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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中各种试验如火如荼地进行，政府也迎来了它的两大试验，即美国和法国的共和政体化。这两大政体试验以及引入它们的国家性革命可以说是受到了源自英国本国的智慧和政治传统的启发。美国的反抗者援引的是约翰·洛克的名言，同时也指出，美国东北六州的那些商人、农民、店主和手工艺者中持平等主义观点的人，也都有着来自他们英国祖先的纯正清教徒的血统。1793年，当苏格兰一位名叫托马斯·穆尔的激进分子因为宣扬法国民主政体而遭到审判的时候，托利党最高法院的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勋爵引用了孟德斯鸠曾对英国宪制的高度评价来作为现有政体完美性的凭证。而穆尔的支持者也谴责政府对他们的起诉是对英国人民惯有的自由权的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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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在获知1789年7月发生的那场历史大事件（法国大革命）时的态度，也能很好地印证上述观点。“专制统治终被摧毁，”布里斯托当地的一家报纸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如此评论。巴斯的一家日报也把法国人民的这次反抗描述为“富有远见、坚持不懈，光辉荣耀”的行为。[6]酒馆以及咖啡馆里人们也叽叽喳喳地赞同着，很多人还下结论说，法国是在完成他们迟到了太久的光荣革命。推理不无道理：君主专制、贵族特权和寄生虫似的教会确实应同样被人民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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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平和解决的认识很快就被法国接连发生的事件给否定了。革命党人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将教会以及贵族的财产全部充公。仿佛之前被禁锢了的上帝，终于降临到他们每个人身上，指引着他们径直向前。1792年，革命之火开始蔓延至欧洲的其他地方，像一把钢刀刺向每个角落。这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的阵痛，人们迎来的是一个全新时代的信条——《人权宣言》。在其之后，君主权利只能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之上，而人民之意便是最高法则。从一出生，每个人都享有上天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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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反应从同情和钦佩转到了纯粹的恐惧。而后者在1793年英国同那个共和国开战之后，更是席卷了全国上下。“在所有只同‘自由’和‘美德’为伍的人中，法国人已经成为了无神论者、杀人犯、弑君者以及掠夺者的代名词。”一份爱国报纸如此写到。[7]只有极少数人有所异议，而这一部分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无力。法国，就像她的先行者美国一样，不仅仅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更创造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社会体制。在他们赶走了君主政体的同时，也驱除了社会阶层这一思想，流畅和公正的社会系统终于建立了起来。在这样的社会中，至少在理论上，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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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潘恩——之前亲眼见证了美国大革命的人，确信美国和法国已经找到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幸福公式。他在自己的《人权论》（1791）中解释了上述观点，而这本书仅在两个月中就卖了5万多本。潘恩的书很值得一读，因为他犀利而深刻地道出了读者们切身体会却又难以言表的感受。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其中包括独立手工业者和店主的群体，很多都是非国教教徒，因此在法律层面上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之外。塞缪尔·班福德的父亲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员。其父亲是卫理公会教徒，在兰开夏郡的米德尔顿相继当过学校老师、棉纺工人和工厂经理。他把《人权论》当作福音书一样来研究，并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讨论自己的结论。那些朋友中有药剂师、制鞋工人和“兼职纺织工的草药医生”。[8]类似的群体构成了通讯协会的部分网络，其成员用法国人的方式来互称对方为“公民”。1793年一次爱丁堡“会谈”的参会公民代表，分别就是几个纺织工人、几个制鞋工人、一个裁缝、一个教师、一个书商的记账员，以及一个“剑术和拳击教师”。[9]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自己可能会启动一场暴力革命，但是大部分都更偏向于思想的而非武力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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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给他们提供了对敌“炮弹”。他诊断出旧秩序的症结，开出了既有治疗药物又含兴奋药剂的处方。国王、贵族阶层以及他们的买单者、谄媚者都是啃食国家财富的寄生虫，因此都得加以驱逐。由他们所代表的阶层的体制也必须清除掉。这样，人们就能够真正享有自由、幸福，变得更加富有，如同美国和法国人民一样。后来的激进派和改良派也利用了潘恩对贵族阶级好吃懒做寄生虫形象的描述。1816年威廉·科贝特就将美国一个官员的微薄工资同英国闲职人员以及贵族大臣的巨额收入加以对比。[10]1831年的一份改革宣传单上列出了吞吃纳税人钱的蛀虫名单，并拿他们收钱的名义大开了一番玩笑。每年的津贴为一万英镑的德拉梅尔勋爵被描述为“乔治四世的砂罐伴侣”。[11]对国家税收如此挥霍，大大激怒了勤劳的中产阶级以及其他的穷苦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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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士们却在潘恩施行民主制度、废掉旧层级秩序的呐喊中踌躇止步了。潘恩宣称，革命能够发挥出个人的真正天赋，即那些曾经被忽略和忽视了的人的真正才能。这让地位卑微而又聪明睿智之人，尤其是可能成为第二个罗伯斯庇尔的人非常受用。但是，对于那些认为政治层级应该同社会实情相一致的人来说，这确实有些不好接受。“我情愿要一个由这个国家富有、聪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组成的立法机构，也不要半个由那些连自己店面都没有的补鞋匠或者药剂师组成的‘激进派理事会’，”一名托利党乡绅在1820年如是说。回想起法国二三十年前的样子，他又接着宣称，现存体制的任何变动都无疑会招来那些“不守法纪、不讲道义、凶悍残忍、对神灵亵渎不敬的暴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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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和关于已经占领了法国的那些“暴民”的漫天不实报道，使得潘恩的绝大部分追随者离他而去，当然也就是对他的政体改革思想越离越远。两个结伴而来的侵袭势力（法国已经宣告要把革命之火引到英国的土地之上），再加上由不断减少的潘恩的支持者带来的颠覆恐惧，自1793年开始，便严实地笼罩了整个国家。其间有两次最紧张的时刻：1797年，有两个战舰发生叛变（其中在诺尔的那艘战舰还建立了一个名称不太吉利的“漂流共和国”）；1798年，爱尔兰又发生了一次由法国军队撑腰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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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插曲以及不断爆发的地方性骚乱（几乎都是由于食物短缺），让社会上层和中层人士开始紧张不安。在那个停泊于泰晤士河河口的漂流共和国的威胁下，伦敦的商人船主，还有各保险公司立刻联合筹集了一笔基金，来奖励任何能够有效煽动内讧、聪明识时务又忠心为国家的水手。其他的伦敦人则涌入了志愿者的大军，其中一支队伍还声称他们的成员能够誓死保卫这个城市的“安宁”以及居民们的所有财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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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火显然已经烧到了家门口，伦敦市民能够预想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报纸上已经载满了关于法国雅各宾派和热月党派恐怖分子的报道。打印店里堆满了漫画传单，其中一些也形象地再现了法国无政府混乱状态遍布伦敦街头的情景，向人们警示外部侵略和内部叛乱或者两者同时发生的最终结果。比利·皮特的政府对此颇为满意。他们在思想意识上首先赢得了胜利，让英国人开始相信自己的生活安定和财产安全完全依赖于一个稳定、富有、敬畏上帝的国家，依赖于自身联合起来捍卫他们自古以来的民族自由。非国教徒们招致了嘲笑、威胁，甚至在一些临时法规出台之后遭到起诉。政府的高压政策之外，还另有一些非官方的手段加以补充。1791年底，成立了“抵制共和党和平等主义者维护自由和财产组织”，也给“平等主义者”提供了为国捐款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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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们做了不少事情，并且做得特别起劲。曼彻斯特的雅各宾派人士想在巴士底狱被攻陷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日当天大摆筵席的消息，立刻引来了一份新传单的漫天散布。这份传单鼓动“真正的”英国人去拆除掉那些人头顶上的房梁瓦片，因为“任何在那儿聚餐的人的大脑，应该只有砖瓦和泥灰才能给以治疗”。当地的酒馆老板自然也不敢接待这样的聚餐。当那些准革命者挑衅地宣称要为驻扎在佛兰德的法国军队筹集资金的时候，两百名曼彻斯特酒馆老板公开声明，他们“对如此邪恶可憎的做法实在厌恶至极”，并拒绝任何一个“卑劣的组织”踏入他们的酒馆一步。[14]这也是明智的自我防范之举，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营业执照是由当地政府官员授予的，而这些人必然都是最顽固的爱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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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1794年担任巴斯市长的哈林顿医生，就致力于搜剿反动言行者，他总是唱着如下的祝酒词来庆祝自己的每一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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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危害国家的恶棍最终都能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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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在他们脖子上的是法律的铡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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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这个市长的热诚超过了他的理智。当接到有人密报，说当地一个小店可能在给伦敦报业提供英国军队在法国土伦港战败的最新消息之后，他便威胁要按“叛乱”的罪名来起诉这家店主。[15]这位一生忙碌的医生尽心尽力地工作，在上流社会人士中广受赞誉。当他的行政人员放出裁定裁缝托马斯·怀尔德——当地联合会成员有罪的消息时，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在公共剧场和会议厅“欢呼着，庆贺着，并激动地脱下帽子将其抛向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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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尔德全国上下的追随者们即使逃过了叛乱罪名的起诉，也常常会遭受他人的攻击和殴打，他们房屋的窗户时常被“代表教会和国王”的暴民砸坏玻璃，而且就在哈林顿这样的行政长官的眼皮底下。国教教会的牧师们在买酒犒劳这些暴民的时候，或者出资给街头乱党让他们以任何形式焚烧托马斯·潘恩画像的时候，出手也会特别大方。一名无辜的受害者——信奉非英国国教的新教的诺丁汉工厂的主人，在他的工厂被“代表教会和国王”的一个暴民烧毁之后，起诉了当地的权威，因为他们对这件事处理得不温不火，几乎是不了了之。[16]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比起那些王权、教会和现有体制的保护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人数寥寥的英国初始革命者的破坏性就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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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主义者的热情和暴行也折射出了社会中上阶层的恐惧。格雷夫森德市政当局在1792年借用法国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不堪来警示所有民众：一旦革命发生，“下层社会”人民可能会通过“强夺和窃取”的方式尝到一些“暂时性的小甜头”，但是紧随其后的毫无法纪的动荡混乱，会让他们及其家人比革命之前还要更加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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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危言耸听。1790—1810年发生的暴动超过了1000多起，而其中近乎一半都是因食物价格过高而起。[17]因为政治不满引发的暴动占了1/10，余下的则是要求经济整改。农村地区的民众暴乱是为了阻碍圈地的进程，而被机器取代了的失业工人，则通过砸毁机器来对抗工厂。民众的反抗是地方性的、分散的，因此军队很容易就能加以镇压。但是在上层阶层看来，这些民众反抗行为有时也几乎预示着这个国家离革命的爆发已经只有一线之隔。1796年贝德福德郡的一次反圈地暴动之后，当地的一位牧师称，他在这些混乱中依稀看到了法国的影子。“这些穷人费尽心力，其实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喜好来制订法律法规，那我们的国家很快就会无政府能管得了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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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个在今天被称为“中产阶级”的人士应该都会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已经阅读了足够多的东西来将法国大革命同流血、混乱以及对财产权益的公然蔑视联系到一起。仅仅这样一些原因，便足以让他们打定主意要和政府保持更为紧密的关系。他们给爱国基金捐资，用以安抚照料那些战死的士兵和水手们的未亡人和遗孤，他们同志愿军和义勇骑兵队一起操练，并闷声抗着高得离奇的课税而不抱怨。任何对革命仍然抱有赞同思想的人，后来也因拿破仑的政变而自我否定。尽管当时最负盛名的浪漫主义代表拜伦，认为那个称帝的拿破仑几乎是个把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进一步拓展的超人。绝大多数人对此的评价则要更加切实一点。他们认为沉醉于不切实际的“人权”空想的法国人民，在清醒之后才会发现自己已经裁到了一个军事独裁者的手中。而现实情况越来越证明，英国当前的体制和自古而来的自由，比起那使人昏头的平等与博爱的法式理念，要来的更加稳定和持久。这样的论点，在战争之后呼吁政体改革之时，被翻来覆去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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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革命不仅会让财产遭受损失，还会让中层以及上层阶级人士所要求的来自较低阶层的服从与尊敬大打折扣。1797年珀思郡的反国民军暴动中，杜尔的教区居民在他们的牧师走向教堂的时候，粗鲁地转身背向后者。当地的一名地主认出了其中一个暴徒，于是叫出了他的名字并对他饶有深意地说了句“我盯上你了，詹姆斯”。“我也盯上你了，等着下地狱吧，”那个叫詹姆斯的如此回应。[19]城市里的不敬言行更有威胁性一些。1820年在哈德斯菲尔德的暴乱中，“下层社会”已经被一种“无畏无惧的精神”所席卷。当劳动中的男女大声朝巡逻在街头的义勇骑兵队发出各种轻蔑怪叫的时候，“所有的顺服和遵从”瞬间消失了。暴徒们“打定了主意要威胁和恐吓”那些骑兵以及其他任何“穿戴体面，反对他们粗鲁言行的正派人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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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阶级间的战争，中等阶级的人联合了贵族共同反对劳动阶级。一年之前，有极端左翼倾向的期刊《黑侏儒》把那些由地主们统帅的志愿义勇骑兵描述为“阿谀逢迎的奴仆以及大人物的狗奴才”。[21]1819年，在圣彼得广场的集会中，曼彻斯特的义勇骑兵队同改革派示威分子发生了冲突，骑兵队中有很多是制造商和厂商，而这次集会的结果便是历史上那场骇人听闻的彼得卢大屠杀。[22]这场戏剧性的事件凸显了中上层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愈来愈大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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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卢大屠杀的记忆在工人阶级中长时间挥之不去。“你当时也在彼得卢吧？”一个有意挑事的人质问约翰·邓卡夫特，那个在1847年的奥德姆选举中获胜的托利党候选人。他被认为是当时义勇骑兵队中的一员，而且极有可能就在事发当场。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棉花制造商，以一台二手纺织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邓卡夫特否认自己在彼得卢举过刀枪，但是工人阶级们非常有理由相信，即使他身未至，那也是心向往之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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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如此认定邓卡夫特参与了对呼吁改革群众进行的镇压，表现了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模糊性和他们自身立场的复杂性。是工业革命造就了邓卡夫特的地位和财富，他后来还在铁路修建上注入了一些资金作为投资。同时，邓卡夫特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也是多亏了1832年的国会改革他才有所实现。而那一次的国会改革，正是1819年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们在圣彼得广场集会的目的所在。他们去广场是要听另一个来自中产阶级的人，即“演说家”亨利·亨特的讲话。这个人曾是威尔特郡的农民，以鞋油制造维持生计。他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鼓动家，最终成了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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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是个典型的“汉普顿村民”，倾尽心力去保护和促进人们自古就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敢于反抗任何带有暴政意味的事物。同当时很多的激进党人一样，他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传承者，是大宪章、光荣革命以及权利法案的捍卫者。如果他活在17世纪中叶，那他肯定还会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哪里有“自由”受到威胁，亨特就会出现在哪里。1830年秋，他和另外一个中产阶级改革派，即《柳叶刀》杂志的主笔托马斯·沃克利医生共同发表了演讲。沃克利以米德尔塞克斯验尸官的身份作为候选人代表。对于亨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选举。他宣讲着“英国人民热爱自由”，声称沃克利的候选资格是人们为了赢得自由而全面斗争的一部分，并指引人们向法兰西看齐，那里的人们刚刚罢免了波旁王朝那个极端的君王查理十世。[24]但是，把选票投给这位激进而直言不讳的外科医生，将会是对反对势力的重重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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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利最终胜利当选，仅在数月之内他便开始投身于政治改革的斗争，还成立了名称上极具挑衅性的“全国有用阶级联盟”。从1830年冬—1831年春，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组织相继成立，不断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并起草请愿书。一个老牌改革派在切姆斯福的一次集会上发言说，40年之前像他这样的人会被指责为“只会见人就咬的疯狗”，而现在，那些反对改革的托利党派才被认为彻底“疯了”。托利党人谈及现状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总被人们的笑声以及倒喝彩的尖叫声给淹没。在温切斯特，人们也将屈从抛诸脑后，对卡纳冯勋爵的反改革演讲公然加以嘲笑。“他说了什么根本无关紧要，”其中一个人高声喊道。[25]报道这些集会的一家报纸指出，中产阶级的代表们可谓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都能包罗其中。基思利的发言人就包括了牧师、外科医生、风琴演奏家以及土地测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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