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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新教推崇的伦理观念倡导将功利主义的指导和简单的神学思想相结合，至少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如此。贝德福德郡梅波雪儿市一所由当地的两位女士资助建立的慈善学校开设了这样一个课程：在1698年，学校聘请了“格尼夫人”和“索勒夫人”为6个贫穷的女孩和6个贫穷的男孩上课，根据教学效果给两人发工资；其中一人用了十周时间教一个男孩阅读，并拿到了3先令4侏儒的工资。每周日，学生们都会学习圣公会教义问答手册，而平时的阅读课都是以《圣经》为教材。女孩们会使用由理事们提供的纺车以及父母提供的亚麻和纱线来学习纺纱和针织。[6]这些技能会让她们以后成为好的家庭主妇，或者以外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纺织厂工作来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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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波雪儿妇孺学校是成千上万所零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这类学校的一个典型。很多学校接受来自各种社会背景的学生。一位名叫约翰·弗雷特韦尔的木材商的儿子，在去唐卡斯特文法学校之前，就是在当地的妇孺学校开始接受教育的。在唐卡斯特文法学校，他用了五六年时间熟读了很多古典文学作品。1713年，当他14岁时，父亲将他送去一家位于庞蒂弗拉克特的商行学习数学。在他父亲看来，阅读、写作、对古典文学作品及其思想的熟悉以及基本的运算能力“对于他来说是应该掌握的，也是确实可能成为他未来的专业方向之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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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学习的态度是检验地位等级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当他购买了一处房产之时，老弗雷特韦尔或许会重新考虑对儿子的教育态度。因为对于贵族们来说，教育既具有装饰性质，也有使用价值，因为社会惯例要求绅士能展现他的学识、才智和品位。对于那些需要在社会上开创一片天地的人来说，尽管文法学校和大学的教学大纲都侧重于学习抽象的知识和精确的语言，但从本质上来看，学习还是具有实践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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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和意志造就成功——这两者对于年轻人来说都非易事。花上几个小时来记忆拉丁词汇、翻译文本既需要毅力也需要聪明才智，难怪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男学童几乎是硬拖着自己去上课的。这些努力都是有回报的：年轻的学者们学会了如何正确地思考，怎样精确优美地写作；通过对古罗马作家们的学习研究，他们得以见识他人的思维与构想。而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会受到古代的哲理和价值观的影响，尤其是其中对于公共职责和爱国精神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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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罗伯特·格林（约1560—1593）的父亲非常认同这些思想。他是英国诺里奇人，“在他的教区有个办公室，常常穿着狐皮长袍正襟危坐，好像自己是一个品行端正的自治市议员”。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通过学习能够变成“对英联邦有价值的成员——这也算是对他在垂暮之年的一种慰藉”。但是一切都变得很糟糕：格林去了剑桥以后，把时间都浪费在“和那些与自己一样放荡而巧舌如簧的公子哥们鬼混上，从而消耗了自己的青春”。这是为很多父母所忽视的大学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危机。[8]和其他与其地位相仿的人一样，老格林认为教育是一项能帮助他儿子飞黄腾达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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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格林在剑桥的学习经历也使他成为一名绅士——因为按照约定俗成，任何被剑桥或者牛津大学录取的人都被认为具有绅士身份。这一观点是另一名剑桥学子克里斯托弗·马洛在《爱德华二世》中提出的。当时，办事员鲍尔多克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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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鲍尔多克，我是一名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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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牛津摘得这个头衔，不靠盾形纹章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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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文学界过着一种不太稳定的生活。如果他是另一种性格，他可能已经进入某个专业领域或某种贸易行业，成为“对英联邦有价值的成员”，而使他的父亲感到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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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保持甚至提升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的父亲们有着和老格林同样的专注，同时代的那些遗嘱能反映这点。1523年，约克郡一位名叫马默杜克·康斯特布尔的律师地主，嘱咐他的妻子要让他们的大儿子詹姆斯先完成中学学业，然后把他送到律师学院由他的伯父监督学习。他为小儿子准备了100英镑帮助其“成长”，其中的一部分将被用于教育方面。大约百年过后，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斯宾塞的绅士，嘱咐他的遗嘱执行者让他的二儿子“接受适宜的教育，将来做商人和签约学徒”。[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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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不太会对教育有所重视。对他们来说，孩子是现成收入的来源，而不是对未来投资的对象。劳动工人的儿女们一旦在体力上可以接受有偿工作，很快就会成为被剥削的资源。梅波雪儿妇孺学校的理事们责成学校在仲夏节到米迦勒节之间必须放假，这样一来，所有的学生就能帮助他们的父母收割庄稼了。一位名叫托马斯·特赖恩——拜伯里织工的儿子，在描述他17世纪40年代度过的童年时，这样回忆道：“父亲让我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纺纱和梳棉，我非常勤奋很快就能应付自如，到了8岁那年，我甚至一天就能够纺4磅的［羊毛线］，一周赚2先令。”几年之后，特莱恩又成为牧羊少年。但是在13岁时，他开始意识到“阅读学习的众多好处”，为此购买了一本识字课本。他进步飞速。在领到作为酬劳的两只羊之后，他把其中一只送给了一位“教授一些穷人家孩子阅读写作的跛足青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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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者往往会嘲弄未受教育者。未受教育者们在社交上表现出来的失礼和粗俗举止，在17世纪和18世纪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柄。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不久，肯特郡昆伯勒市市长告诉伊丽莎白一世：“当西班牙人瞎挑战您的威严时，他们准是靠道听途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之后的一代人中，有人嘲笑那些会问“圣保罗大教堂是英国建造还是从海外购买的”的乡下人；一位因导致一个女孩怀孕而被地方法官指责“玷污了她的床帏”的有妇之夫，在审判过程中插嘴道：“先生，您搞错了……这里哪有什么弄脏床的事，我们是在田间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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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种情形会颠倒过来。“来自苏塞克斯的一个土生土长的乡巴佬”就愚弄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律师。当后者问乡巴佬谁是他的“匿名合伙人”时，他装糊涂道：“那个人叫玛丽，我的妻子。”[11]那些“粗人”（这个词在当时被广泛使用，专门用来描述劳动者和手工业者）的天真和愚蠢常常让有教养和久经世故的人们忍俊不禁。他们至今依然如此。人们继续嘲笑着这些特质，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特质一直都是身份的指示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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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的场所，在那里学生不得不遵守时间规定并服从尊长的命令。而这两样其实都不受学生欢迎。16世纪早期，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拉丁语翻译课上，学生和校长之间的一段对话反映了两者之间无法避免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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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把我送到这里来学习语法，以为两年已经是最大限度三年就绰绰有余了……”“适可而止吧，你这个任性的家伙，别再抱怨这些了，你人都在这儿了……虽然你之前是跟着妈妈长大，可以任性妄为，但是我建议你在这里要收起你的任性，否则，你今后可有的抱怨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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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强和不听话的学生常常会挨打。因为教导与惩罚是分不开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通常校长的形象都是挥舞着一束桦条教鞭。在波士顿、舍伯恩、威斯敏斯特教堂和诺里奇教堂保存的15世纪制造的教堂座椅托板上都出现了牧师们狠揍弟子们的光屁股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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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需要集中注意力学习的课程来说，体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记忆拉丁词汇、掌握句法以及将所学运用到翻译中，这些训练动辄就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中世纪晚期在学生们必须要译成拉丁语的句子中，很多蕴含了道德寓意。这些句子有：“脚踏两只船，终有落水时”、“出身良好的孩子要彼此忍耐而不能像泼妇那样彼此责骂”、“我没有钱能用来花销了”以及“孩子们列队而站。有人站的好，有人站的不好，这是因为大家的聪明才智都不一样”。这些句子也提醒我们，免费学校招收学生是不计较他们父母的背景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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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渗透到了英国的各个领域，于是教学大纲也有了变动。尽管英国一直以来都没有施行全国通用的课程，但往往所有的文法学校都将古典时期拉丁文作品作为教学重点，还对那些目标是进入牛津剑桥和可能取得神职工作的学生开设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课程。罗瑟勒姆文法学校校长乔治·胡尔所遵循的教育机制和他的学术价值观都具有典型意义。他为学校老师撰写的指导手册——《助理教师的职责》（1659）对此做出了概述。在七岁或八岁的时候，新入学的男生需要开始背诵单词以及语法规则。这样一来，在他“心智刚成熟的”的随后一两年时间内，他就可以全神贯注地练习散文和诗歌的翻译了。为了增强学生们的自信心，学校会要求他们在课堂上翻译萨卢斯特、李维以及塔西陀创作的那些“精妙绝伦的演讲稿”，并将译文大声朗读出来。胡尔注意到，这些训练大大激励了那些“性格最害羞和前途最黯淡的学生”，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可以“通过胆量和恰当的手势在发言上赶超同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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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并非只有刻苦学习。塞德伯文法中学的学生们回忆起吉尔伯特·纳尔逊时，都说他是“非常亲切有幽默感的人”，他“充满风趣的讲解”使那些“学习能力较弱的男孩们”也能理解泰伦斯和普劳图斯的作品。[15]学校也有难以相处的人：1710年，一对在伯明翰的爱德华国王中学上学的兄弟抱怨教师詹姆士·帕金森“性格古怪、脾气暴躁”。另一对兄弟抱怨他“苛刻无情”。这四人的父亲们后来都给他们办了转学手续。第五个学生，已然是已经掌握了想要待在这里或其他学校都必须掌握的斯多葛学派精神，注意到帕金森的“脾气并不比其他学校的教师更乖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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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塞德伯和爱德华国王中学都是为当地居民开设的免费文法学校，但是还是很快吸引了不少寄宿生。这些学生的父母会为自己的子女支付住宿费用，有时也包括教学费用。每逢忏悔节，在塞德伯上学的男孩们会花费五先令到一英镑购买例行礼物赠送给他们的教导员，这样做能使后者的年收入增添至30英镑。在18世纪早期，贝德福德郡在那些面向穷人的“免费”学校中任职的教师们会向家境富裕的学生每周收取4便士，同时也接受教学小费。[17]收取学费并不代表学校具有社会排他性。相反，它反映了学校的学术声誉，像那些把子女送进塞德伯和贝德福德郡学校的父母，都是期望能保证孩子接受最便利的教育。如此一来，当地劳动者、技工、店主、专业人士和商人、自耕农和绅士的孩子们都能在文法学校里互相切磋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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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开设的各类学校都很随意地分布在各地，孩子们不得不被送去寄宿，或者返往好几英里去学校上学。于1503年去世的罗杰·韦克是北安普敦郡布利斯沃思虔诚的乡绅，他在当地资助建立了一个学校。到1547年，这所学校已经有30名正式注册的学生，在这样一个每周日有200位领圣餐者的教区，这些学生应该代表了该教区的所有儿童。[18]在18世纪早期的安多弗开设了足够多的学校。这个大约有6000名居民的小镇享有一所拥有30名教师的公立学校以及两所招收了64名学生的慈善学校。相比之下，拥有1700名居民的福丁布里奇却没有开设任何学校，吉尔伯特·怀特的家乡、拥有500个教区居民的塞尔伯恩也没有学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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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差异的形成都是偶然的。可能哪个城镇或者乡村正好有一个或几个知名人士资助建立学校，而其他的地方却缺乏这样的人。1717年，在贝德福德郡的梅尔克布恩，来自当地的一位土地所有者——圣约翰勋爵出资让一位寡妇教授五名穷学生一些基础课程。与梅尔克布恩所在同一郡的巴顿市孩子们是跟着来自附近教区的一个贵格会教徒学习英文。而比林顿市的孩子们则在一个“穷女人”那里学习。[20]圣约翰勋爵向女教师支付津贴可能是一种出于虔诚的行为，可能他希望她的学生们将来能够阅读福音书。或许他也可能想通过为穷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整个民族利益的增长，因为人们认为鼓励学习会带来普遍效益的想法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1406年国会就已经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人……无论何种身份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在他选择的学校里为儿子或者女儿们取得受教育的机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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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规定，师傅们如果招收了不识字的学徒，就需要教他们识字。他们还必须对学徒们加以道德约束。这些道德约束包括禁止乱伦和赌博，霍格斯画中的“懒学徒”就在教堂的墓地中实施了这一恶行，而他“勤勉的”同伴则在教堂里做着礼拜。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生活经历所做的类比暗示了学徒机制具有双重目的：它既带给那些天生任性的年轻人纪律约束，又通过提供称职而能自食其力的工作团队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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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些因素考虑，国家对学徒身份机制做出了严格规定，并且一有时机就鼓励父母们要为他们的儿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正如一个具有等级体系的社会所能预料到的那样，国家试图只允许那些富人的儿子们进入最能赚钱的行业领域当学徒。根据1563年出台的《学徒法》，在城市和自治区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商只能接受拥有价值两英镑的不动产所有者的儿子作为学徒；而在其他城镇，拥有价值至少三英镑以上的“地产”者的儿子才有这样的资格。法令允许集镇的批发商招收技工的儿子为学徒，而诸如修桶匠和砖瓦匠之类的工匠们，可以招收那些父亲没有财产的孩子为学徒。那些不听从父亲或拒绝拜师学艺的年轻人会被囚禁起来，直到他们屈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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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约束可以加强法律上的约束。只有经济条件好的那些人才能负担得起生意红火的经营者们收取的学徒费用。在18世纪早期，牛津的平均学费是12英镑，有两位绅士分别付给一个蜡烛出售商和女帽贩卖商35英镑和60英镑作为他们儿子的学徒费用。这些金额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制造产品相比，销售商品能产生更多的利润，因此学徒契约的费用多少可以衡量一个学徒未来的赚钱能力。父亲们要为跟从织工、车轮制造匠和烟斗制造商学艺的儿子们缴纳五英镑的学费，偶尔也会少交一些。[22]对亲戚们的收费会有些减免，有时甚至分文不取。私人慈善机构会试图通过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提供学徒费用以降低他们进入这些领域的门槛。政府也提供了一些帮助，例如，通过鼓励地方官员和管理穷人的监工赈济教区，为当地的孤儿和私生子支付学徒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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