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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善举，才使我们可能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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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保佑他们充满爱心的有价值的付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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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听众来自中产阶级的男性和女性。在不久之后的几年内，发生在法国的震惊世界的巨变会证明他们对主日学校的捐赠是一项正确的财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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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人相信各式各样的基督教复兴运动，总的来说对穷人起到了镇静作用。但是寂静主义的信条需要被不断地重复。在19世纪20年代的伯明翰，一位牧师时常提醒他在主日学校任教班级的学生，他们长大之后要学会满足于上帝所分配给他们的身份地位。[11]另一位牧师在1835年的一次庆祝牛津主日学校建立的祷告会上做布道时，称赞他们保持了社会和经济的秩序。“较卑微阶级”的后人们，通过参加主日学校可以做好准备迎接“他们未来生活要从事的服务和所处的境遇”，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主日学校会让这些年轻人武装好思想，摒弃来自那些想要破坏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依赖他人的帮助”的激进势力的“恶意”鼓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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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7年工人阶级暴动的鼎盛时期，一位激进分子曾告诉英国内政大臣西德茅斯勋爵，他“此前一直为家庭辛勤工作，参加教会，和邻居和平相处”。现在，他对自己藐视政治的行为倍感后悔（等待他的将是流放），并“向这位勋爵保证他会重新回归他的教会，而且永远不再离弃”。[13]约翰·鲍德勒和其他的福音派教徒对于这样的保证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证明了他们建立更多主日学校和教堂的需求将通过拯救穷人们的灵魂进而拯救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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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理公会教义和圣公会的福音主义就是暴动的一剂解药，但是这些教义从来都不是被系统地或广泛地规定好的。有很多无宗教信仰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那些工业区，而这些人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所有教派的福音传道者悲叹的缘由。此外，事实证明，在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紧张的时期，政府的情报工作和军事能力在镇压制止动荡局面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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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指引无神论者和放纵者走进教堂是不足以真正解救他们的。他们的嗜恶习性需要他人施以当头痛击，而于1802年成立的抑制恶行协会就自觉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协会就拥有了1200名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和约翰·鲍德勒一样来自伦敦圣公会的上层中产阶级人士。在第一次会议中，他们就对不守安息日、亵渎神明和咒骂的行为、色情文艺以及酒吧、妓院、赌场这类充满诱惑、孕育罪恶的场所宣战了。协会成员们到处窥视民众，向权威机构揭发后者的违法行为，还协助调查执行，呼吁出台更加严厉的法律条款和惩罚措施。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在该协会的压力下，政府在流浪罪法案中加入了针对在公共场合进行裸浴、不雅暴露和激情爱抚的情侣们的行为进行约束的严苛法律规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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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彬彬的辉格党人西德尼·史密斯察觉到了这其中的些许欺骗。他指出，虽然协会成员们是出自一片诚心，所做之事却弊大于利。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觉得像是“富人”联合起来在对付“穷人”，因为赌徒们在酒店赌博会倍受阻挠，但富人们在私人场所玩扑克牌却不受干扰。协会进行的事业说白了就是在自我作践。“可能你是用强迫的手段把人们拖进教会，因为他们买了一瓶啤酒就处罚他们，不让他们享受美味的羊腿；这些你都可能会去做，一直做到使那些普通民众对周日、神职人员、宗教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都厌恶透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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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一些的福音派教徒和那些推崇自由和宽容的人都会对此表示赞同。一个通过告密者监督社会风气的协会，总是有些令人生厌。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穷人进行规劝和向他们讲述好的典故会比威胁取得更好的反响。到了1830年，这个协会已经变成了空架子，成员人数还不到最初的1/4，当然，它还会继续战斗50年之久。它的决断力、敏感度以及对国会成功的影响力，鼓舞了其他更为博爱、主要由中产阶级人士构建的组织，比方说，于1824年成立的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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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救济穷人的行动中，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下层阶级是天生的违法者而且他们是非不分。1815年，一位来自爱丁堡的律师在为一个被控殴打妻子的木匠辩护时，称这是一种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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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那个社会阶层的人与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人相比，更加不善于控制他们激动的情绪，他们也从未想过要隐藏出现在脑海中的感情。因此，他们习惯于粗俗的言谈举止，而这对于身处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士是难以容忍的。来自社会下层的人的勃然大怒并不代表也不能被解释成，这一行为意味着这种程度的憎恨和厌恶与来自更高社会阶层人士的生气字眼所表达的一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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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律师尖锐地反驳，阶层的差异并不能根除人们对痛苦共有的敏感，而对所有的男性而言，不论身处什么地位，都会反感对女性施以“卑劣和毫无男子气概的”的暴力。[16]就这样，妻子打赢了这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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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赞同抑制恶行协会宗旨的人们相信，“粗俗”是下层社会所特有的，而这种“粗俗”表现，成了更具敏感特质和虔诚态度的中产阶级不可避免的日常压力的来源。这也就是该协会之所以试图去除那些充斥着喧闹的狂欢者、妓女、争吵者和吹牛者的街道的原因。就像托马斯·鲍德勒致力于为中产阶级读者创造出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学那样，詹姆斯·鲍德勒和他的同事们也在为中产阶级购物者和骑马者维持这个国家的道路和露天场所的安全。他们的收效甚微，好在其他的组织及时加入了这场无休止的斗争。同样持久的是中产阶级内部的一场辩论，即刑法作为巩固道德规范而非保护个人和财产的代理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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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个人和财产两者所面临的危机远超以往的任何时候。犯罪率以令人忧心的速度飙升，部分原因在于人口的总体增加，另外的原因则在于经济动荡。能证明犯罪率激增的通常是些道听途说，尽管如此，这些传闻还是能令人信服的。据估计，1800年，仅仅伦敦的小偷小摸案件的总盗窃金额就达71万英镑，发生在码头和内河船上的盗窃为80万英镑，入室盗窃和拦路抢劫为220万英镑，而控诉冒牌和赝品制造的案值也达22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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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跨度的犯罪业让中上层阶级身心俱疲。国会通过制定法规，扩大了能用绞刑定以重罪的范围，这一举措也反映了他们对犯罪行为的恐惧。凭借一个简单的心理学原理——单纯的恐惧会征服贪欲，人们设想的是，一名入室劫匪或者赝品制造者在公开场合被处死时的痛苦挣扎可能会震慑住潜在的罪犯。这么做可能有些许效果，但是那些未来的恶棍们会认识到法律执行机制并不完善这一事实，由此，更会妄想要加大自己逃脱司法惩罚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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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财产的阶级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将那些单枪匹马的夜贼和扒手处以绞刑显然无法确保个人的银器或者怀表的安全，但是换一种做法，即加入常备警力也令人生厌。无所不在的警察和他们例行公事的刨根问底是欧洲大陆独裁专制的特征，因此，这在英国这个以自由为荣的国家非常不受欢迎。解决这一问题的折中方法就是在满足自由传统的同时对财产施以保护措施，即建立志愿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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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协会的活动充斥了报纸的广告版面。一则刊登在《真正的英国人》杂志1797年1月号上的广告就很具代表性：奇石克起诉盗窃和重罪犯协会宣布悬赏3英镑追捕名叫托马斯·加德纳的逃跑学徒，他曾是奇石克的一个“狗洞”的居民，现年20岁，“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家伙”，曾经盗窃了协会一名屠夫会员的住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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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屠夫是数百个当地相似协会之中一个协会的会员。这些会员都面临因罪犯行为而蒙受经济重创的威胁：在南谢尔兹协会要求逮捕重罪犯的108名会员中，几乎3/4是店主，或是商场、工厂的所有者。会员们缴纳的年费在5先令到1几尼之间不等，各个协会的会员人数一般在20—100人之间。协会还聘请律师散发传单，在报刊中投放广告，公布损失、嫌疑犯（如果有的话）以及给予地方法官和教区治安员的酬劳的详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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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协会多多少少能寻回丢失的财产并确保逮捕盗贼，我们还是不太可能估算出这些无规划的措施的成功几率。从这些协会数量的激增，我们可以衡量出富人们对罪犯行为的担忧之甚。而最令人担忧的一直都是夜贼：他会从窗户、天窗或者地下室潜入，拿走他能找到的所有值钱的东西，然后消失在黑夜之中。1826年7月的头三周，有两名入室窃贼——一名工匠和一名雕刻镀金工人——反复出没于位于爱丁堡上流社会新区的楼房。他们在牙医那里偷了些银器，在律师那里偷了一件镀金纽扣的大衣，在香料商那里偷了一些餐具和亚麻制品，在商人那里偷了一件格子呢外套，还在绅士那里偷了一把棕色的丝绸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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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威慑住这样的入侵者，中产阶级人士养起了凶猛的犬只，并且随身携带上膛的手枪，有时还把手枪放在床边。1789年7月的一个夜晚，奥尔德盖特一个商人的儿子就用手枪射杀了一个入侵者，他宣称此人想强奸他的姐姐。这名死者倒地的位置并不在她的房间附近，但是由当地店主和商人组成的陪审团却相信了他，并做出了正当杀人的判决。[20]几年后，一位法官也维护了对个人使用枪械捍卫他人财产的权利。[21]乡下人会设置陷阱、用弹簧枪来保护他们的住所和田地。这种弹簧枪在扣动扳机后，会向小偷和偷猎者喷射霰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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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犯罪和城市的一样难以遏制。在1819—1820年间的冬季，谢尔周边的乡村遭到了一伙偷猎者和小偷的威胁，他们抢劫“贫穷的佃农”并放火烧富人的谷仓。当地的绅士和农场主尝试着用悬赏的方式寻求告密者但根本无人问津，最后不得不请求内政部同意赦免告发自己朋友罪行的眼线。因为定罪就意味着绞刑或者流放，赦免一直是很具吸引力的诱饵。[22]抓捕罪犯最直接的对策是建立常规的乡下警察部队，但是这些暴行的受害者们会因为它带有一种普鲁士人或者那不勒斯人的专制味道而对此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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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驱使我们想象谢尔的帮派成员均是穷人，他们在农业大萧条时期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来维系家庭的生存。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符合了现代人对当时犯罪现象的描述：一名男子或者女子为了在竞争激烈而对失败者毫无同情心的社会生存，不得不走上抢劫或卖淫的道路。这样的解释会让当时的人愕然；因为他们把犯罪的成因归咎于道德而非经济因素。真正引发各种犯罪活动的，应该是贪婪、惰性和自律的缺乏，而不是一项为任何真心想工作者提供机会的制度的缺陷。此外，当时法庭的审理笔录也强有力地披露了穷人掠夺穷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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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依靠偷窃来谋生。1819年，有一对兄弟约瑟夫·温德米尔和约翰·温德米尔以贫穷为理由，为自己假扮成绅士的仆人用赊账的方式买到羊肉、板油和面粉的行为进行辩护。约翰声称他“处境非常艰难”，一周只能靠4先令维持生计。地方法官裁决兄弟俩在埃尔兹伯里接受公开鞭刑。[23]在白金汉郡，这种减刑的请求即使是在失业高发时期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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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严厉执法的合理性，法官们很可能借鉴了环球保险公司主席弗雷德里克·伊登爵士的观点。此人在1794—1795年间对遭受严重食物短缺的乡间贫户进行了系统有条理的调查。伊登应该会解释说，偷盗羊肉是穷人一种不切实际的对食物的期望。尽管超出了开支预算，他们还是喜欢吃烤肉，而不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便宜可口的其他食品”。导致贫困的原因主要在于“浪费”和“挥霍”，而非低的工资收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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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他认为大量喝汤是应对饥饿的办法，而在他之后的中产阶级也持相同观点。伊登给出了一份自己调配的添加10磅谷物、4条“红鲱鱼”和一些香料的燕麦粥食谱，声称这些足够让64名穷人饱餐一顿。有营养的肉汤可以同时拯救灵魂和肉体。1795年，一份马铃薯汤的食谱承诺，按此方法熬出的汤可以使穷人不再因为吃太多烤肉、腌肉和面包而不得不大量饮酒。[25]穷人们把这些令人倒胃口的浓汤称作“洗胃液”。在当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在宣扬爱国主义的卡通漫画中，英国人以吃烤肉的形象出现，而清汤则往往被描绘成法国人的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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