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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善待一个没有虚度此生的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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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他居住地的景色十分满意，但其他的中产阶级移居者则不然。拥有一处绅士的住所意味着其拥有者必须像绅士一样思考和行动。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这还包括依照当时的美学理论来敦促开明人士重塑景观并营造出一种人工合成的大自然和谐之感。在1753年创作的一部讽刺剧中，一位名叫“暴发户”的律师之子，重新修葺了他刚刚购买的曾是自己出生地的农舍，以证明自己不仅是绅士，更是有鉴赏力的人。但是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修葺出来的农舍不过是混合了哥特风格和意大利风格的现代式建筑大杂烩。他的花园给人一种强买强卖的愚昧感，其中有一处幽境（“圣奥斯丁的洞穴”）和一座“有部分中式风格”的桥。“乡绅”暴发户先生对他设计的世外桃源非常自豪，还“希望别人能在那儿憩息并赞颂他的品位。”那些品位高雅的读者肯定会嘲笑他，而更好笑的是因为暴发户先生骨子里依然是个土包子。他模仿古典风格建造的“献给女神维纳斯”的庙宇正是他“和一群村姑低俗地谈情说爱的放荡之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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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暴发户先生虽然知道那些规则的内容，却不能够真正理解它们。上流社会对于触犯规则的人是丝毫不讲情面的。约翰逊博士是某地一个书商的儿子，他自称绅士，说自己对于某些行为本身的微妙之处及其可能对某些无法达到这些行为要求的人造成的伤害特别敏感。在175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曾师从伦敦一缝纫用品商的乡村绅士的二儿子的命运。经过了4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学习后，乡绅的儿子归乡会见旧友。他原本期望能够找到乐意听从他对财产投资方面的建议的绅士们，接触到渴望听到最新都市时尚的女士们。但是，他在“首次公开演讲”时就令听众觉得十分无趣，反倒是一名年轻的律师和一名警卫人员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们的谈话涵盖了历史典故、法庭故事、上流社会的聚会以及伦敦的游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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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母亲提醒他说律师和军官们总有一天会很乐意找他借钱，但这个年轻人还是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城里。不久之后，他的哥哥“因为捉住了一只让全区的捕手都束手无策的狐狸，在酒醉般的狂喜中”一命呜呼。这名曾经的学徒于是继承了乡绅的头衔，进入了一个令他非常不快的社交圈。他很讨厌打猎——“我很怕灌木丛中的荆棘还有沼泽地里的污泥。”在伦敦的时候，他会乘坐装帘的轿子以避免碰到从前那些个想要和他一起寻欢作乐、谈论当地姑娘的朋友。这个寓言故事最后以主人公拒绝传统，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为结局。这样的选择当然是需要自信和决心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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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芬顿先生是小说虚构的成功的猎狐人。他是斯特普尼的一名淀粉制造商唯一的儿子，罗伯特·史密斯·瑟蒂斯描述了他在19世纪20年代攀登社会阶层的历程。和其他的讽刺作家一样，瑟蒂斯知道妻子们是引领家庭蒸蒸日上的原动力。普芬顿夫人成功地鼓励她丈夫把家从伦敦东区迁至梅克伦堡广场的一栋住宅，并把儿子送去伊顿公学尔后是基督教堂学院上学，在那里他和那些爱好运动的贵族们打成一片，养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习惯。“那些年长者对他不知道有多么引以为豪！他们会坐下来听他神采飞扬地述说和杜塞斯如何击败查理［警察］以及他如何把一个自命不凡者丢出包厢推到坑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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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们在购建乡间别墅，律师的儿子们在美化他们的庭院，而越来越多的制造商的儿子们和贵族子弟玩到了一起——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处在中等地位的人继续受贵族和绅士阶级奴役，而后者也继续调控社会基调，定义品味和时尚。即使他们正在向一个以他们的利用价值和责任感为基础的集体性的身份靠拢，中产阶级还是选择继续服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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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强大的竞争压力和模仿的强烈欲望，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地被名叫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具有中产阶级典型特质的陶器制造商人商业化了。1777年，他把制造的黑陶“伊特鲁里亚”花瓶的畅销归因于，“王公贵族们在他们的宫殿摆设这些花瓶历时已久，是时候让中等阶级的民众也能欣赏和瞻仰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阶层人士数目有多么巨大，几乎可以说远远超出了那些贵族的数量。”大规模生产满足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因为只要花7先令6侏儒，一位商人的妻子就可以在她的壁炉架上摆一个同伯爵夫人家客厅里摆放的非常相似的花瓶。此外，韦奇伍德非常了解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他知道，诉讼律师的妻子会接受以3几尼的价格买个较大些的花瓶。[14]在报纸广告中，零售商们总是喜欢邀请一些“贵族”和“绅士”来检验他们的产品，或者称这些人经常光顾他们的商店。不论这些声明真实与否，它都使得谦逊的购物者们相信自己所购买的物品都是地位高于他们的人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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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韦奇伍德一样，店主们也促进了一股强烈的非常势利的虚荣心态的滋长。约翰逊博士在他编辑的期刊《闲者》的一篇文章中对此现象进行了讽刺，该文描述了发迹的甜面包师萨姆·索福特雷的滑稽举止。他不惜花钱让自己变得有品位。于是，他和妻子以及几个“挑选出来的朋友”一起踏上了一次参观贵族和绅士阶级“最著名住所”之旅。当主人不在时，许多乡村公园和房屋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因此，索福特雷一行就坐在庭院或花园里野餐（当然，一边还喝着茶）。然后，他们参观了室内摆设、绘画作品和装饰品。既然了解到时下流行什么，索福特雷和其他中产阶级游客回家后就知道应该买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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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购物清单中，大多把马匹和马车装备列在首位。听说贵族和士绅出行都是乘坐马车或骑马，索福特雷在短途旅行前就购买了两匹阉马和一辆轻便马车。中产阶级都渴望这样做，以至于马车所有权成了城市或镇村繁荣的度量衡。在18世纪的最后一季中，爱丁堡的马车数目达到了近1900辆，比原先翻了一番。这些新车主当中大多是商人、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大臣和大学教授。他们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该市的骑术学校。该校于1764年成立，由一位年薪200英镑的骑术师掌管。这笔薪水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他的学生希望得到最好的培训。因为绅士的身份取决于他的住宅以及他如何轻而易举地控制他的坐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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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想要了解正确的行为方式和流行款式的中产阶级人士可以找到很多的相关知识材料。礼仪指南继续享有广泛的读者群，而报刊也开始围绕这一主题给出建议，登载一些关于最新时尚品位的文章。所有这些内容的重点都放在如何实现个人幸福，以及如何将这种理念灌输给他人。《女士杂志》1778年二月刊强调说：对于幸福的追求，是“我们每个人首先和最终的目的……我们是为此而生的”。从刊名可以看出该杂志走的是高档小众路线，所以吸引了许多中产阶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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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会话表达了积极的快乐思想。1707年出版的一则手册描绘了它是如何完美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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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谈之间，它展翅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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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地穿行所有甜蜜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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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音乐之音般和谐深情而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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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知识注入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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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出育人计划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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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为一体，造就人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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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警句格言和哲学性谚语的汇编以及新闻出版物为人们之间的交谈提供了原材料。那些能说会道的和缝纫用品经销商的学徒们对着干的小伙子们，很可能是从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报道或周刊上登载的评论和轶事中获得他们的社交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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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集会、舞会、交际晚宴和晚餐派对之类的正式社交场合，为参与者提供了交谈的机会。从那些以此为主题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完美的交谈需要说话者拥有令人愉悦的敏锐智慧、知晓很多有趣的轶事、了解时下最新的信息以及会使用优雅的措辞。到18世纪下半叶之时，拥有社交野心的人被建议在思考时要学会淡定。《女士杂志》1798年的三月刊重新探讨了一个其读者关心的话题（该杂志经常如法炮制）。它警告他们要远离“虚荣、虚伪和轻浮”，提醒他们交谈显示了他们的“大脑指数”。为了使自己的言语多少带点分量，女士在言谈之间应该把话说完，但切忌说得太多，因为“卖弄学问”是应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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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哈登是爱丁堡一位银行家兼报业经营者的女儿，她的丈夫是一位艺术家，对这种说法她很不以为然。1810年，她抱怨说有场交际晚宴“除了聊天什么都没法干”，在宴会中，她在“一帮老学究”的谈话中脱不开身。最后，她总结道：“要打发一个晚上，扑克牌和音乐是非常必需的。”[17]杰西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任何娱乐活动中，把握好学问和消遣之间的平衡是非常必要的。一本1825年出版的家庭管理指南建议那些想举办“座谈会”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们，在活动中加入扑克牌游戏以消除高谈阔论带来的厌烦情绪。尽管如此，知性的言谈还是要靠激励的。为此，手册建议主妇把“各种最新的出版物”、印刷品、图画、化石和贝壳一股脑儿都摆放在桌子上，“以唤起大家的注意力并促使他们发表评论”。[18]女主人也大可以再展示一些乔赛亚·韦奇伍德的黑陶以及哲学家、人文大师、罗马皇帝和现代杰出人士的石英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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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严格遵照家庭管理指南给出的建议举办座谈会的妇女，比方说律师的妻子，会希望她的客人们之后描述说当时的氛围很“文雅”。这个词已经被人们广泛使用超过一个多世纪了，被约翰逊博士定义为表示礼貌和优雅的形容词。这个词显然与过往的“优雅”和“温柔”二词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并非“绅士”或其衍生词的同义词。早在1776年，伦敦的一家报社就针对特定的市场目标给出了三种类型的住房。有和林肯大教堂毗邻的“适合绅士家庭居住的一流宅第”，位于赫里福德郡的“典雅住宅”和位于梭霍区的两室“精致小套房”。[19]后两类住房很明显是为那些低于绅士的等级但希望得到尊重的人准备的——换句话说，他们属于中产阶级中的中层和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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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雅人士非常注重外在形象，这对他们维系自己的社会地位非常重要。1767年，一位下级海军部干事抱怨他30镑的年薪不足以维系一种“文雅的”单身汉的生活。和一般“劳动者”不同，他的职业要求他“穿着打扮要能说得过去”。而出于自尊，他必须有个“说得过去的”住所，可以是年租费20镑的“体面的”房子也可以是至少4先令一周的“感觉还成的”套间。[20]文雅人士是能够很快被识别出来的。1776年1月，一位“很文雅地身着黑丝的”年轻女士在伦敦一条大街上被一只狗袭击。1789年底，一些“文雅的”人们聚集在巴斯修道院参加相关仪式，以庆祝当地新建的（很可能是他们捐助的）主日学校的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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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人士们在生活习性上努力做到自我约束，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以及面对地位较低、向来都不计后果而过分放纵自己的人时。想过上高雅而有节制的生活并不容易。1786年，发生在爱丁堡的一次晚间集会遭到了一群“喝的酩醉大醉，从小酒馆跌跌撞撞地走来”的人的干扰，让当时在场的高雅女士们很是困扰。几年之后优雅行为的标准有了提高，因为一位当地的地方官员非常满意地记录到，在爱丁堡的“上流社会圈”中，“无节制的饮酒”已经“不流行了”。这些行为标准不是为了扫谁的兴，然而对于“在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在晚餐时习惯有酒水服务的所有“商业人士”来说，这在3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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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表的关注使得风雅人士对针对他们的不安全感的诉求的广告非常敏感。1817年，一则黑鞋油的宣传广告提醒潜在客户们，“锃亮的”鞋子对于“文雅的外表”非常重要，“这是时尚的规则，而且必须服从”。[22]不过，追随时尚的文雅人士并不总是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1838年间，伦敦的警察们在到处查找一个“打扮优雅的”年轻威尔士女子，她是盗窃案件的嫌疑犯，以及名叫约翰·博德尔的曾当过贴身男仆的夜盗——此人“体形修长而优雅”，“把亚麻质地的衣服穿得非常得体”，还有着“迷人而女人气的举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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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文雅的外观是引发焦虑的根源，就如威廉·科贝特所称的“羞于被人认为自己很穷”，而缓解这种焦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大手大脚地花钱。他对于中产阶级在具绅士范的个人随身用品上的追求大为感慨，认为把钱花费在仆人、马匹、车辆、红酒和烈酒（即白兰地）上是一种挥霍浪费。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中产阶级家庭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而这也是科贝特眼中“幸福”的根基。他敦促中产阶层读者们每每遇到诱惑都应扪心自问这样一个问题：“没有它，我能行吗？”[24]通常，他们的回答是：“不行。”这样的回答并非出于实用性质的因素，而是因为消费行为是和身份地位牢牢拴在一起的。就如海军部的办事员所说，他的衣柜和谈吐将他和工匠（他们的薪水可能跟他一样多）区别开来，而和那位穿着丝制衣裳不幸被狗咬伤的女士（其实她穿上印花棉制连衣裙就是女仆或女针线工）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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