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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柴尔德先生和费尔柴尔德夫人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居住在乡下。书中并没有提及男主人是否有工作，不过他们的财力倒是足够让他们雇上两个仆人，他还在当地学校资助了几个贫穷孩子上学。费尔柴尔德先生可能有些租金收入，以及政府或者产业股票的利息收入。他教儿子亨利拉丁语。亨利是一个刚念完托儿所却已经有了做牧师理想的小男孩儿。如果亨利在练习拉丁语翻译的时候出错，就会受到惩罚，不但要挨鞭子（由一个仆人执行），晚饭只准吃点面包喝点水，在祈祷的时候还要多念一遍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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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半的露西·费尔柴尔德也需要祷告文的感化，因为她整天闷闷不乐，自己的房间也不收拾，还羡慕住在附近的诺布尔夫妇的女儿奥古斯塔·诺布尔能够享受一些自己没有的“好东西”。费尔柴尔德一家每年都要去诺布尔家坐落在公园里的“光滑洁白的石头房”拜访一次。诺布尔家很娇惯孩子，跟他们同龄的拜访者不一样，他家的孩子有很多很多的玩具。勋爵家大一些的小男孩对他的小哥们儿亨利说：“等我们教区的牧师去世，你肯定就接替他的位置了，但是你布道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上教堂去的。”这样对神不敬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小男孩儿的妈妈诺布尔勋爵夫人“甚至还会当着孩子们的面嘲笑宗教和有宗教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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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报应终于降临到诺布尔一家。奥古斯塔不听母亲的警告把玩点着了的蜡烛，在她母亲玩牌而同样不敬神的家庭女教师又疏于看管的时候，引发了火灾，被活活烧死。这是福音派的上帝将父母的罪恶惩罚在了孩子身上。上帝也会直接把惩戒降到有罪的那个人身上，卫理公会的期刊就曾欢欣地报道过这样的情况。1808年，西德尼·史密斯就引用了期刊上刊登的两个事件：一名牧师在玩牌的时候猝死；另一名男子在观看斗鸡比赛的时候说了不敬神的脏话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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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柴尔德夫人用诺布尔夫人家的不幸来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能有“罪恶的”欲望。是那种“想要自己更强更成功”的想法，才让人们“对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不满足”，才让人们生活得不幸福。不过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都不认同。即使是福音派教徒也不会认同，因为他们和清教徒一样，认为个人抱负的实现是受到神灵偏爱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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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对于它的读者究竟有何意义呢？很清楚的一点是，费尔柴尔德一家的虔诚受到了很多人的敬仰和模仿，并给19世纪20年代—1914年间的中产阶级家庭定下了基调，尽管大多数家庭并没有费尔柴尔德一家做得那么极端。在那个世纪交替之际，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的母亲也施行了类似的家庭祷告制度，包括祷告、圣经阅读以及进行让舍伍德夫人本人也会非常满意的道德劝诫。劳伦斯的母亲为福音派教徒提供了一种现代家庭的范本：家庭由信仰而统一，家长热切希望子女长大之后能虔心热诚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追随耶稣基督，并将他说过的话传达到那些还未知晓的人那里。在舍伍德夫人《米尔纳历险记》一书的卷首插画中，6岁的主人公正在给一群晒制干草的工人朗读圣经中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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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舍伍德夫人自己的成长过程与此截然不同。她于1775年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圣公会牧师之家，之后进入一所面向中产阶级的寄宿制女子学校学习。教她的老师包括了一个“跟二流女帽贩卖商一样皮笑肉不笑的英格兰妇女”，一个“尽管长得好看却不修边幅”的法国女孩，以及一个因为天花而满脸疮疤的瑞士女人。[15]不过舍伍德夫人从未提及是否正是这些老师引导了她的宗教信仰。这其实不是传统学校教育的内容，传统学校曾一度让玛丽亚·埃奇沃斯颇感遗憾。在她的小说《维维安》（1812）中，13岁的男主人公被送到了哈罗中学学习，为的是把他培养“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个男孩儿之前一直在家由母亲教育，后来到了哈罗中学之后他说“所有在家学到的优良品德让他感到丢脸；在学校没学到半点好，学的全是不良的东西”。当时距托马斯·阿诺德的公学改革还有20年的时间，用西德尼·史密斯的话来说，那个时候的公立学校完全就是一种能从其中发现“早熟和放荡”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每个学生都交替性地充当着暴君和奴隶”。塞缪尔·所罗门在他的一本很受欢迎的《健康指南》的“后记”部分警告家长说，“在那些有名气的学校，高年级的男生会唆使低年级的男生开始手淫”。[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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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类私立寄宿学校的迅速增多，家长们决定冒险一试。尤其是考虑到公校教育的失败，攀比之心更是会让中产阶级家庭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校上学。1783年的一篇讽刺文章里，裁缝店老板的妻子史蒂奇太太就在茶话聚会上很高兴地回答关于她儿子学习和健康情况的八卦问题：“他在一个寄宿制学校学习，学校的校长（她丈夫的一个高级客户的儿子）可真是个大人物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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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希望学校教育不仅能够提供大家普遍欢迎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还能提供一些职业规划的指导。出于这一点，学校广告开始强调其所能提供的实用性、职业性的相关课程。1789年，格瑞斯特先生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的隆阿什顿开办了以培养“年轻绅士”为目标的学校，他向市内的专家和商人家长申明，学校保证提供标准的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艺术、会计、地理、天文和土地测绘的课程。入学的注册费约为1几尼，学校住宿费和每年的学费合为14几尼，这差不多等于家里雇佣女仆一年的开支或者全家一年的食物预算的1/10。其他有些学校还提供航海和图书管理的课程。北约克郡斯科顿的一家中学另开设了德语和法语的课程，因为这两门课程“不只对于商业教育非常重要，对于孩子的政治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18]毕业生们的职业前景获得提升，这也成为父母投资的最大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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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的学校一多，孩子们转校也就随之频繁起来。塞缪尔·艾略特生于1807年，父亲是伦敦的一个钟表制造商。塞缪尔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念到7岁，然后进入了萨福克郡的一所学校就读。他在那里遭受了一个教员的虐待。那个“老畜生”殴打了塞缪尔，在他身上留下了“大片的瘀青”。他的父亲准备去学校“找那个教员讨个说法”，如果不是他母亲的阻拦，肯定会把那个教员暴揍一顿。年幼的艾略特于是转到了伊顿公学，在那里进行了四年的学习，而后又进入了伦敦一所寄宿制学校接受了另外四年的学校教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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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艾略特接受的教育是为他未来的职业做准备，他最终成为科学仪器制造商。19世纪20年代，乔舒亚·帕森斯的父亲是萨默塞特郡的一位麦芽制造商，为了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专业人才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乔舒亚首先被送到了牛津郡拉德莱的一个浸礼会学校，学校的招生简章中承诺自己“有比其他学校更加完善”的教学体系和“道德规范”。学费在25—60几尼之间，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课还要另外收费。乔舒亚毕业离开拉德莱后，父亲又资助他在伦敦当了9年的药剂师学徒，并接受了伦敦一家医院和医学院开设的培训课程。[20]1837年，乔舒亚终于取得了行医资格证，开始在离他家不远的村子里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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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们则要为她们未来的婚姻和家庭做好准备。1827年一则当时最典型的广告里，达勒姆市的哈里森女子学校保证其提供的课程包括阅读、书写、语法、历史以及基础性和装饰性的缝纫技术。“寄宿制学生”（即和学校管理员住在一起的学生）的学费是每年55几尼，如果还想选修其他课程，那就需要额外交钱，例如地理（1几尼）、声乐和钢琴演奏（2.5几尼）以及天鹅绒印染和绘图（1英镑12先令）等课程。广告上还向学生的家长保证说，学校生活将以“宗教和道德”内容为中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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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女子学校的学生们都希望自己未来的丈夫足够富裕，能让她们待在家里做个家庭主妇。这即是贵族和绅士的妻子们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只专注于家庭事务。一个完全依赖丈夫收入并且全身心操持家务照顾家人的妻子，是家里的男人能够支撑起整个家庭开销的标志；而一个自己也在工作赚钱的妻子，则好像公开表明丈夫收入有限，不足以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家庭主妇的理念在19世纪越来越广泛，并且成为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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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现实状况，包括那些常常让中产阶级收入减少的周期性经济衰退，通常都会迫使一些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工作并随之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有些甚至还有自己独立经营的生意，比如乔治·霍利约克的母亲。这位生活在19世纪20年代的母亲，在照顾11个孩子的同时，还要管理自己在伯明翰的纽扣制造车间。乔治的父亲是一个自视为中产阶级的铸工，想要建立自己的按钮制造企业，使用蒸汽动力来推动冲床进行打孔。[22]石匠詹姆斯·威廉姆斯在发展个人雕塑才能的时候，他的妻子在萨福克郡的维克汉姆市场经营了一家店面。1845年，詹姆斯终于有了足够的资金在伊普斯威奇开办自己的企业，总共雇用了19名工人。企业发展迅速，因为詹姆斯能够熟练地仿制出教堂建造和修缮所需的中世纪建筑风格。[23]威廉姆斯夫人是丈夫的生意伙伴，毫无疑问，一旦丈夫的企业开始盈利，她便会回到家中专心操持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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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家庭主妇则迫于丈夫的无能而当起了养家糊口的主力。尤菲米亚·瓦兰斯养着她懒惰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她凭着经营在埃尔的一家肉店“很体面地”把孩子养大。1828年，她的酒鬼丈夫开始对顾客辱骂无礼，她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差点付诸东流。不过好在是在苏格兰，她能够主动提出离婚诉讼。[24]在这一案例以及类似的其他案例中，妻子每日给她的丈夫一些零花钱，而这些钱无一例外地都被丈夫拿去买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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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处境的妇女们让人们同情，而那些自力更生的未婚妇女却被认为是怪异之人。在苏塞克斯郡，当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士”莎拉·斯宾塞和她的姐姐玛丽·斯宾塞决定从事农耕的时候，就被人们投以异样的眼光。家庭的变故给她们留下了每年300英镑的财产，按照传统的观念，她们应该接下来考虑婚姻大事或者购置一处永久性住宅。然而她们却经营起了农场，并且收入颇丰。左邻右舍对姐妹俩大加嘲讽，从他们给姐妹俩取的“男人婆玛丽”和“船长莎莉”的绰号还能感觉得出另外一种意味的恶意侮辱。不过，直到18世纪80年代去世之前，这对姐妹还是一直和当地的绅士保持着社会交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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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婆玛丽和船长莎莉可能给苏塞克斯的乡下佬们提供了不少笑料，不过她们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184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当时整个英国大约有2.29万名女性农耕者，差不多占到了农民总数的7％。[26]其中大部分是寡妇或者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家产的未婚女性，就像是托马斯·哈代《远离尘嚣》（1874）中的那个芭思希芭·埃弗汀。芭思希芭曾一度拒绝结婚，她的左邻右舍都非常吃惊，认为她是个异类。1841年的人口普查，第一次涉及了不同职业的分类，其结果表明全国女性中还有2000位从事马和牛的经销工作（占此类工作总人数的5％），有1.45万位从事助产士和护士的工作，即官方所谓的“医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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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向中产阶级女性敞开大门的职业是教书育人。1841年，总共有2.11万女性受雇于教育行业，这个数目比男性数量的两倍还要多。这些女性包括了妇孺学校和私立学校的老师，比如两个未婚的老姑娘——伊莱扎·胡克和她的妹妹埃玛·胡克。19世纪40年代早期，她们还在德威兹自己开办了一所日间学校，每年的总收入大约为200英镑。这对商业伙伴另外还出售糖果、玻璃器皿以及制作挂毯的“柏林”羊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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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家庭女教师这样一种社会夹缝位置的职业。根据一份1839年的教师职业调查报告来看，在大多数家庭，家庭女教师是一种“文雅的上等仆人”，穿着上和行为上“要显出淑女风范”，还要有马屁精式的温顺。[28]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过对于很多有教养的贫穷女子来说，家庭女教师也是她们唯一可选择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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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女教师的授课内容中不涉及的领域之一是关于性的问题。父母和老师“假惺惺的周全考虑”挫败了孩子们在这一话题上并无半点过错的求知欲望。于是，孩子们开始从仆人或者大一些的男孩儿女孩儿那里探听只言片语，结果就是“对他们身心的难以尽述的伤害”。而一位教师则辩解说，孩子们从他们的同龄人那里了解生殖这个问题其实更好，因为他们的同龄人至少不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任何淫荡的兴奋或者想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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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就这个问题，当时也是有很多的信息可供那些好奇的孩子以及打算结婚的或者已婚的人士参考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集》——一本生育技术指南，在17世纪将尽之时出现于图书市场，并在其后的一整个世纪被不断重印。同样受欢迎的是塞缪尔·所罗门医生的《健康指南》（又叫《两性指南》）。此书于1782年出版，售价为3先令，截至1817年就已经历了66次再版。一些由自由思想家和激进派人士撰写的关于控制生育的小册子，也从19世纪2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地发行，虽然是针对工人阶级出版的，但肯定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士也看了此书。[30]避孕是每个渴望“文雅生活”的人的头等大事，1826年一个激进派记者如此说。孩子一旦超过了夫妻俩所能承担的数量，那他们倾尽了“最大最值得称赞的努力才得以维持的家庭体面”很可能顷刻间就会不复存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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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婚姻自然而美好的产物——当时的人们也都同意这一观点。而另外一个鲜为现在的人们所知的观点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社会共识，即“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很享受性事带来的欢愉”。《亚里士多德著作集》和所罗门的医学手册中都承认女性的性爱自由。两本出版物都有很高的发行量，也揭示了当下人们有关那个时候女性性生活问题的猜想的错误性：人们普遍以为对于早期的维多利亚已婚女子来说，性行为是一种必须承受的义务，同时这也能让她们从家庭守护女神这一首要职责中获得暂时解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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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所罗门反复强调了性事所能带来的感官享受。“爱之欢愉”通过“一种想要给予并索取某种最本质的愉悦之物的热望”来将“美妙的瞬间”提供给人们。他认为高潮是一种“短暂的癫痫状态”，还补充说如果次数太多会引起虚弱乏力，但可以通过使用每瓶售价为半个几尼的基列地乳香来加以治疗。这种乳香的广告还穿插于此书之中，声称能治愈各种身心疾病，包括智力低下、青春痘以及由于手淫而造成的阴茎萎缩。所罗门同当时的其他医生都普遍认为手淫会极大地损害生理和心理健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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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育节制的问题上，医生们并不十分赞成，认为那是对自然力量的干涉。另外，不像今天，当时不论任何教派的牧师们对这个问题都没什么发言权。关于避孕，那个时候主要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由羊肠做成的避孕套，即博斯韦尔用来抵御梅毒的那种“安全铠甲”；另一种是绑在缎带上的海绵块，在性交之前放入，完成性交之后再取出，有位作家还专门向中产阶级夫妇推荐了这种避孕方法。[34]此外，还有一种“外射”的方式（被人们称作“逛咖啡馆”——“进去就出来，分文都不花”）。另外就是堕胎，这在1803年之后才被认为是犯罪。在那之前，能够提供堕胎手术的人还在媒体上公开宣传他们的堕胎服务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服务。1796年，一位住在平利可广场的药剂师灵根伯格夫人，就提供了全面的妇科疾病的治疗，包括各种“梗阻”和“便秘”，并保证会“无条件地保密”。[35]类似的有着更加周密细致的语言表述的广告，贯穿了之后的整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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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证据都显示，在当时只要你找对了地方，就一定能找到所需的避孕知识，但是究竟有多少中产阶级夫妇真正执行了那些方法却不得而知。实际比例应该很小，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橡胶避孕套出现之前。随着橡胶避孕套的出现，人口的增长开始减缓，之后更是下降得一发不可收拾。有关19世纪80年代出生率的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主要是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大幅减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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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和享受性爱同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前几十年间的传统婚姻不相符合。从社会和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的婚姻已经具备了很多维多利亚式家庭生活的特点，丁尼生多半会将其描述为“家居幸福、儿女乖巧、家无外债、虽非大富大贵但比下有余”。这即是中产阶级们理想的基督徒的婚后生活，他们为之努力，而后乐享其中，工人阶级当然也是尽力争取这种生活。更何况，这样的生活能够提供给孩子们良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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