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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们大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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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惯你们头上那些令人眩晕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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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时机来临时我们会成为主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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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界限和道德界限是相互契合的，而那些处在上层阶级地位的人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需要依靠来自同阶层人士的评价，所以更经不起道德谴责。1693年，《雅典信使》的编辑警告一名记者，如果他和一名女子未婚同居的话，他的“名声”将会受损。人们不会在乎这对情侣是否忠诚于对方，“即便不可能是私通，也是个愚蠢的行为”，因为伤害会降落到他们未来的孩子身上。况且，这种结合也是非法和“不受基督教认可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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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政府大力支持婚姻。各个教堂举办的每场婚礼都公开宣称婚姻是超越自然的反响，它将神圣的权力和实用的价值结合在一起。从1660年英国国教以《公祷书》形式出台的教规中表明，上帝赋予了婚姻“基督徒和教会之间神秘结合”的象征意义。人们必须“抱着对上帝的敬畏之情，虔诚、谨慎、深思熟虑、冷静地”接受这个圣礼。“在婚姻中，人们被授予养育子女的权利”，“它将人们从罪恶中挽救出来，以避免通奸的发生。甚至于那些没有操守的人也可以结婚，使自己成为主的身体（教会）中贞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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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不仅带给人精神层面上的安慰，还带给人世俗的益处。它给男性和女性带来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相互帮助和相互慰藉”。新郎和新娘会基于这一点交换结婚誓言：她发誓要“爱他，尊重他和服从他”，而他发誓要“爱她，安慰她，尊重她和照顾她”。司仪神父接下来会为这对新人祈祷，要求妻子“要充满爱意与温柔，忠诚并服从于她的丈夫；在宁静、庄重与和睦中，成为圣洁而虔诚的主妇”。这些现在已经不怎么能听到的话，在当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直延续了四百多年。通过传达人类彼此间与上帝之间和谐相处的思想，这些话语碰触了成千上万男性和女性的私人生活。这些誓言极具重要意义，因为基督徒的婚姻是一个和谐而神圣的国家的基石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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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连祷文可能出自克兰默或者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新教改革者们之手，但所传达的思想由来已久。《好太太的育女经》一书的首要理念就是“作为妻子的恭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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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爱他，尊重大多数世俗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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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温顺地应答他，不要像个泼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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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你便能平息他的脾气，成为他最亲爱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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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惯例的恭顺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婚姻是一种建立在情感上的相互合作，其最终的成败取决于夫妻间相互的容忍和磨合。出于这个原因，婚姻指南上会给出如何培养友情、学会谅解和妥协的常识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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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蒂尔尼非常反对妻子无条件地顺从丈夫。这是一名见多识广的绅士，曾监管过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宫廷狂欢活动。他在《关于婚姻责任的妙语简述》（1568）中提出，完美的家庭和睦需要双方在兴趣和意愿中找到平衡。他说：“平等才能生发友谊”，并建议和劝告男人们对妻子要始终“和颜悦色”。丈夫们需要约束自己：“不得争吵、发怒和妒忌……因为妻子一旦萌生了恨意，就永远不再爱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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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定有多少读者是打心眼里接受这些以及类似劝告的。可以确定的是，对于学习婚姻的艺术，夫妻们难免会有些无所适从——因为在16世纪下半叶以及17世纪期间，婚姻指导手册的市场不断膨胀。如果算上这些手册对家政管理以及公开场合的恰当礼仪的题外论述，我们会发现里面的条条款款都是专门针对那些绅士、商人、专业人士和他们的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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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伊始，为这些人定制的黄铜像常常把他们和他们的太太们铸造成双膝跪地的形象，跟前的祈祷台上铺展着祈祷用书，儿子们站在父亲身后，女儿们站在母亲身后，全家人一起做着祷告。到了16世纪下半叶，这种描绘方式从黄铜像扩展到了石碑上。这一构想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宗教改革之前，私人的，也就是说个人的祈祷就已经日益普及。家庭会有每天例行的祈祷，有些家庭还会另辟一室作为私人的礼拜堂。宗教改革进一步证实了祈祷形式正朝着家庭敬拜方向发展，而清教徒们更是强调家族和家庭组合就是迷你的教堂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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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牧师们用自己编写的婚姻手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力度。丹尼尔·罗杰斯教士的作品——《婚姻的荣耀：神圣、忠诚而贞洁的婚姻带来相互的荣誉与慰藉》（1642）的书名就清楚地告知读者们作者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内容。该书一开头就连珠炮似地反驳了天主教徒“把童贞看得比婚姻更重要”的言论，公开指责了那些通奸者和皮条客。罗杰斯认为，理想妻子是应该待在家中的，在那里她会一直保持活跃状态：“一个贞洁的妻子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系整个家庭、丈夫、孩子和仆人的安康，因为她认为这些都与她息息相关；而对家产的管理、满足的心态和对子孙后代的照顾也将她牢牢地拴在家中。”尽管很忙，这位妻子的典范还得克服内心的情欲和虚荣。尤其是，她必须经得起诱惑不去购买那些具挑逗性的衣服，“要憎恨所有该受诅咒的颜色……憎恨来自魔鬼的无花果树的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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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杰斯对天主教教义的所有冷嘲热讽中，他能接受的一点是：所有女性都保留着夏娃的性格特征。大多数新教徒也非常支持这一观点。一本1582年出版的针对女性的祷告指导手册建议她们在分娩前后都要做祷告。这些祷告中包括了祈求能够有忍受从夏娃那里继承来的罪孽所产生的极大痛苦的毅力。还有一则这样哀叹道：“我们的罪孽以及被玷污的本性，就像妇女经期的脏布条，要用儿子的血来洗净。”[22]精神的净化会通过“安产感谢礼”来获得，仪式上，妇女会按照规矩被“洗去”由分娩带来的污秽。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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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读者有一些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性和女性，罗杰斯也对跨地位等级联姻而出现的婚姻问题给予了一些关注。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婚姻非常糟糕，因为“把大小不一、体格不等、力量悬殊的家畜套在同一个轭上是非常有害的”。这个农场情形的类比是罗杰斯从约翰·费内爵士那儿借用过来的。后者在他的《佩戴纹章的绅士》（1586）中称这类婚姻好比“将一头干净的公牛和一头肮脏的母驴不搭调地套在一起”。[23]罗杰斯认为，性情和社会背景一样会造成夫妻配对失谐，因为“把穷人和富人、有教养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彬彬有礼者和刚愎自用者、慷慨大度者和吝啬鬼、贵族和平民、出入宫廷者和出入商店或马车者凑一块儿……实在太不协调，太令人厌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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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上的吸引和爱恋从何而来呢？对于这两点罗杰斯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尽管他认为“同情心或和蔼可亲的素质”极为重要，否则婚姻会变成“悲惨的束缚”。人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性行为的目的是孕育后代，倘若认为其另有他用无异于异端邪说。1695年，当被问及男性和女性是否可以合法地避免生育时，《雅典信使》的编辑非常尖锐地回复说：圣保罗坚持认为男性和女性都没有凌驾于自己身体之上的权力。避孕这一概念“对于全能的上帝是骇人听闻的”。[24]人类应该遵从自然界的规律。而对于后者的臣服，并不会影响他提升自己的男性魅力。1719年，一家报纸刊登广告出售定价五先令的“活力剂”，号称此药能同时治愈女性不孕以及“有效巩固和强健男性用于生殖的那一部分”。这一秘方可能有些疗效，因为19年之后它依然有售。如果没有疗效的话，那可能就是消费者们出于不愿宣扬自己性无能的考虑而选择了保持沉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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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育和性无能都会带来痛苦、忧虑。1693年，一位希望把自己拥有的“一处地产”传给“亲骨肉”的单身汉想知道，如果婚后发现自己的妻子无法生育，这一联姻是否能被合法解除。向来直觉敏锐的《雅典信使》编辑这样提示他：无法生育子女问题可能出在他身上；这样一来，他会“失去一个很好的床上伴侣”。[26]对于一个拥有资产的人来说这些话起不到安慰作用，因为婚姻对于他们只是为了获得子嗣。如果他能找到富有而出身名门的妻子，还能增加收入，提高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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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和金钱是不可分割的。对于那些拥有财产和资金的人来说，婚姻的准备是一次复杂的商业运作，涉及对机遇信息的收集，因为一旦初步提出联姻要求就很难再进行讨价还价。从事羊毛出口贸易的富裕家族——西利家族的经历，可能代表了这一时期其他许多家族的经历。事件发生在1482年春，当时理查德·西利正在寻觅他未来的妻子。在两人共寝的床上他与弟弟乔治讨论这个问题时，谈到了和他一商业同行的妹妹结婚的打算，但是又担心对方可能开出很严苛的财产条件。经过一番侦察后，乔治向他报告说：“通过这七年的观察，我看出她是位美丽的年轻女子，皮肤白皙，身材苗条，楚楚动人。”对于理查德的期许，他的父亲也做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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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理查德·西利自己也同时进行了调查。在诺思奇，他从当地羊毛批发商理查德·米德温特那儿获悉，有一位“年轻的淑女”从母亲那儿继承了每年40镑的遗产，而她的父亲托马斯·利默里克是“该郡首富以及最优秀的统治者”。理查德立马就来了兴趣。在做弥撒时，他看到和继母在一起的伊丽莎白·利默里克，于是派人给她们送去了一些葡萄酒。之后，他以礼节性的亲吻（这种亲密举止让外国游客们惊叹不已）问候了两位女士，随后安排与两人共进了晚餐，还为她们的烤鹭配了一加仑的葡萄酒。事后，他记录他经历了一次“非常不错的交流，那女子很讨我喜欢……她很年轻……品味非凡而且机智诙谐，英国在她的口中被描绘得相当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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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米德温特找老利默里克谈了话，毫无疑问是大赞了西利家族的才智和财富，试探性地了解他会给女儿多少嫁妆。[27]嫁妆的形式有很多种——现金、土地和收入分配——并以合约形式规定。许多新娘所得的嫁妆包括父母已预留的家具和家用器皿：1601年，斯塔福德郡一个自耕农的女儿向丈夫展示了一个床架，一张安有羽毛褥垫的床、一块餐桌布、一个白镴器皿以及10英镑现金。新娘家需要进一步负责的事宜是婚礼的筹办工作，通过对客人的盛情款待可以彰显主人的身份地位。在17世纪，预计一名绅士婚礼的开销是25英镑—200英镑，一个自耕农约5英镑—50英镑，而一个中等农民为5先令—5英镑。[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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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新娘和新郎之间的初次相互宣誓和他们在婚礼当天的宣誓具有同等的道德分量。在16世纪末，10％—20％的新娘在结婚时已有身孕，这一比例在17世纪略有下降，但在18世纪上升至三分之一。[29]很显然，人们非常在意对生育能力的证明。据约翰·奥布里称，1944年，职业军人乔治·芒克（后来的阿尔伯马尔男爵）在他被囚禁于伦敦塔期间诱奸了他的女裁缝师南·克拉哲斯（“她一点都不白净漂亮”）。后来她哥哥告知芒克她已经有了孩子。芒克于是问：“儿子还是女儿？”“儿子”。“什么？”他接着说，“那她就是我太太了。”后来他俩就结了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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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寡妇弗朗西斯·麦德维尔，在1607年嫁给她的第二任丈夫——一名伦敦的鱼商时，已经怀孕3个月。她的第一任丈夫已经过世18个月了，她的再婚遵循了一个普遍的模式：一般，寡妇们在其丈夫死后19个月内、鳏夫们在妻子死后12个月多点时会再婚。[31]2/3的年轻寡妇会选择年轻的单身男子。一首1625年创作的民谣很痛惜这一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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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们羞涩可人，然而寡妇们大胆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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