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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的昂贵对于想要读书的中产阶级来说也并非不可解决的难题。图书馆就能满足他们阅读的需求。一些书商们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贝尔在伦敦的图书馆的藏书量为8000册，西巴尔德在爱丁堡的图书馆也有6000册的藏书。1820年，富裕的贸易港口利物浦城市的中产阶级们还捐助建成了两个图书馆和两间报刊阅览室。最宏伟的雅典娜神庙图书馆是一座令人难忘的古典风格建筑，其中包括一间报刊阅览室和一个藏书量为一万册的图书室，人们可以在“非常体面、令人愉悦的室内”阅读馆内的图书。五百位“业主”每年投入2.5几尼来维持这里的安逸和世外桃源般的静谧。莱锡姆文化馆中有藏书量为2.1万册的图书室，一个提供国内外报刊的报刊阅览室以及一个咖啡室，出资人每年为其投入一个几尼。[19]不过，这些图书馆的光顾者人数还占不到城市总人口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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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某个图书馆的流通部在1773—1784年间的借书数据显示出了中产阶级对事实性知识的渴望。历史性图书的借阅数为6000册，而纯文学的则为3000册，哲学、自然史、神学、法律、数学和医学类书籍，借阅量合计只有几百册。[20]人们对历史知识的专注，部分出于好奇心，部分出于爱国主义，还有则是缘于人们相信过去伟大人物所行之事能够给今人以启示。艾迪生甚至认为仅仅冥想一下杰出人物的模样便能在精神上带来很大回报。不少人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因此韦奇伍德便大规模生产了很多“精准耐用”的“古董奖章”的仿真品，因为它们能够展现出那些“杰出人物”的容貌特征。古罗马的伟大人物顺理成章地在大英帝国广受欢迎。1775年，含有一套古罗马人物像的扑克牌在广告时被标榜为无价之宝，因为“它可以把最为必需的美德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21]理论上也许行得通，但实际上很难想象某个年轻的嗜赌分子在玩牌时会不时停下来仔细审视牌上所画的庞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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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在布里斯托尔的时尚界非常受欢迎，它以散文和诗歌选集的形式为主，出版社还向读者们保证集子里的作品都是由非常具有鉴赏力的编辑选出的。简·奥斯汀的《诺桑觉寺》（1818）很好地反映了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几十行的弥尔顿、蒲柏和普赖尔的诗文摘录，一篇《旁观者》里的文章，然后是斯特恩作品中的某一章”。于是，读者得以免受长篇文字阅读的折磨。另外，出版社还向读者们保证，这些文字片段都是因其典雅的文风和较强的道德提升力才得以入选，绝对没有任何有损鉴赏力的粗俗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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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选诗集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有关道德品质的小说的关注。1796年一篇对《皆大欢喜》的评论赞扬了这部戏剧“对道德和情感的精致展现”以及作者“高贵杰出的智慧”，但评论同时补充指出，“同莎士比亚的其他戏剧作品一样，这部戏剧也因‘粗俗的争吵和低劣的乐趣’而有所掉价”。[22]关于小说，人们也开始期望它能在道德和品行的教育上发挥一定的作用。1812年，玛利亚·埃奇沃思在一篇针对三部最新小说的评论中回溯了早些时候的小说作品，并指责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和斯摩莱特《佩雷格林·皮克尔传》有太多“寻欢放荡的不道德成分”，会使“青年人的想象力朝颓废的方向发展”。[23]科贝特也警告中产阶级的读者要提防《汤姆·琼斯》中的陷阱，因为此书鼓励每一个小伙子都把自己当作英雄，每个女孩都把自己想象成索菲亚·韦斯登。这样的幻想会让刚愎自用的行为以及对美德的藐视变得理所当然。[24]他还谴责说，有部分的中产阶级在购买小说的时候，也是一味追求故事情节，不管孩子会不会受到书中不良道德观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一名伦敦书商就注意到，那些曾经在炉火边阅读廉价书中鬼故事来消遣的贫穷农民们，现在都在听儿女们给他们讲《汤姆·琼斯》或者《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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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托马斯·鲍德勒（1754—1825）回忆了父亲在冬夜给全家人朗读莎士比亚作品时的情景。鲍德勒自小身体孱弱，时常染疾，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行医，并认为自己有来自父亲“渴望行善”的遗传因子。这些思想既体现在他是某个提倡监狱改革和救赎伦敦妓女的协会的会员，也体现在他因对净化文学所做的努力而出名。鲍德勒为现在的人们所知晓，主要缘于他出的长达十卷的莎翁戏剧的删改版。他删掉了所有“不适宜由一位绅士当着众女士之面朗读的”段落，以及所有“会使端庄之人脸红”或让读者尴尬到站立不稳的词和短语。[26]鲍德勒去世之前，又以同样的方式审查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删去了所有他认为“反宗教的不得体的”字句。他指出吉本“语言上的失当和原则上的错误”会让这本本来还算“有用的”书为“高雅之人”所不耻，以至于其中的“有用的思想也得不到传播和交流”。可以说，鲍德勒几乎把他“净化文学”的工作做到了极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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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作猜想，我们便能得出，鲍德勒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的结论。他相信不正确的道德观念和粗鄙的遣词用句会使作品严重贬值，不论其内容多么出彩多么有深度。但他的这种想法，一定会让斯伯丁绅士协会的会员们瞠目结舌。那些深为有学识有鉴赏力的人们所欣赏的作品，鲍德勒也能对其大加修改。由此，绅士协会的会员们应该能从中察觉到他那种有些庸俗的清教徒式狂热。这种清教徒式狂热的好斗性在18世纪下半期已有所消退，但其教条依旧和之前同样死板。人们冠以其“福音主义”的称号，不少中产阶级人士也受其吸引，尤其是那些感激鲍德勒让他们在阅读莎翁作品的时候免于发生心乱或不安的人。作为一名有教养、积极的福音派杰出人士汉娜·莫尔（1745—1833）也同样认为，虽然诗歌的部分天性是要引发人们的激情，但其最主要的任务却是引领读者朝基督教的“美德”前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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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小姐和她的思想框架是在播撒着反智主义种子，散播着庸俗之人对所有创造性艺术的不信任。相比起直白的、发自内心的信念以及履行其要求的职责，人们的个人享受变得不再重要。许多福音派人士怀疑艺术是腐蚀人心、引人入歧途的东西，他们肯定也会对托马斯·卡莱尔的父亲的“诗歌和小说总的来说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错误甚至罪恶”的断言拍手叫好。[29]西德尼·史密斯怀疑，汉娜·莫尔的福音主义是在扼杀那种长期以来存在于中上层阶级人士眼睛和大脑中的愉悦。他的看法是对的，汉娜和她的同伴们确实是在把中产阶级拉离公共会场、美术馆、图书馆和游乐园，进而将他们引向教堂和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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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1，May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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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ransactions of the London Institute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15，6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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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rmer’s Magazine，17，12 February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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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inute Books of the Spalding Gentleman’s Society，ix－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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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awcett，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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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entleman’s Magazine，94，February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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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Uglow，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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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ecker，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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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lark，Alehouse，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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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oldsmith，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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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arrington，1，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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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acob，58－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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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69，February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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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69，April 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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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Pigot Papers ，dated 1 April 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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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Gentleman’s Magazine，2nd Series，6，October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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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orning Post，12 March 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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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ondon Chronicle，April 1767；the Times，6 January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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