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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史 第七章 家庭的幸福：婚姻、子女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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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幸福，是你唯一可享的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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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来自天堂的幸福，不受人类堕落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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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莫尔在她的《女性现代教育体系之责难》（1799）一书的开头，便赞许地引用了考珀这段诗句。图书馆关于婚姻和妇女职业的书籍日益增多，其中也包括汉娜的这本书。汉娜和诗人考珀都终身未婚，但是他们都承认婚姻的重要性，认为婚姻就像圣礼一样能够提供一种相互的满足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也为井然有序的基督教国家打下必要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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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的最后一点，婚姻总是受到教会和政府的密切控制。1745年的《婚姻法》规定，只有符合圣公会仪式举办的婚礼才算是合法有效的；除贵格会教徒和犹太教教徒之外的所有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都必须在教堂举行婚礼。这项垄断性的规定使得婚礼费用全部进入了圣公会牧师的口袋，激怒了那些一直以来崇尚非正式婚礼的贫穷的人们，也让非国教徒们愤怒至极。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条规定也在提醒着他们自身的信仰处于劣势地位。这项法案的一个意外后果，便是人们持续不断地穿越英格兰逃向苏格兰，因为在那里，这项婚姻法案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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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也让离婚变得困难和昂贵（苏格兰的情况要稍好一些），除了事先签订的特定合约中的烦琐规定，还给了丈夫对妻子及其所有财产的绝对控制权。丈夫一方可以按照自己喜好随意处理妻子的资产以及妻子婚后的全部收入和房产，即使是妻子的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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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甚至还能公开出售自己的老婆而不会遭到法律干预，尽管真正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见。1836年8月，一名40岁出头的“穷摆架子的”男子和腰上束着缰绳的妻子一起出现在艾斯林顿牲畜市场。男子以5先令为起价开始拍卖妻子。他的妻子最后被一个“外表体面”的男子以26先令的价格买走。卖方在收摊回家的时候，还说自己终于扔掉了一个“惹麻烦的喋喋不休的女人”。据当时目击者的描述来看，他和买方应该都来自下层中产阶级。[1]一位苏格兰的法学家在1846年写到，所谓“自古就有的”丈夫惩戒妻子的权利逐渐不为男人们所行使，倒不是因为相关法律的变动，而是大众在态度上的转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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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惯例习俗则强化了法律力度。只要人们认为妻子应该服从丈夫的所有要求和喜好的观念依然存在，她们就会被局限在自己的专属范围——家庭之内，在家料理家务并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她们在少女时代便开始为这些任务做准备，并被灌输了“婚姻才能使女人生命完整”的思想。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情况，因为女人的思维方式同男人的在本质上就有所不同，最适合她们的是实际的事务。1791年一篇写给儿童的当代世界介绍文章写道，“更重要的一些事情则是男人们研究的内容”，上帝给了男人“更加广阔的认知和更加强大的思维能力”，因此，“女人们不需要学那么多”。[3]这也是当时流行的观点，几乎无人质疑或者反对。一直到其后的一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依然宣称，最理想的女性教育是“关乎感性而非理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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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生活在她们的前辈们也同样经受了的束缚之中。她们一方面充当“花瓶”，另一方面则是合作而顺从的助手。1756年出版的婚姻指导手册的作者“米拉”建议刚步入婚姻殿堂的新娘要“把人生状态的改变带来的内心满足展现于两颊的光彩与双目的神韵上，但是嘴巴依然要保持谦逊和寡言”。女人天生更具有耐心（在我所参考的这本手册的书页空白处，有人写着“这是个该死的错误”），总是能够让丈夫在其传统的专属领域中随心所欲地行事。她有权讲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其观点同丈夫的相左，那就应该保持缄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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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避免家庭纷争，妻子就必须在家庭开支上精打细算，也不能对宠物过分溺爱。米拉引用了一个家庭主妇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那个女人的“克洛伊小姐”——一只“大丹丑角母犬”，不但“吃的是餐桌上最好的食物”，而且睡的还是主人的大床。于是她丈夫“为了一个侍女”而抛弃了她。这件事完全是妻子的错误，当时的人们会把她的行为看作是沉溺于个人爱好的表现。另外，需要置办新衣的昂贵的温泉旅行，铺张奢华的假面舞会行头以及其他的各种宴会、集会不仅有损德行，而且更是对丈夫忍耐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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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稍微节省些的消遣方式开始受到人们欢迎。根据米拉的描述，中产阶级绅士的妻子们开始喜欢乘坐马车出门旅行（下层人士则采用步行），并且“这种消遣方式变成了各层级女人的日常事务”。另外，在家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也代替了“游荡闲逛”，代替了让男人们一度非常反感的“去酒馆喝酒”。家庭主妇们被控制在家庭的轨道之上，她们本人及其家具和财产（在她们看来，这些更重要）却受到密切的监督。这些都是显示她们时尚品位和社会地位的东西。帕克斯夫人在她1825年写的新娘手册中提到，“古旧的金银餐具可以体现血统的高贵”，应该摆在较为显眼的位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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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饰品、窗帘和壁纸是女性谈话绝不偏离的主题。当然，谈话内容也不总是限于家庭事务。1773年，一位因为生病而不得不待在家里的女士就渴望快些见到她的朋友并一起八卦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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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那些爱美人士的穿衣打扮并加以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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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我们每个访问日愉悦尽兴的极佳话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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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访客都受欢迎，有些人的来访可能是令人厌烦的。还是在1773年，一个居住在省城的女士便抱怨说，“呆板老气的寡妇”和“迂腐落伍的处女”去她家拜访只为蹭晚饭。“她们毫不迟疑地迈进你家大门，一进门就开始运用她们说三道四的口才跟你套近乎，然后竭力把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故事拉长了说，直到你把做好的肉食装盘端上餐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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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宴请招待有赖于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管理其仆人的能力。米拉认为“和蔼友善”和“一视同仁、毫无偏袒”是让仆人们顺从的法宝。而更加现实主义的帕克斯夫人则建议要对他们严密监视和严格要求，并援引了一个反例来加以证明。反例中的家庭主妇早上出门会见朋友，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当天晚餐的准备工作几乎还是一团糟，给客人的座椅差了几把，连鱼和汤也是凉的。此外，洗衣房也需要特别注意，因为那是很多打散工的闲荡之人说三道四的地方，有时候甚至还要更糟——诺森伯兰一个乡村住宅的洗衣房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妓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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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女主人还要注意提防女仆模仿上等人士的穿衣打扮。你要么阻止她们穿着平纹细布或者丝绸的衣服，要么就等着她们变得放肆甚至偷偷扮演起红颜知己一样的角色，尤其是那些女主人的专属女仆。在1798年一起针对一名律师妻子卡珊德拉·里基茨的离婚诉讼中，她的女仆就作证说女主人有次脱衣就寝的时候，“用了一种令人难堪难以复述的语言”讲述了自己通奸淫乱的事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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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家政机构以及系统的参考资料，家庭主妇们有时候也需要自己选择仆人。据写于19世纪30年代的一本典范的家庭预算指南显示，有3个小孩且年收入为250英镑的中产阶级之家能够雇得起一个女佣，并支付她16英镑的年薪。其他的固定支出还包括用于购买食物、燃料和清洁用品的134英镑，用于购置衣服的36英镑（当然家庭主妇也可以亲自动手给自己和孩子们做衣服），用于支付房子、利息和课税的25英镑，以及缴纳孩子学费的10英镑10先令。[10]中产阶级中最上层的年收入为1000英镑的家庭则能负担得起一个家庭教练、两匹马、一个马夫、一个男仆、一个厨师和一个保姆兼女佣。雇佣这些人的年支出为220英镑，其中拿钱最少的是那个保姆兼女佣，其年收入为10英镑10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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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雇工的工资比上述的更少。19世纪初，来自经济萧条时期陡然没落的“中等”家庭的阿什福特夫人，在其受雇于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做女佣的时候，一年的劳动收入只有6英镑10先令。[11]她的女佣工作完成得很好，先后换了几家雇主，直到后来嫁给了一个较她年长的公务员。那个公务员之前丧妻，有一些个人积蓄并买了一些政府债券作为投资。终于，这位女子重新回归了中产阶级，协助她的第二任丈夫做起了小生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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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名仆人抱有正确的做事态度，他还有可能得到提升。1784年的一段虚构的父女对话便体现了这一点。那个女孩儿是个正经安分的理想化了的女仆，她向父亲宣称自己“讨厌无所事事，励志要成为一个有用的受雇者”，并以她的女主人为学习的榜样。她的女主人把剩饭菜留给穷人，也捐款给孩子就读的学校。[13]女孩儿的父亲在听到女儿受到提升的消息时，警示女儿说，她在那户人家中的新“位置”可能会招致其他仆人的妒忌，所以一定要对那些下级的仆人“温和又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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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那些虔诚敬神的井然有序的家庭，几乎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人类天性的多样化也使得非典型的家庭大量存在。有惧内的丈夫，也有懒惰、无礼、嗜酒或者手脚不干净的仆人。名叫查尔斯·丘吉尔的木材代理商所留下的日记还表现出很多雇主的自我优越感。1830年的7月11日，他的狗布鲁伊非常凶残地袭击了厨师并把他的妻子“吓得够呛”，他在日记中写着：“布鲁伊在其他方面可是表现非常良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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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算不上是个冷酷的人。他的日记展示了一个虔诚敬神又温柔亲切的“享受着宁静快乐生活的”丈夫兼父亲的角色。他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妻子莎拉，是莎拉管理着这个和谐顺畅的家庭（布鲁伊除外），使得自己每天工作结束回家后能够感受到家庭的平稳顺心。他的幸福即是妻子的幸福，而且妻子还能通过进一步激发丈夫身上的“随和气质”（帕克斯夫人提过的）来让双方的幸福感更上一层楼。家庭主妇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家庭的礼节问题。乔洛克斯夫人就要求她的丈夫——一名已经退休的伦敦杂货商，不得再在家里进行任何“低等粗鄙的谈话”。家庭逐渐成为一个由妻子来制定行为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家庭生活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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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教徒认为家庭是培养虔敬心灵的苗床。在这个语境下，妻子便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孩子最初的灵性感知是在育儿室生根发芽的，而母亲对这幼苗进行培育则是她的最高职责。汉娜·莫尔认为，女性独特的宗教热情，决定了她们最为适合这样的工作。如果她们真正地去履行职责，整个家就会成为一个微型的教堂或者礼拜堂，对基督教的虔诚可以让家里的维多利亚式壁炉也具有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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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关于基督教教徒应该如何经营家庭，家长（尤其是母亲）应该如何教育子女的意见和建议。也许最能展示福音派家庭情貌的文学作品应该是首见于1818年的舍伍德夫人的小说《费尔柴尔德家族史》（又称《儿童手册》）。小说的情节非常戏剧化，或者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有点“无厘头”。小说中融入了作者对一个自认为非常理想的福音派家庭中有关抚养小孩以及日常生活情况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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