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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不具备全面控制权的地区，“伊斯兰国”仍然维持着敲诈勒索网络，收取保护费。“伊斯兰国”分支据称也盗窃古董，再到黑市上卖出。一名伊拉克情报官员声称，该组织在2014年初将来自大马士革北部奈卜克（al-Nabk）具有8000年历史的文物出售，赚得3600万美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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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长期以来在其控制或影响的地区实行影子税收（和勒索），不过自从宣布成立哈里发国以来，该组织便开始更多地推行官方税收制度。例如，伊拉克西部主要公路上的货运业务目前实行关税制度，征收对象是经伊拉克边境瓦利德（al-Waleed）和塔尼夫（al-Tanif）交叉通道而来的叙利亚和约旦的食品和电子产品运输卡车。截至2014年9月，税费为食品类每车300美元，电子产品类每车400美元，有时普通卡车统一征税800美元。这一系统本身出奇地专业，正如记者米切尔·普罗瑟罗所观察到的：“‘伊斯兰国’不仅保护商人免遭盗匪侵扰，也向他们提供文书，证明他们已经向‘伊斯兰国’纳税，还有仿冒的政府税收凭据，卡车司机可以拿给伊拉克陆军检查站看，这样他们不用另外交钱就可以通过了。”[25]这种独立的财政能力除了保护“伊斯兰国”免于传统的经济反恐措施，还为其提供了社会影响力的源泉——无论是通过激励手段来鼓动部落效忠，还是通过提供粮食配给和燃料补贴来激起民众支持。例如，2014年5月-6月进攻代尔祖尔期间，“伊斯兰国”“花了200万美元诱使部落和领导人允许他们在该地的存在”，从而赢得了许多人的战略投诚和效忠宣誓。[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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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给自己树立富有和成功形象的能力，增强了其从本地乃至境外招募新鲜战斗血液的效果。正如一名驻守阿勒颇的温和派指挥官在2014年6月以匿名身份透露说：“叙利亚人加入ISIS为的是钱，就是因为他们能付得起工资。”[27]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斯兰阵线”（Islamic Front）政治官员说得更是直截了当：“ISIS肯定会扩张下去的——它有的是钱，而现在叙利亚人太穷了。钱能改变一切——人绝望了，难免要去支持极端主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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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战略：玩转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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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内部运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有效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国际媒体关注。通过省级媒体账号和若干中央媒体部门，“伊斯兰国”在Twitter上的表现远远胜过其他所有武装组织；直到2014年8月，可能是应美国政府的要求，该组织的所有Twitter账号被关闭。[29]此后，“伊斯兰国”把账号短暂地转移到更加独立也更加注重隐私的平台——Diaspora，后来又到俄罗斯社交网站VKontakte扎根下来。好景不长，该账号在9月中旬也被封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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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的各个账号协同发布特别重要的内容，事实证明此举果真能夺人眼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伊斯兰国”的“标准媒体”（Al-Furqan Media）于2014年3月17日发布了长达一小时的《剑鸣铿锵（一）》（Salil al-Sawarim I）视频，24小时内YouTube点击率达56998次。发布两个月以后，该视频在Twitter上的转发次数达到40小时内共计32313次——平均每小时转发量为807.825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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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还运作数个安卓（Android）应用程序，其中包括“福音的黎明”（Fajr al-Basha’ir），它能读取用户的个人信息，并且通过他们的账号发布统一内容。2014年6月9日至10日攻占摩苏尔期间，“福音的黎明”尤其活跃，它集中统一发布的一则Twitter信息，排在“Baghdad”（巴格达）一词全球搜索结果的榜首。[32]2014年6月巴西世界杯期间，“伊斯兰国”相关账号甚至劫持了话题标签，给他们发布的军事媒体资料加上“#Brazil2014”（#巴西2014）或者“#WC2014”（#世界杯2014）之类的标签，这样就会出现在相同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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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四五月份以来益发注重英文资料，标志着“伊斯兰国”开始转向更广大的国际宣传，宣扬在新成立的“伊斯兰教国家”生活的构想。《达比格》（Dabiq）杂志——设计无可挑剔，用英语——采用巧妙的手法扩大了“伊斯兰国”的招募基础。例如，《达比格》创刊号探讨了“易卜拉欣的道路”（Millah Ibrahim，易卜拉欣是伊斯兰教先知，也称亚伯拉罕），大概是为了提醒读者阿布·穆罕默德·迈格迪西写过一篇知名文章，攻击沙特王室的合法性。“基地”组织最强大的联盟组织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的初衷就是反对沙特的君主制，因此这种关切很可能意在吸引该组织的支持者加入“伊斯兰国”。[34]事实上，到8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查明AQAP和驻守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AQIM）都有“成群的战斗人员”叛逃到了“伊斯兰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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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不仅吸引新兵和全世界的目光，更是让潜在的加入者不约而同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并确保持有塔兹基亚。此外，“伊斯兰国”统一行动的各个社交媒体账号所组成的协调网络，使该组织得以使用多种语言发布一致信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激斗也是在网络上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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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伊斯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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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宣布成立“伊斯兰国”和恢复哈里发国，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掌握了管理和统治组织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结果是，“伊斯兰国”面对着圣战者的“根本困境”
:“他们要是不治理，就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但以往记录显示，他们再三尝试都告失败。”[36]不过，“伊斯兰国”如今已经保持领土（包括多个中心城市）的控制权，其宗教和政治活动不仅维持了治理，更是有所扩大。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居民称当地的行政机构“都快捷高效……各个部门都有联系，协调一致，[他们]共享信息而且大体看来善于合作。”[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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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逊尼派人士认为什叶派政府压制逊尼派权利，“伊斯兰国”利用此种广泛的不满情绪，从中受益。民众对可行而稳定的逊尼派统治的普遍愿望，为“伊斯兰国”提供了有待填补的真空。“伊斯兰国”将市政管理（警察、伊斯兰教宣教、参与部落事务、征兵和训练、教育、沙里亚法院）和基于援助的服务（人道主义援助和设施管理）结合，以此来参与统治。因此，“伊斯兰国”为平民提供了民族国家体制所提供的大部分东西，而且监督力度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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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苏尔便是范例。6月9日至10日，“伊斯兰国”花了仅仅24至36小时时间夺下了这座城市，6月12日便匆忙发布了瓦西卡特马迪纳（wathiqat al-madina，城市章程），列出16点纲要概述该地的新法律。[38]强行颁布的摩苏尔条例乃是效法拉卡现有的章程制定的，“伊斯兰国”花了整整5个月才推翻拉卡的敌对势力，并在2013年10月取得单边控制。当时，“伊斯兰国”开始着手实现其治理愿景，其愿景在叙利亚内战的棘手形势下，带来了相对的稳定，获得了公众的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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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刚刚取得全体居民控制权之后的那段时期，对于“伊斯兰国”而言最为关键。攻占领土的最初时期里，大肆展示军事实力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权威感，不断促使大批武装人员前去“伊斯兰国”临时设立的“悔过办事处”倒戈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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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沙里亚法的严格形式，显然是“伊斯兰国”治理模式的中心。在其种种教条之中，“伊斯兰国”推行哈杜德（hudud，伊斯兰教对于严重犯罪所规定的传统刑罚制度），强制要求每天五次礼拜[2]，杜绝毒品、酒精和烟草，控制个人形象（包括着装），禁止赌博、非伊斯兰音乐，要求男女分隔，下令毁坏宗教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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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信奉一神教的非穆斯林的齐米（dhimmi，保护）协定，已经在拉卡（始于2014年2月下旬）和摩苏尔（始于2014年7月17日）实施。这使得非穆斯林居民处于“伊斯兰国”的“保护”之下，只要他们定期支付吉兹亚（jizya，人头税）和遵守其他严格规定：最重要的几点是，不允许再建造礼拜场所，必须去除所有可见的信仰标志，不准携带武器，不准出售或消费猪肉和酒精。[39]然而在实践中，这种“保护”意味着非穆斯林居民被贬为二等公民。在摩苏尔，假如非穆斯林公民没有点头同意，没有皈依伊斯兰教，没有在48小时内离开该城，那么齐米协定就伴随着“除了剑一无所有”的威胁生效。[40]后来，沙巴克人和土库曼人社区内基督教徒和什叶派教徒所有的房子被涂上了阿拉伯语单词“努”（noon）——意指奈斯拉尼（nasrani，基督教徒），以及“拉”（ra）——表示拉菲达。三天之内，摩苏尔市的绝大多数基督教徒和什叶派教徒都弃城而去。[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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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信仰非一神教的居民，“伊斯兰国”的做法是绝对不妥协。经过数月大部分未经证实的指控，“伊斯兰国”在2014年10月承认其将雅兹迪族人称为穆什里克（mushrik，多神教徒），故而他们也是撒旦教徒——可以被合法奴役，他们的妇女可以做“伊斯兰国”的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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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伊斯兰国”的政治规划是建立逊尼派伊斯兰教国家。因此，若要说非逊尼派人士还能享有什么权利的话，也只有最低限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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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边环境欠稳定，“伊斯兰国”攻占领土之后就立即着手建立法律与秩序。警察部队——男性和女性——迅速得到组织和部署，上街巡逻，执行传统民法和沙里亚法，沙里亚法院也很快成立起来。这种调动速度往往是由优厚的薪水所促成的。尽管对法律与秩序的重视很明确，但各个地区的执法水平则不尽相同。例如，截至2014年10月中旬，“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行为准则的严格程度便比不上在拉卡强制推行的水平。很显然，“伊斯兰国”在不同地点面对不同的情势，相应地采取不同的行动。然而，该组织在某个方面又是一致的：控制市政当局的时间越久，其统治就越强硬也越自信。不过，这还是没能达到2008年那样的极端水准：当时“伊拉克伊斯兰国”明令禁止妇女购买黄瓜（因为黄瓜带有性暗示意味），禁止销售冰激凌（因为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不存在冰激凌这种东西）。[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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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伊斯兰国”并不仅仅关心纪律和惩戒。该组织也花费大量财政资源来提供社会服务。占领市镇之后的首要举措，就是控制工业和市政服务设施，以确保它所认为的更加有效和平等的服务。一直以来，这意味着掌控电、水、气供应，当地工厂，甚至面包店——这一切让“伊斯兰国”掌握平民大众的核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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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伊斯兰国”经常补贴主要商品——特别是面包——的价格，也一直在限制房租价格，这一点人所共知。比如说，2014年7月夺取代尔祖尔省的大部分控制权之后，“伊斯兰国”拨款出资，将面包价格从200叙利亚镑降低到45叙利亚镑，同时强制要求面包店为穷人提供扎卡特（zakat，伊斯兰教的一种慈善义务）。[44]在摩苏尔，“伊斯兰国”在攻占该城的前一天便建起一座免费医院，后来又将房屋月租价格限定在更加负担得起的85美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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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经常开设民用公共汽车，并且往往免费提供服务。该组织还修复电力线路、道路、人行道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设立邮政服务，为儿童提供医疗保健和预防接种，为穷人施粥送饭，为建设项目提供贷款，为男孩女孩开办以学习伊斯兰教为主的学校。在拉卡，“伊斯兰国”甚至成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办公室，让出售劣质商品的店家关门歇业。[46]简言之，“伊斯兰国”力图提供一个民族国家为其公民提供的同等服务，不过用该组织的话来说，是以一种更加合乎道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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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宗教和政治统治的另一项关键要素就是宗教教育和宣教。除了推出新的学术课程，该组织还经常举办公开达瓦（da’wa，宣教）活动，“教育”民众生活在“伊斯兰国”统治之下有种种益处。[47]孩子们时常在这些场合收到免费的餐点和礼物，偶尔也会被当地部落首领或其他政要当成庆祝拜阿宣誓的道具。根据阿布·杜贾纳所言：“当ISIS开进霍姆斯省时，人们都非常怕我们，不过四五个月以后，大多数村长都宣誓效忠我们，几百位村民都自愿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我们教育了人民，教会了他们读书识字，给孩子们开了接种疫苗的诊所，阻止了盗贼和强盗，还让交易活动恢复了正常。”[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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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制订了近乎完备的治理模式，结合该组织庞大的财政资源，这一模式大体上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得到了人们的默许。在冲突和不稳定的大背景下出台这些治理措施，使逊尼派平民更容易被迫接受其苛刻的规范准则。这项要素是“伊斯兰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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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有时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被投石处死）和截肢（谋杀、通奸、抢劫等罪行的刑罚）无疑表明了“伊斯兰国”的残暴程度令人震惊。此种“大棒”，再加上社会服务所提供的“胡萝卜”，有时会让“伊斯兰国”——至少在近期内——成为可行的替代选择：一方面替代压制、注重宗派、深受境外影响的政府，另一方面替代无能、“温和”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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