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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孔口琴俱乐部的聚会以讨论“当日话题”开始，鉴于当时是1759年，那就自然同英国军队在加拿大对法作战的情况有关。不过，不论战况如何，用不了多久大家就都完全跑题，开始一边抽烟喝酒一边讨论起鸡毛蒜皮的小事。“风箱修理先生”对“马梳制造先生”的感冒一事表达了关切，说希望他之前在回家的时候没有着凉，然后后者又询问了前者儿子的病情，询问是不是还在咳嗽。“歪曲事实医生”透露了一名他熟悉的国会议员的趣闻轶事，然后一个推销员（旅行推销员）又以发生在自己认识的一个地主身上的“更有意思的故事”盖过了他的风头。一个马裤制造商讲述了自己当天在报纸中看到鬼故事，与此同时，一个小贩又开始和一个犹太人讨论上了宗教问题。当谈话内容实在太过散漫、毫无主题的时候，便召集大家停下来合唱一首歌，以便重新回归集体讨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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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产阶级下层人士们消遣放松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对八卦的喜好，尤其是桃色丑闻的八卦，不论是居下游者还是居上游者，同样乐此不疲。1793年1月的皇家艺术学院协会的例会上，肖像画家约翰·霍普纳详细描述了他访问克拉伦斯公爵（即之后的威廉四世）时候的情形：克拉伦斯公爵简直是“文盲中的极品”，而他的情妇，即女演员乔丹夫人，更是蠢笨得不行，除了能谈点和舞台有关的话题，对其他事情完全一无所知。八卦了这件事情之后，一个本身是喜剧演员的会员又即兴模仿、场景再现了一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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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世纪初期，新形式的协会即“共济会”就已经出现并迅速吸引了中产阶级、乡绅和贵族。共济会抓住了时代精神：其目标是普遍的和谐（不过妇女、佣工和文盲除外）。其成员集结起来以“美德、智慧和幸福”为共同目标，这个目标也是那位宇宙的伟大建筑师——上帝对所有人的希望和要求。虽然共济会的会规和仪式同中世纪手工业行会没有什么历史性的联系，但其非教派的形式和其思想的基础同样理性且合理。地位之别在共济会内暂时得以消除，共济会成员的等级高低，只基于他们对协会深奥机密的知晓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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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的仪式通常在教堂举行，目的是提醒成员教堂之外的分层社会是由他们的伟大建筑师认可了的。贵族式的自由石匠们是协会的地基（即基础），所有那些通过特定“艺术技能、制造技术和商业能力”来创造生活的人们都是协会这座宏伟大厦的突出部分。一本1759年的共济会会员手册指示会员们要“彬彬有礼地服从上级，真挚友善地对待平辈，和蔼可亲地对待下级”。[12]同欧洲大陆其他同等级的协会相比，英国的共济会从未被定性为平等主义或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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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会的仪式之后是欢庆盛餐，也就是霍格思的那幅作品《夜》中那对兄弟参加了的宴会。一首在1799年由一个共济会成员谱写的歌曲，很好地描绘了共济会内严肃理智和放纵狂欢的结合，作者在歌词中对两方面都细细玩味并加以赞扬。那首歌的开头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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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的是开心、唱的是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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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我的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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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引领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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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领唱神秘之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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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希望这样的欢庆不以霍格斯所描绘的混乱情形而结尾。霍格斯在他的绘画作品中，总是刻意将社交狂欢以一种矛盾的方式来表现：那些原本为了提升人们素质的活动常常却是以参加者的争吵不休、语无伦次甚至是烂醉倒地而结束。这是同任何协会或组织的首要目标相违背的——为整个社会和谐的实现而小范围地建立起局部和谐是所有协会的宗旨。这样的协会精神，证明了英国已经否定了其近代的狂热宗教暴力的过去。这样的转变就像哥特式木刻一样决绝、彻底，因为人类行为已经开始由理智来指引，并把理智视为上帝送给人类的最伟大的礼物。人们开始通过理性的辩论来追寻真理，而不是以前个人启示的方式。真正智慧之人现在可以自由地探索自我、发掘世界，而不用受神学教条的束缚。此外，协会的加入自愿以及其中的自由氛围，给这个国家又增添了一种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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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项狄的托比叔叔一样，中产阶级认为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爱好。于是有着各种业余爱好的人充满了各个协会，特别有着哲学、古文物和科学方面爱好的人。他们对个人爱好的坚持和所能付出的心血，由自身经济条件和热爱程度而定。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业余学者们相信，他们不但是在培养个人的爱好，也是在为人类知识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的更加美好做贡献。因此，他们相信自己是“有用”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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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尽管有一些不是很明显。有着响当当名声的克莱顿·莫当特·克拉彻罗德牧师是名隐士学者，也是有着“出色判断力”和“卓越鉴赏力”的专家。他有每年600英镑的家庭津贴，另外还有10万英镑的政府投资，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现代绘画和雕塑，古代钱币、徽章和书籍上，其中还包括一本曾为安·博林持有的牛皮纸版《新约》。平常这个牧师要么是在各个行家圈里游走，要么就是待在自己位于伦敦皇后广场的家里。他还有一种公众责任感，承担着大英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并把自己的古籍和绘画藏品也遗赠于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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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彻罗德是学术研究的骨干，也是英国圣公会中难能可贵的一位牧师。有些牧师同样富裕且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但教区的相关事务却抛给了助理牧师。例如，诺顿·菲利普斯牧师就成天拿着网子追逐蝴蝶用笼子捕捉麻雀，完全懒得过问教区和教区居民的事情，因为同他会唱歌儿的鸟儿们不同，那些人几乎都是“笨拙、丑陋，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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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考古和科研吸引了很多自学成才之人，也吸引了神职人员、律师和医生等接受了其他学科教育的人们。古董商托马斯·费希尔是罗切斯特一位书商的儿子，他做了近50年的文职工作后，又做起了东印度公司的资料调查员。1786年，也就是他50岁那年，他的父亲过世。其后不久，公司的一个董事许诺了他未来董事的职位。母亲怕他结交一些行为堕落的不良朋友，于是搬到了伦敦和他一起生活。她在霍克斯顿租了寓所，费希尔后来也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他先是受母亲的照顾，而后是他一直未婚的妹妹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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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有着绘图方面的天赋，对古旧之物也饱含热情。他花大量的时间来周游全国、寻访教堂，并沿路做笔记、绘制草图。从18岁起，他就开始向学术刊物投稿，后来还发表了一篇贝德福德郡教堂古迹的调查报告，报告中的说明图也是由他自己绘制的。简单来看，费希尔是一位很安静很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人士，也足够幸运到能够悠闲地享受着个人爱好。他同时还尽到了一个普通中产阶级人士应尽的社会责任：积极而坚决地反对奴隶制，支持教会组织，在1836年去世之前他还当选为索迪治济贫院的守护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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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费希尔这样的业余学者，被认为是绅士清教徒和圣公会教徒。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当选研究员之前，他的公理宗信仰和艺术家的工作，使他免于成为古物研究协会那些迂腐古板之人。[16]当选研究员的荣誉，也是非常难得，比如另外两个甚至比费希尔还要出身贫寒的学者就肯定是与之无缘。一个是五金商人亨利·欣顿，另一个是亨利的朋友、药剂师的学徒詹姆斯·亨特。1795年和1820年之间，这两人走遍了牛津郡和伯克郡，搜集了关于当地发展历史的研究资料。他们还是当时流行的中产阶级维多利亚式消遣——黄铜刻印的第一批实践者。两人都深深沉浸在了现在很受欢迎的哥特式艺术中，这种哥特式热潮是由当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中世纪浪漫小说首度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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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研究者的发现通常是在专业学术团体公布或者刊登在成熟的《绅士杂志》的相关专栏里。这本杂志辟有读者专栏，且广受欢迎，其他杂志于是争相效仿。1827年的《园丁杂志》就刊载了关于如何消灭害虫这一永恒问题的读者意见和建议；1828年的《自然历史杂志》11月版刊登了一些业余鸟类学家关于五子雀的“社交礼仪”以及黑背白鹡鸰的“社交礼仪和经济理念”的文章。两位投稿人都追随着杰出的自然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牧师的脚步，同怀特牧师一样在为人类对世界的更多了解而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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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知识是出版业的主题。截至18世纪中叶，出版业已经奠定了其国家生活不朽的中心地位。伦敦市和其他各郡市中，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发行（1750年就有了超过50种的地方报纸）。据1776年的统计结果显示，那个时期的报纸年发行量达到了1200万份，由于其中很多都是咖啡馆、阅读室、酒馆和客栈订购报纸，因此实际的读者量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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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是狂热的报纸阅读者。他们渴望对国内事务、政治、商业情报、外交、战事以及版图日益扩张的大英帝国的命运有很好的了解。为此，有些报纸甚至开设了“美国事务”专栏。报纸也是很好的商业市场，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广告刊登其中。不像今天的出版业，当时撰稿人的观点相对不那么突出，而是留给读者更多的空间来对时事进行评估。或是个人自主判断，或是同家人朋友商量讨论。在出版业的影响下，旅店、协会和俱乐部成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辩论舞台。结社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互为补充，使得当时的人们也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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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和读者群的扩张就像一场革命，其影响力之大甚至可以同20世纪的无线电、电视和因特网的出现相媲美。报纸打造了一种民族意识，英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世界上每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在这个世界他们的国家正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信息传播得如此迅速，就连偏远地区的人也不能再为自己对国事的无知或者漠不关心而找借口。滑铁卢之战开战不到五天，战况就已经传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可以说，全国性的政治活动真正开始蓬勃发展，比如1831—1832年间切姆斯福的改革支持者就可以同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志同道合者几乎同步进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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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品位的潮流趋势以伦敦为中心辐射开来。不论身处何处，任何人如果想要切身感受这时尚浪潮，伸手即得。1773年，全国中产阶层男女都曾受邀订阅新版的《威斯敏斯特杂志》（或者也叫《品味神殿》）。该出版商承诺杂志“非常得体”，有诗文集、“纯文学”以及对那个时代整体风貌“最写实的”记录。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地朝着精致与勇气的极致前进”。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同潮流并进、对所处时代更为了解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份诱人的时尚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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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期刊迅速增多，其中刊载的大多是有关哲学、政治、文学、艺术、宗教、地理和科学新发现和时尚新风潮的文章。新的小说以连载的方式刊登。1777年《女士杂志》的订阅者就阅读了按月连载的卢梭的《爱弥儿》，同时跟踪了乔治三世的军队在北美的动向。这种兼收并蓄的方法收效甚佳，今天报纸的副刊仍起着这样的作用。《绅士杂志》月刊创办于1731年，在10年时间内就达到了1.5万的单次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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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剧院经理一样，报社的经营者想要做好业务，也必须认清并迎合中产阶级的喜好。带有商业性的有用数据（比如弗吉尼亚烟叶的价格以及破产公司名单），可能就需要润色一些。编辑们总是挑选那些符合读者口味的稿件。他们还会拿那些关于谋杀审判、涉及婚外情的离婚诉讼、决斗事件以及社会名流丑闻的报道来满足读者的色欲以及道德义愤的表现欲。1796年刊登的一则故事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故事描述了一个年轻绅士的自杀事件。这个年轻人本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和两个女孩一起”出现在伦敦中心区的广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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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部分中产阶级报纸读者可能在读到某人身负罪恶而最终得到彻底惩罚的故事时，会心理暗自长舒一口气。在那个时代，阅读是以愉悦身心和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因而有一个强大的不断增长的信念，即道德的内容是各种文学的终极尺度。自不待言，所谓的道德指的是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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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那种信念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创造力，作者和出版商都必须照顾到这样的要求，因为中产阶级代表的是他们最大的消费者市场。商业出版兴盛了起来：到18世纪90年代，有将近1000名书商遍布在300个城市和乡镇，而且数伦敦最为密集。除了宣传小册子、布道册、戏剧剧本和小本的诗集只按6便士或者一先令的价格出售，其他的书籍依然昂贵，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家庭预算。1767年4月前两个星期出版的图书包括：一部关于现代世界历史图书的最终卷——第十六卷的售价为2几尼；一本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所著的关于电的研究的书，价格为1几尼；一本建筑设计集锦，价格为12先令，以及一本意大利情歌集，价格为半几尼。小说则要便宜很多，简装书的售价一般都在3—5先令之间。1825年，斯科特十二册的畅销小说《威弗利》简装版每册只要4先令，内附版画插图的六册中世纪罗曼史部分每本也只售2几尼。[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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