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从伊斯兰教神学角度，“伊斯兰国”认为叙利亚政府无异于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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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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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伊斯兰国”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者”，所有的策略做法都是为了“筹划激进的政府和社会变革目标”。[11]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伊斯兰国”的运作方式像管控严格的官僚机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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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2010年就任领导人以来，“伊斯兰国”的最高领导层日益缩小，愈加排外，不过仍然保留着由多位“部长”组成的“内阁”。巴格达迪可能保留一位私人顾问或助理（原来是哈吉·贝克尔）以及两位直接副手（一人负责叙利亚，一人负责伊拉克）、八人“内阁”和至多13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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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顶层，巴格达迪树立起一个具有伊斯兰教合法性的关键形象，理由是他在巴格达伊斯兰大学拿到所谓伊斯兰教研究的博士学位，以及他过去在萨马拉担任伊玛目和宣教人员。巴格达迪虽然不是毕业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或者穆夫提学院（Dar al-Ifta’ alMasriyyah）[1]，但曾任教职的背景使他在宗教层面的地位比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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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重要的是，巴格达迪手下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具备军事和情报经验，这为“伊斯兰国”高效得力的组织运作带来专业水准。例如，巴格达迪的两名直接副手都曾在伊拉克军中任高级军官：负责叙利亚行动的首领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Anbari）曾为伊拉克陆军少将，负责伊拉克行动的首领法德勒·艾哈迈德·阿卜杜拉·哈亚里[Fadl Ahmad Abdullah al-Hiyali，又名阿布·穆斯利姆·图尔克马尼（Abu Muslim al-Turkmani）]曾为伊拉克军事情报部门陆军中校和特种部队军官。[13]此外，根据2014年6月初从原“伊斯兰国军事委员会”头目阿德南·伊斯梅尔·纳吉姆·比拉维[Adnan Ismail Najem Bilawi，又名阿布·阿布德·拉赫曼·比拉维（Abu Abd al-Rahman al-Bilawi）]藏身处查获的资料，该组织拥有大约1000名“中级和顶级战地指挥官，每一位都具备技术、军事和安保经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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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圣战军舒拉会议”决定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并且明确视之为一个杜拉（dawla，国家），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点。“伊斯兰国”将自己看成一个国家，也表现得像一个国家，从而寻求对领土的控制和统治，维持履行诸多“部委”责任——军事、民事、政治和财政职责——的部长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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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防部未公开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拉克伊斯兰国”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运作着一个复杂而又注重细节的官僚体系，用报告作者的话来说，该体系目前大体上仍在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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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伊拉克伊斯兰国”）基层组织被要求将取自当地企业的收入——比如绑架赎金和敲诈勒索——的20%送交上一级领导。级别较高的指挥员会核查这些收入，并且重新分配资金，拨给陷入困顿或者需要额外资金发动攻击的省级或地方分支。截至目前，重新分配和薪资成本——支付给成员或者补偿已故成员家属的薪金——是最大开支……一度占全部支出的56%。……随着“变节者和十字军”成功赢得部落支持来反对他们的形势逐渐明朗……“伊斯兰国”指挥官在治理架构中设立一个新机构来挽回这些领导人。新成立的“部落委员会”成员对这些人的拜访都由簿记员记录在案；簿记员一直在密切留意送给所谓“要员”的现金、《古兰经》和其他礼物，之后还会向上级报告该部落对于提议的接受程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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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伊斯兰国”军队的管理方式看起来类似民族国家的军队，各支部队轮转于前线的现役执勤、“解放”区的休养生息以及“基地”的其他部署之间。正如2014年6月驻扎在代尔祖尔的英国籍战斗人员阿布·奥斯曼·布里塔尼（Abu Uthman al-Britani）所说：“老实讲，这很像是在西方国家过的日子，除了手上有把枪。……（你的职责）取决于你在哪里，但你的主要职责是里巴特（ribat，前线执勤）。……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去旅游，只要能拿到假期——你只需要拿到书面批准就行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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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国”扩张之际起到关键作用的内部结构和决策机制之一就是创收。至少从2005年开始，“伊斯兰国”基本上实现了财务完全自足；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库，2005年到2010年之间流向伊拉克“基地”组织、“圣战军舒拉会议”和“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外部资金总额不足该组织总“收入”的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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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就任“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人之后，巴格达迪成立了财务指挥委员会，摩苏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位得到巩固。[18]2014年，错综复杂的敲诈网络可以创造一个月1200万美元的收入。尽管“伊斯兰国”日益受到公众注目，这可能带来私人资金支持的潜在增长，不过创收能力的同时扩大则表明，该组织已能持续实现财政上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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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诈勒索所得的收入虽然已经更具有可持续性，但比起叙利亚和伊拉克石油的地下销售而言仍是相形见绌。对“伊斯兰国”来说，非法售油算不上新鲜事——到2010年，人们已认为该组织一直在“抽取伊拉克石油财富的份额，在北方开加油站，走私石油，向工业承包商勒索钱财”[19]。不过到2014年8月底，能源分析师估计，该组织每天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将多达7万桶原油（重质原油每桶26~35美元，轻质原油每桶60美元），卖给内部黑市客户和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和库尔德斯坦等地的外部买家。[20]通过这些倒买倒卖，“伊斯兰国”的每日收入为100万美元至300万美元不等，12月将达到3.65亿美元至11亿美元。[21]不过，国际上合作打击“伊斯兰”的联盟自2014年9月下旬开始把目标对准叙利亚与“伊斯兰国”有关的石油设施，这将显著破坏实现此种前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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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财政虽说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但也在充分利用其他资源，包括农业、棉花、水、电等。众所周知，该组织还有效地运作着绑架人质换赎金的行动，仅2014年8月就证实有四名外国籍人质（两名意大利年轻女性、一名丹麦人和一名日本人）被“伊斯兰国”绑架。[22]或许寄希望于拿到赎金或者交换俘虏，“伊斯兰国”在2014年底和2015年初把这项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公开处决美国、英国和日本人质。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有力武器。例如，布鲁塞尔一位未具名的北约组织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国”在2014年4月收到来自法国的1800万美元赎金，不过这一说法遭到法国政府否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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