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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贝特认为信贷是自我放纵的犯罪同谋，他说的当然是事实。那些文雅人士以及喜欢模仿绅士的人总是甘冒过度使用自己财产以致濒临破产的风险。这是一个紧紧缠绕着中产阶级的梦魇，以至于有些人不愿忍受被债权人监禁的羞辱而选择自杀。1737年5月，名叫尤斯塔斯·巴戈尔的作家兼记者从格林威治的渡轮上跳海身亡。他是一名文雅人士，但他从事的职业缺乏稳定性。虽然他的口袋里还装有一块金表和一些零钱，他的账户里的钱已经被榨光了。他的朋友告诉验尸官：“他要凭有效证件才能进入自己的房子……这让他极度的不安”。威廉·阿尔克姆也遭受着相同恐惧的折磨，这位都市商人在1819年1月朝自己开了一枪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承认“他和他的家庭都已经毁了，而且他预计自己将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他还告诉合伙人他的“私事十分令人难堪”。[25] 他是免遭了监禁之苦，但他的家人却要面对验尸官的判决带来的耻辱，因为后者认定大多数的自杀行为都是精神错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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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文雅的生活是令人苦恼的。1777年，这种残酷的现实就严重打击了一位不知具名的年轻女士的心气。她和未婚的姑姑住在一起，“依靠很少量的年金［15英镑］艰难地维持优雅的生活”，而对于自己家族与贵族阶级有着一丝联系，她感到非常自豪。她希望能够受雇于“某个文雅的职业”，或者实在不行就去当某位夫人的贴身女仆。她年事已高的姑姑得知后“勃然大怒，告诉她近两百年来家族中已经没有人从事商业活动了”。在从当情妇这一不可靠职业（一位住在附近的绅士试图引诱她上床）惊险脱身后，这位年轻女士终于进入一个“良好的”家庭做女仆。这是一个把她误认为是佣人的蔬菜水果店老板说服她去冒险尝试的，因为在外界看来，落魄的文雅人士和家庭女佣没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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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这份新工作颇具解放意义。她说“与其过一种仅被人认为是出身高贵的信念支持但是充满了骄傲、贫穷、闲散、污秽和痛苦的生活……我更喜欢像现在这样踏踏实实、以己之力受雇于人……除了身为人仆的想法，没有其他什么会剥夺我的幸福感”。[26]这一声明出现在《女士杂志》上，人们不禁好奇读者们将如何对其做出反应。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作为文雅人士是一种心态而非收入的反映？这位年轻女士抛弃她上流社会的地位是对是错，这种损失能否被未来的能力和更舒适的生活前景所弥补？显然，她已经使自己相信能力会开启幸福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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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对于从事仆人的职业会做何感想，中产阶级人士的妻子和女儿们都会为这位年轻女士关于能力的见解喝彩。这是一个让中产阶级非常值得骄傲的品质。这些能力不仅服务于他们自己，更服务于全球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沃克利医生将中产阶级列为“有用的阶级”，而跟随他一起的改革运动者们也将中产阶级硕果累累的辛勤劳动与贵族阶级的无所事事作了对比。然而，矛盾的是，中产阶级中较富裕的成员却在花费金钱和精力效仿那些已然只知游手好闲的贵族的品位，还购买和他们一样的行头。当然，对贵族们外在的模仿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认可他们的思想。迪斯雷利所做的《科宁斯比》（1844）中，曼彻斯特的棉花生产商米尔班克先生就没有把他改革主义的观点用在购买地产上，而他的行为比这更出格。就像事件证明的那样，他只是在拿他的高贵地位本身开涮，因为他的财产使得他在附近的一个有名无实的选区颇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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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是常常被人忽视的是，贵族和绅士们处在工业和农业变革的前沿，他们通过提供资金和运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推动有益的发明创造。有5位公爵掌管了伦敦倡导艺术、制造和贸易协会，其用户包括乡绅和商人。这些协会为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创新提供了奖金资助，而协会本身也象征了一种中产阶级和贵族之间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的理想合作机制。对于这些机构来说，贵族的参与对其成功与否至关重要。1823年，一家位于伦敦的力学研究所得不到积极支持的原因被归咎于，市民们不愿支持不是“由拥有财富和地位的贵族引导的”项目。[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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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多么希望否定这一点，但有用性不是中产阶级的专属，它也不只体现在支持公共企业和创造财富上。或许结合了私人和公共生活体验的对有用性的最好定义，是罗伯特·骚赛在1829年对“优秀智慧之人”的目标所做的概述。成为这样的人，他需要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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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于家再于邻，最后于国尽己之责。要造福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他或以他之力能够帮助到的人，决不肆意伤害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小生命。只要还有能力，就鼓励社会上有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以及能够净化和提升人性的一切事物的发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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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针对完美人生所开的老生常谈的处方，在之前三百年间的任何时间都能被写出来。从当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可以看出关于服务精神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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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服务的宗旨。如果工人们拥有正确的态度，他们每日的辛苦劳作就会是有用的。一位圣公会牧师于1784年编制的一系列书信范文中（帮助那些说话笨拙者），有一篇是一位虚构的年轻绅士学徒写给他杂货商师傅的。他立誓“要从事这个世界上某些有用的商业活动”。这其中的价值，他在另一封关于一位商人写给一位律师的女儿的求爱信中给出了解释。商务贸易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刺激了国家的利益并提升了国家的荣誉”，而且，通过它，“勤劳的穷人们切实地有了工作……获得了舒适的生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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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仍然有些老一辈势利者捂着他们的钱包，冷眼旁观着商业贸易。理查德·（“花花公子”）纳什（1674—1762）曾经告诉奥利弗·戈德史密斯集镇是如何在市政厅每月举办一次集会，“来鼓励这种应该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和谐氛围的”。集会活动举办地非常“庄重、得体和优雅”，以至于当地的贵族和绅士也纷纷出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淑女们开始反对商贩的女儿们出席活动，而绅士们也表示出对和她们一起跳舞的厌恶情绪。商贩们对此非常恼火。他们都是些能够自给自足的“财富所有者”，出于报复心态，他们停止了对绅士的信贷并要求迅速解决债务问题——对于中产阶级来说，金钱一直都象征着权力。通过一位贵族的调解，双方才重归于好。贵族是这样劝解的：争吵对于双方来说非常荒谬，因为两个阶级是相互依存的。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明确的和永恒的：不同的部分之间如果没有相互合作，社会将逐渐解体而最终陷入混乱。[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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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产阶级内部也会出现一些战栗和紧张的局面，因为成员们对于各自的作用价值有意见分歧。1750年，约翰逊博士观察得出：“在从事各类职业的人当中，有一种诋毁他者而抬高自己行业声誉的倾向。”比方说，“那些从事要求勤于学习和思辨的职业者”会认为自己比那些从事“喧嚣的公共商务”的人地位更高、生活得更快乐。[31]约翰逊博士就属于前者，但即便可能产生嫉妒之情，他也会很快恢复平和心态，因为他知道商业回报是有风险代价的。和其他报纸的读者一样，他一定有看到每周的破产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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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职业的追随者们对于利润动机充满了矛盾心态。1816年，名叫理查德·里斯的名医感慨医药正在遭受“一种将这个职业和最低等的技工从事的副业置于一起的商业思想”的蒙羞。[32]他愤怒的矛头直指那些以病人的利益为代价相互勾结而大发横财的市区医生和药剂师，以及那些在报刊上发表内容实为“以赚钱为目的的体面广告”的医药论文的医生们。对于以“人类的福祉”为己任的职业来说，这些低级的赚钱手段被认为是很不得体的。里斯未免太过理想化了，因为即便是最好的医生，也会尽一切可能且往往不是通过正当手段来争取患者和诊疗费的。不管怎样，他还是提出了学医者们会继续在心中思考的一个重要论题：作为专职领域其中最大一支的成员，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在靠才能来谋生的吗？还是说，他们的职业诉求在本质上提升了他们的修养，并给予了他们无法录入账本的非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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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偏见把矛头指向了新的职业——工程师。一本关于詹姆斯·瓦特（1736—1819）的回忆录指出，他的生活方式和性格证明“对于机械技能的追求”并非与美好的情感和绅士般的风度格格不入。而普遍为人们接受的是与之相反的假定，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在过往的历史中，那些从事“真正有用的艺术工作”的人都是些“奴隶和腐败堕落阶级的成员”。[33]而纠正这种偏见，正是创立于1823年的《技工杂志》的目标之一。很快，该杂志就提升了读者们的信心和自豪感。一篇早期发表的文章指出，技术工人好比是一把剑鞘，保护的与其说是剑本身，不如说是“刀刃的锋利程度和韧度”。“同样地，我们不应该用金钱或财富而是用美德来衡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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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韦德看来，工程师是否拥有美德、是否应该受到和银行家同样的尊重，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韦德是位新闻记者，以揭露政治腐败出名。1833年，他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针对中产阶级给出了一个摒弃了旧的等级体系和地位概念的崭新的整体形象定位。他们已成为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中多余的一分子，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把先前的中间等级聚拢到了一个单一体中。韦德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从实际出发且富有成效地对财富进行使用。它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一直都是文明的润滑剂：他提问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人类有可能“建造出金字塔、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新伦敦大桥和曼彻斯特的铁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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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过剩的资金能用于投资（许多人其实是没有的），而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财富的生产。资本主义庞大的网络从那些参与提供资金、加工生产、分配和销售商品的行业一直拓展到社会的各行各业。通过成功地治疗病患，医生使得男人和女人有能力工作。这个网络还覆盖了所有能刺激消费的人士。“一个受雇雕镂一枚戒指或银扣的珠宝商，可能带来制造商和农学家所从事的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人类只会被他们所重视的东西吸引而去劳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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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的理论也是一个对阶级立场统一的呼吁。一年前，《改革法案》赋予了中产阶级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现在，他们也成为主人了。但是要想行使权力，中产阶级需要达成一项共同的意愿。就像韦德所假设的那样，如果赚钱和花钱是中产阶级的首要关注点，那么经济利益就是能够将其成员联合到一起的黏合剂。这一假设有一定的道理：得益于近年来农业和工业的增长，中产阶级的队伍成倍扩大并日益强势。成员们对创新青睐有加并认为这标志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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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阻碍中产阶级发展进程的事物，他们都无法容忍。那些呼吁要利用“我们祖先的智慧”的保守人士们无法使中产阶级信服，特别是在对政治改革的辩论中。在一本1925年出版的论文集中，激进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把英国的历史比作一个进化的过程，随着人类的代代繁衍，知识和经验的总储备也随之扩大。变化是顺应自然而且适当可取的，因为它是一个改良的发展过程。祖宗遗留下的一切不能论证制度以及思维习惯延续的有效性。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支持辉格党和有激进倾向的拥有政治觉悟的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是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职责是去除各种不符合时代标准的思想行为，包括整治腐败堕落的市镇再到让非英国国教徒不再被拒之于大学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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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包括限制贵族旧时沿袭下来的权力，同时把英国国教作为维护社会和经济现状的工具。正如保守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这需要借助一种微妙的平衡手段。但是调整社会体系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危及整体并为中产阶级不希望看到的来自下等阶层的革命创造机会。尽管事实证明，中产阶级的成员在讨论对国家最有利的经济政策上常常意见不一，但韦德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定义为联合整个中产阶级的黏合剂的观点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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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中还有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分歧。某些中产阶级人士希望被当作绅士看待，而其他的人并不以为然或是拿“绅士身份是由他的行为、受教育程度和拥有的财富而非出身决定的”这种信念加以搪塞。“自由”艺术的工作者们仍然认为自己优于那些从事“机械”制造的技工。韦德的书问世的时候，医学行业对于其各个分支的地位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中产阶级在宗教和政治意见上无法达成一致，其成员被分为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派人士以及国教教徒和非国教徒。中产阶层的男女们会讨论奴隶制度问题，思考如何能最好地缓解贫困和关于品位、道德和行为的各种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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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Poll of the Electors …Borough of Aylesbury，1818；ibid.，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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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neral Evening Post，16 September 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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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A，HO 42/2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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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collec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Buckinghamshir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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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entleman’s Magazine.101，March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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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R.French，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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