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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家，无论白昼和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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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下他们的尿液，摸下他们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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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钞票来得快，什么病我们都能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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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围绕同一个老生常谈的讽刺主题的变奏曲。乔叟笔下的高级律师和医生，比起维护司法公正和救治病人，更关心如何塞满他们的钱袋子。有位当代牧师把医生们比作“因为一念之差错拿了他人财物”的强盗。在圣玛丽的贝弗利教堂中陈列的一把15世纪制造的教堂座椅托板上，一位医生被雕刻成猴子的形象，手捧一只接尿容器，身旁站着向他递钱币的病人。那些医生们唯利是图的可耻行径和销售药方的药剂师们的行为可谓半斤八两。1697年出品的一部讽刺剧中，一位药剂师向病人出售一颗“由只值1/4便士的螃蟹眼睛和少许伦敦制造的解毒剂混合调制成”的“特制药丸”时，竟然向对方收取了4先令6侏儒。不仅如此，他还振振有词道：“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3]像这样的伪劣药品充斥着当时的市场，但是相当多心怀绝望的男女对此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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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人们对他们的普遍印象就是一群喜欢吹毛求疵、在背地里延长诉讼时间以牟取更高佣金的伪君子。看过《伦敦三妇》（1581）的观众可以证实自己所谓的偏见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剧中的律师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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呸，先生，我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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啧，那些想当律师的必须懂得上千种捏造事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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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很多时候我们律师会善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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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那些良心都滚蛋吧！啧啧，这个时候我们会像兄弟一般一个鼻孔里出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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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医生和律师恶习的揶揄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他们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为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惹人厌烦的惯常问题提供了专业咨询和解决方案。人们会生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而在那个年代生育也是极其危险的。所有拥有地产或从事商业贸易的人，都需要征询法律意见以制定完善的合同、契约、债券、遗嘱和婚姻条款。倘若上述条款出现纰漏，律师们就得负责追讨欠款，强制执行合同约定，并确保对侵权行为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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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身体的健康、内心的平静以及对损失的补偿，而医生和律师们对这些也设立了高昂的收费标准。外行人付款后却无法保证得到满意的结果，尤其对医生给出的那些常常不太可靠的药品大为不满。他们也对那些像魔术师的呢喃般难以理解的内科医生行业术语困扰不堪，这些术语仿佛是为了混淆是非或误导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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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诚实的医生和律师形象并不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凭空捏造。1425年，一位来自伦敦名叫罗伯特·斯卡勒的牧师被邻居们指控，后者称他是个皮条客，还“假扮成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凭借满嘴的油腔滑调欺骗他人……［他］已经用歪门邪道害死了很多人”。[5]30年后，东英吉利的居民向议会投诉，称他们对一些律师的做法实在忍无可忍了，因为这些人“每到一处展销会、集市和集会点，都会用各种手段煽动市民提出不符合事实的诉讼”。[6]1574年，一些伦敦市民被“一个叫派恩的人”欺骗，最终，这个独眼无赖因欺诈被勒令戴枷示众。针对他的起诉书将他描绘成“一个混迹代理行业的老油条和骗子，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取得律师资格证”。[7]通过核对伦敦四大律师学院的成员名单，他的欺骗行为立马被揭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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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律师学院、林肯律师学院、内殿律师学院和中殿律师学院的前身是一些提供非正式指导并定期举行宴饮活动的协会组织。它们不具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机构的特点：有注册机制但不设置考试，不颁发资格证书，也不干涉私人和专职人员的职业操守标准。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其成员的垄断地位，排挤擅闯律师界者。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中也都有类似的协会组织。自1518年以后，皇家内科医学院掌管伦敦所有的医生，通过严格控制颁发行医许可证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学院只接收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殊不知在那里，医学是个长期遭到冷落只是纯大学课程的专业。最好的医生们，比如威廉·赫维爵士，还要前往更优秀的欧洲学校，尤其是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接受实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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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的内科医生通过主教或上述两所大学取得营业执照。外科通常被视为一门手艺并受城市行会控制，后者负责监督学徒机制、制定收费标准并执行这些标准。约克郡外科医生行会在1500年间拥有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70名成员，面向约7000人提供服务，并拥有自己的图书馆。[8]药剂师们也是按照类似的模式组织起来的。这些专业团体会花费大量的激情和精力来争论临床医学划分标准。这场艰难的竞争在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之间角逐，人数较多的那方最终赢得了胜利；1704年，英国上议院裁决允许药剂师根据病情诊断的结果实施治疗并提供药物。这一裁决只不过是对现实的认可，因为在当时，仅伦敦就有超过9/10的病人是由药剂师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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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专业团体中，从律师协会到小城镇手工业行会，成员的群体性自我放纵现象非常普遍。他们通过定期举办庆祝活动凸显自我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庆祝活动中，成员会身着盛装、品尝大餐、过度饮酒并纵情于音乐师和演员的表演之中。对于一位由在律师学院消耗的膳食总量决定其出庭时机的律师来说，消化能力就是对他的一种考验。1590年后，这种礼节赋予了他在威斯敏斯特中央法庭和省际巡回审判辩护的权利。共同用餐为律师们营造了兄弟般情意的氛围，增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在某些情况下还提供了非正式的指导。当餐桌被收拾干净后，新手和有经验的律师们经常就深奥的法律要点（像莎士比亚那样“吹毛求疵”地）进行辩论。这些法律要点包括对法律知识、有些法庭上仍在使用的古老的诺曼法语的流利性和快速思考能力的检测。新手们会专心记录下前辈所说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法官们口中讨论的案件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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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早期开始，在历时12天之久的圣诞节期间人们每日晚餐结束后会举行狂欢活动。这些狂欢活动后来发展成更为复杂的活动，会为一些出名的观众表演幕间短剧、假面剧和多幕剧，其中就包括伊丽莎白一世及其大臣们。这些小旅馆既是临时的剧场也是赌场，因为圣诞节期间允许在大厅赌博。1668年元旦，塞缪尔·佩皮斯在观看戏剧时，吃惊地看到掷骰子者中不乏“肮脏的学徒和游手好闲者”，当他得知幸运者能在这样一个“亵渎神灵的疯狂的娱乐项目”中，于1小时内赢得100英镑的消息时，更是感到极度震惊。人们并不认为德高望重的机构举办那些在讲坛上和册子中备受谴责的娱乐活动有什么不妥。如果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律师协会中老资格的法官就会自我辩解说，这些行为都是约定俗成的。专业人士非常敬畏传统，这就使得他们对任何改变都抱有厌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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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律师学院举行的标志着律师职业生涯顶峰——被任命为高级律师——的典礼和宴会上，人人都会保持适当的矜持。每年，在听取司法官和该协会元老级人物的意见后，王室会任命一批新的高级律师。这些高级律师有权收取最昂贵的费用，而法官也是从他们这一等级中选出。从事法律行业享有的尊严、财富和自信在这些典礼和宴会中充分显现。新任命的高级律师们会从各自的律师学院骑马行至威斯敏斯特教堂，在大厅里他们会被授予和他们等级相称的猩红色头巾和白帽。随后，他们会向王室大臣和法官们献上花环，向他们各自的律师学院赠送礼物，宴请他们的律师同伴，最后在一场盛大的晚宴中（有时国王也会前来参加）结束其大张旗鼓的任命仪式。同所有商业公司和行会日程表上标注出来的典礼和节日一样，这些宴会无时无刻不提醒着外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隶属非常排外且成员身份十分高贵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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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年，威廉·帕斯顿被任命为高级律师。他当时四十出头，有一拨来自他老家诺福克郡、经过长途跋涉来找他的重要客户。他的父亲克莱门特于14世纪中叶出生于帕斯通市，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是“一个朴实的农民”，每年春天他都辛勤耕耘自家近百亩土地，“带着谷物坐在没有鞍的马背上，一路骑回磨坊”，然后“驾着马车，把各类谷物运到温特顿出售”。他是一位富有的农民，就像乔叟笔下和他同时代的采邑总管一样。他们俩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都是1315—1322年间饥荒以及1348—1375年间瘟疫的受惠者。这两次灾难使当时的英国人口从500多万锐减至250万以下。和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中有过相同遭遇的人一样，这些幸存者往往比他们的邻居更健康、更富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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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经济分配方式由此产生，其价值却都被像克莱门特·帕斯顿这样有足够资本在买方市场获取土地和租赁权的人榨取。他扩大了他的地产，并缔结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婚姻——娶了杰弗里·萨默顿的妹妹比阿特丽克斯。杰弗里·萨默顿也是一位富有的农民，他的副业是将教会免罪符出售给当地的罪人以及向邻里提供法律咨询。克莱门特说服了他姐夫将部分积蓄投入自己在律师学院学习的儿子威廉身上。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正确的投资，因为威廉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被任命为法官，1444年去世时，已经拥有了北诺福克郡的大片地产。威廉的大儿子约翰迫切希望能掩盖其父亲卑微的出身。在1466年，他成功地让爱德华四世的顾问团相信他的祖先一直都是绅士，“自诺曼人征服英国以后，就是高贵血统的嫡出”，而且“打从和平时代起”就成为了帕斯通的庄园主。但来自诺福克郡的人不会轻易相信他的鬼话，人们对克莱门特·帕斯顿在诺福克郡土地上的辛勤劳作仍然记忆犹新；甚至有谣言说克莱门特·帕斯顿原是一个没有自由身的农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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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帕斯顿的职业生涯证明，法律给那些地位仅次于绅士阶级但有足够闲钱供年轻人去律师学院学习数年的小型土地所有者的儿子们提供了一条进入上流阶级的途径。进律师学院所需的花费一年至少4英镑，这笔费用在16世纪随着通货膨胀而增长。但回报也是相当可观的，因为那时的英国正赶上了诉讼狂潮——在15世纪40年代，每年约发生3000例案件。[11]为了满足需求，律师的数量大幅增长：15世纪后半叶，在大约1800名律师中，有1/10被律师学院认定为有资格在主要法庭、大法官法庭、民事诉讼法庭、国王法庭和财政法庭上发起诉讼。新增的法庭诸如星室法院、情愿法院、监护法院、土地没收法院以及那些与约克、勒德洛和埃克塞特皇家附属顾问团相关联的法院也使对律师的需求大大增加。在1590—1640年间，有2000多名律师有出庭机会。[12]其中大约有一半是贵族、骑士和绅士的后代，其余的都是商人、自耕农和律师的后代。这段时期还出现了律师家族，比如诺福克郡的耶尔弗顿家族。这个家族的男性子孙从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晚期相继进入了格雷律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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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律师学院的学生都非得成为自立门户的职业律师。对于当中一小部分的年轻人，当他们管理自家产业或任职为地方法官时发现，对法律知识的熟悉使他们在处理许多事务上能得心应手。格洛斯特郡的法官罗伯特·沙洛是一位来自边远地区的居民，他在律师学院用于饮酒作乐的时间几乎等同于在一所面向绅士、拥有伦敦现代化俱乐部所有设施的精修学校的学生一年花在这方面的时间。到了17世纪早期，律师学院迎来了相当多和沙洛一样的学生，因为去律师学院待上几个学期已经成为很多家庭培养绅士的必要选择。肯特郡一位乡绅的二儿子——托马斯·戈弗雷是如此回忆他们这类人的教育历程的：8—16岁期间，他寄宿在当地一所文法学校，然后升入了剑桥的圣约翰学院。1604年，他年满19岁时，考入了内殿律师学院，宿舍位于“砖苑法庭律师楼左侧”。他所学的专业知识令他在温切尔西公司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和审计公司账目时游刃有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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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从事律师职业的年轻律师也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即便他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他也能轻易地成为一名房地产置业顾问，或者是大地主、市政府和大教堂分会的委托管理人或审计员。所有的产权人都得时常求助那些懂得足够法律术语的人，来正确编写文件、在威斯敏斯特注册契约、获取官方文件或州级部门的正式文书以及起诉债务人。这种工作通常是一个人为好几个客户工作，其性质类似于地方代理人，或者更通俗点称为“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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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律师都身价很高而且生活得很好。约翰·史密斯出生于1566年，曾就读于德比郡文法学校。通过做牧师的叔叔的引荐，他在一个古老的贵族家族——伯克利家族中取得了一席之位。由于史密斯为人聪明、极易相处并且思维严谨，所以凯瑟琳·伯克利夫人选他作为儿子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和内殿律师学院求学期间的陪读。牛津和伦敦对贵族青年们充满了诱惑，但是史密斯设法让他的被托管者避开了任何会被察觉的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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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伯克利家族觉得其忠诚可靠，于是任命他为格洛斯特郡家族房产的财产总管，并掌管相关法律事务。史密斯还招揽了其他的客户，很快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进行属于自己的土地投资。作为一名后起之秀，他与一名祖上靠批发布料起家的女财产继承人喜结良缘。[14]史密斯也是一位学者，他编撰了伯克利家族的家族史，书中还记录了一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口述历史的话语摘录——因为史密斯做任何事情都很刻苦用心，编书期间，他从所拜访的年长者那里记录下的民间回忆可以追溯到150年前的玫瑰战争。在任何方面，他都不同于那些令当代伦敦戏迷捧腹大笑又怒不可遏的无良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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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人们对像史密斯这样博学而勤勉的人才有迫切的需求。随着土地产值的日益增长，土地所有人都请得起委托人负责土地的日间管理。农业产值收入的增加也使得贵族和绅士不断寻找新的花钱方法。他们采用从意大利和法国流行过来的新古典风格扩建或者干脆重建自家的房子。虚荣心以及保持与宫廷流行的最新时尚同步的强烈欲望（当然这两种行为本质上都一样）和家族荣誉感使得肖像市场走俏。随之诞生的是一批专业人士，这些人既是创新艺术家又是企业家。他们设计房屋及园林、绘制肖像、雕刻塑像、打凿坟墓，以此称颂他们的艺术资助者们如何值得钦佩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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