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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勒相信新的教堂会为穷人提供“蒙恩之道”，也就是他亲身经历过的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力量个人得到关于拯救的启示。其他的福音派教徒也赞成这种皈依之道；查尔斯·韦斯利的圣歌就捕捉到了那种被耶稣拯救时的极度快乐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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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长期遭到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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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罪恶和黑夜紧紧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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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眼发出复活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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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苏醒，牢狱被光芒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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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枷锁脱落，我的心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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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来，跟随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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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个人的拯救补充并加强了旧时新教徒对上帝恩泽的信仰。这种信仰在19世纪初期和在17世纪时期一样坚定。1819年6月10日，名叫查尔斯·丘吉尔的富有伦敦木材经纪人在他的日记里记录到，今天是“我从一个潮湿的坟墓中被神解救出来”的第2个周年纪念日，也是他女儿“小埃伦”的第十一个生日，因此，“又是一个蒙受神恩的日子”。1830年新年当天，进入生命第46个年头的他回首过往，“充满感恩的”答谢了“上帝的仁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所赐予的让我得以远离不幸的命运”。[3]倘若事情并非如此，丘吉尔也会从考珀感人的福音圣歌中的《天道之行，神秘莫测》诗中找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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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凭浅见判断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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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相信他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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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不悦的神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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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我主微笑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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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每位基督徒都能洞察到这张仁慈的面容。1819年，一位名叫约翰·贝弗里奇的南华克店主，由于他的处所被盗，在陷入“忧郁状态”的几个月后他开枪自杀了。他曾经阅读《圣经》以求找到指引，在他尸体附近找到的纸片中有这样两条笔记：“贝弗里奇，上帝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命运”；“一定有一位神，在审视着所有人类的行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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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圣公会教徒可能会将贝弗里奇的不幸遭遇归咎于“宗教的狂热”——这个词在整个18世纪被用在所有让自己的内心情感超越了理性的基督徒身上。所有的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都被认为是狂热者，这就解释了他们道德上的缺憾以及为何会被限制在公众社会的边缘。英国国教徒们在开销上是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和“文雅的”，总而言之，他们更容易相处。[5]他们也拥有政治方面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威望；直到1828年查理二世颁布的《宣誓法》和《社团法》被废除后，非国教徒们才享有了公共生活。随着宗派主义者仇恨的日趋加深，国教徒们也愈发激烈地进行反抗。1834年，在莫德林学院任职的约翰·格雷牧师向牛津大学的一个教会公理会发表声明说，如果非国教徒被允许进入大学，这些大学就会成为“亵渎学习的学校”。新教会遭到“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破坏，因为非国教徒会逐步推翻英国国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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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教是政府的臂膀。国教神职人员都是地方政权的关键人物，有时甚至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即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刚好够维持有绅士风度的生活方式，他们也都被定义为绅士。最富裕的那些人借助于亲戚或者有影响力的朋友而得到现有的地位。要想晋升，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结交政治掮客，而不是虔诚的言行或熟谙圣经。圣公会的社交真理一直都是“寂静主义”。也有神职人员认为俗世的等级体系会延伸至天堂，一名教区牧师兼古文物研究者约翰·韦伯就在他1805年的墓志铭“聋耳的技工”中重述了这一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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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泥土铺成的床上恬静地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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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的号声宣告黎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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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受神恩典）爬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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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长队中一个卑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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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芒的国度获得谦卑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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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受佑黎民仍得完整天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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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鹅在讲道台上孵蛋的故事提示我们，有很多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采用了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对待他们自己的牧师职务。用戈德·史密斯的话讲就是，他们讲道的时候，总是会讲些“枯燥、过于系统和毫无感染力的”内容。他认为，“一个依靠讲道理而无法调动起听众激情的演说”并不是抑制恶习的最好方式，因为罪恶的根源来自无法控制的激情。对此，福音派的信徒们表示赞同。对于他们在英国国教内部的敌人来说，狂热意味着拒绝理智，甚至是回归清教、搞宗教分裂的疯狂。1821年，林肯郡的一个助理牧师向他的主教控诉了一些骚乱活动。这些骚乱是由在当地劳动者中间传播再生福音的一些“有组织的卫理公会教徒”和“不虔诚的飞扬跋扈者”煽动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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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暴动通常是不会和基督教的卫理公会扯上关系的。历史古训一直都认为约翰·韦斯利和他的信徒们在田地里和菜市场进行的福音布道，把最贫穷者的思想转变成了一种本质上对寂静主义的信仰，从而避免了大众革命。我们永远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是中产阶级还有那些贫困人民确实被韦斯利的讲道吸引了。转变的模式反映了当地的社会分配状况。在基思利镇周围以纺织业为主的地区，2/3的卫理公会教徒都是织工，不到1/10的则是劳工。一般情况下，主要由那些在当地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人执掌新立的卫理公会：1763年，这些人是基思利镇礼拜堂的理事人员，包括了一位客栈老板、一位钟表匠、三位自耕农和一位农民。[9]韦斯利从未倡导过平等主义。而相信自己已经获得重生的基督徒们，则通过向比他们地位高的人看齐来对基督教习俗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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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教义和圣公会的福音主义均坚持认为服从和救赎是不可分割的。在18世纪后期，主日学校运动不仅把穷人家的孩子带进了基督教，而且还教他们认清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向那些捐助人表示感恩的必要性。1789年，在曼彻斯特主日学校的一场募捐集会中，一名小学生向在座的所有人公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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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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