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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特·马多克斯·布朗的画作《工作》的中间位置有位骑马的先生及其夫人。他们可能是被卡莱尔唾弃为懒汉的贵族，或者就像看上去的那样，是一位成功的专业人士与他的太太；汉普斯特德已经汇集了上下班的人流。在中产阶级掌控的工作和生产场所，这些上流社会人士显得极为格格不入，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多余的。1855年，名叫约翰·柯尔律治（1828—1894）的律师这样告诉他的父亲：“我可不想强迫自己去当一个懒惰成性的腐朽贵族，（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全身心地痛恨和鄙视这个阶级。”[15]这位若是生得逢时可能成为大法官和贵族一员的聪明男子说出这样的恶言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克里米亚战争正值高潮，而媒体上报道的那些贵族居多的官员兵团（大多是用金钱换来的军权）和公务员队伍（通过个人影响获得职务）造成的长期管理不善，着实让全国人民震惊不已。特权正在阻碍效率；没有哪个商人能够容忍这种超低的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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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多克斯·布朗画中的另外几人看着都充满了矛盾的心理。画面远处，有一名士兵和两名志愿兵以及一拨拿着选举海报、身上挂着广告牌的男子。除了知道前者是在捍卫国家而后者是国家政治体制下谦卑的仆人之外，我们很难明确定义他们对工作所做的贡献。处在中间地带的两个人物是卡莱尔遐想的工作世界的自我放逐者。一位大腹便便且有可能嗜酒的懒汉正懒洋洋地靠着一棵大树，叼着烟斗吞云吐雾；一位衣衫褴褛的赤脚卖花女正匆匆地跑过。他们可能已经失业或者没有就业能力。可以看出，女孩在社会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也许偶尔会从事卖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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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和莫里斯会说些什么呢？后者可能会指出，这两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不平等以及不受制约的市场竞争造成的社会不公的证明。卡莱尔则会描述说，他们不是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的遭遇究其原因在于其天生的无法抹除的懒惰倾向。为了证明罪恶的遗传倾向的存在，他可能会引用他年轻有为的法学家朋友詹姆斯·斯蒂芬（1829—1894）的看法。斯蒂芬目睹了1856年5月开庭审理的鹿格勒全科医师威廉·帕尔默的案子，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位来自中产阶级的谋杀犯的职业生涯“证明了许多善良的人们似乎还在怀疑的事实，即所谓的残暴的邪恶是与良好的教育、完善的心智和总而言之剥夺了人类犯罪所有借口的一切是贯通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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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尔和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认为，通过放弃作为人生机遇的医学而选择暂时性的来自赌马的奖励，帕尔默践踏了具有生产意义的工作。这起案件的审判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本案有许多可怕的细节会激起那些好色之徒的兴趣，而案件审理的重心围绕着一个关于道德的难题。帕尔默这样的人，是否像斯蒂芬建议的那样，天生就有犯罪倾向，还是像福音派教徒坚持认为的那样，会有悔改之心和重新做人的能力？每当中产阶级讨论哪种方式能扶正或改良处在他们阶级之下的人民时，这个问题都免不了被拿出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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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中产阶级的工作理念已被列为法规。《济贫法》使得那些身体强健的穷人们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加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往往要接受最不利于他们的条款。经办新的贫济院（穷人们诅咒它们是“巴士底狱”）的是中产阶级，而名叫乔治·瓦里的律师兼萨默塞特郡一处小型地产的所有者对贫困法的执法人员的工作态度进行了总结。他督建了布里奇沃特的贫济院，且担任过使徒工作。他在1837年这样阐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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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向那些懒惰、放荡和毫无远见的人宣战，而且我们迫不及待地要针对他们的抱怨开一剂药性强烈但有益健康的处方。这一处方令人讨厌的特性有着多重功效。它可以祛除顽疾，阻止其复发，还会刺激人们勤奋工作，提高道德修养，并为家庭增添温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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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里工作非常努力，常常秉烛审查文件和书写报告。这位完全沉浸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研究之中的学者从来没有参观过他开办的贫济院，他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他斯巴达式的定量配给的供应食物制度、家庭分离以及对单调乏味的工作的改良方案让他的同事詹姆斯·鲍恩大为震惊。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他曾经为东印度公司在勒克瑙修建了一座桥梁，还组织了一场反对瓦里的游行示威，使用了各样中产阶级在抗议活动中常用的道具：给新闻出版物的信以及上呈国会的宣传册和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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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之间的对抗提醒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在社会政策上从未达成统一。瓦里听从的是自己的理性：他是一名辉格党人，打心底里信奉工作的信条、市场至上以及边沁主义者们信奉的关于“世界上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公众利益的试金石的秘方。而托利党出身的鲍恩被自己的感性所牵绊，认为现代化的理论不应完全取代富人们应该通过人道主义方式救济穷人的古老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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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恩和瓦里应该会在很多地方达成一致。他们都很重视个体自由，认为个人比国家更有资格去判断什么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好处。自由给予了任何人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能取得进步的权利，这也是中产阶级之所以敌视任何沾上贵族特权气息的事物的原因。他们对于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也有着强烈的反感。1856年，当国会强制要求英国所有地方都部署警力时，一些区域的反应非常歇斯底里。谢菲尔德的自由党国会议员乔治·哈德福德警告说：“如果这个国家的警力由内政部管理，如果这个国家所有的教师都在政府手中，那么就再没有比这更卑劣的专制存在了。”[18]当警察部队的实用价值在10年后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后，可能人们会嘲笑他所说的话。不管怎样，人们的疑虑依然存在。1860年，有保守倾向的《星期六评论》指责那些调查道路谋杀案的探员们擅闯并滋扰了一个有名望的家庭的生活，称他们寻求庸俗的媒体进行宣传，很轻易地假定某位嫌疑犯是有罪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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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过激的自由意志论者也被迫承认政府的重要性。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家需要法院实施仲裁、维护合同、收缴债务和起诉罪犯。商业依赖于邮政系统和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个人安全需要警力而国家安全需要武装部队，尤其是保护海外英侨和赢得福音派教徒掌声对奴隶贩子开战的英国皇家海军。这一切都需要有人为其埋单，这些人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纳税人，而它的代表们也充满着与制造商们同样的活力，在不停地要求各部门削减开支，避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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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放的人们的一致看法是，个人权利和政府力量间的平衡，再加上一个由拥有财产的有识之士选举产生的国会，使得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帕默斯顿会定期给欧洲大陆的独裁统治者们举办关于宪政的优点以及中产阶级将科苏特和加里波第那样的民族主义者视为名人的讲座的原因。然而许多像卡莱尔那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不信任民主政治，因为他们担心民主将会通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谓的“多数暴政”取代开明人士的统治。在1867—1885年间，民主的通行证终于得到发放，选举权范围被扩大到大部分的工人当中，全国实行了选区平等、无记名投票，并将选举行贿和胁迫列为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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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成功地让自己适应了民主政权。城市的工人阶级选民们倾向于选举出身中产阶级的国会议员，从而使得后者在众议院的人数比例不断增加；1865年，有一半的国会议员来自拥有大量地产背景的家庭，而到1885年，只剩下1/4。内阁依然由贵族主导，因此保守党人要多于自由党人。在索尔兹伯里伯爵于1900年组建的11人内阁中，有6位都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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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党都在极力争取新的选民，在19世纪70年代显露出的对阶级政治的担忧被证明是言之过早的。在这个进程中，不干涉政策的教条的影响力有所削减，而自由市场受到了在30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条件的制约。在1870年和1883年，议会迫使有轨电车和铁路公司为通勤工人提供低廉票价。专门的反资本主义的政党到了19世纪90年代才出现，而且进展缓慢。在1900年的大选中，新成立的工党只得到了少于2％的民众选票，在国会中仅占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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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从来没有对意识形态和覆盖式的解决方案完全满意过。准确地说，它的成员更喜欢包含道德伦理，或者最好带些宗教色彩的动机。于是乎，中产阶级的男女们开始联合起来向穷人宣扬节制的理念，派传教士去非洲和亚洲救援妓女并将儿童从堕落和无知中拯救出来。这种集体行动也得到了来自个人的支持：理想的情形是，慈善家不仅参加大众集会以图修改法律明文，而且还要走访那些嗜酒成瘾者的家庭以哄骗他签订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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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参与世事并试图改造社会的激情，完全控制了查尔斯·金斯利《酵母》（1851）中的男主角——兰斯洛特。“他依然觉得自己有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种极大的说话的欲望；不论是作为诗人、社会理论家还是传教士，他都无法左右自己该说什么该如何说。”1841年，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已步入中年的来自班伯里德的糕点商兼传教士塞缪尔·比斯利决定给班伯里监狱中关押的囚犯们提供“道德和宗教指导”。每逢周日，他都会找他们一一谈话，倾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悲惨生活遭遇，尝试着唤醒他们的良知。[20]进行类似工作的还有成千上万相信自己的信仰、有着坚韧的性格并认为自己所传达的信息完全正确的人们。比斯利应该能读懂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奥萝拉·莉》（1856）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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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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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烧生病，如果你碰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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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轻轻的，用指尖的点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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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让你哭泣，那儿还有上百万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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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你就会为那位三位一体的神的统治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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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贫困法的执法者，瓦里可能会感到极度困惑。和其他学过政治经济理论的人一样，他会从整体角度看待社会问题，会单纯地根据统计结果来思考这些问题。对于在狄更斯《艰难时世》（1854）中出场的制造商兼国会议员的托马斯·格兰德格林来说，事实就是一切。和所有作为讽刺对象的小说角色一样，他有很多活生生的参照对象。然而，他和瓦里与比斯利一样迫切地想要遏制过度工业化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挽救其受害者，将他们领进文明而具生产力的社会中。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政治上一向活跃的中产阶级动用了智慧和力量，将自己推上当地委员会、健康理事会和学校理事会的选举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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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削弱了一些旧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确定事实。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灵丹妙药。利己主义并不总是开明的，一旦走上极端就会变成自私自利。来看下卢顿一位名叫亨利·西布利的农夫，他和很多手握闲钱的人一样，在1830—1850年间房地产市场繁荣之际大捞了一笔。他所拥有的五十间茅屋为他带来了总价为165英镑的年租金收入，而这些茅屋都位于镇上最落后的贫民窟。[21]在每个城镇，都有成千上万高密度、偷工减料的开发项目在进行，其建造目的无非快速获利，因而根本不考虑基础设施如何合理建设。不仅是贫民们要忍受露天的下水道和被污染的水源，微生物可不管阶级有异，连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也纷纷死于霍乱和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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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具水溶性的水胶涂料，是公共卫生委员会根据1848年出台的《公共卫生法》条例应负的职责。西布利先生反对在卢顿创建这样一个委员会——他肯定是担心委员会行使其法定权力来拆除他的那些小茅屋。他没有成功。小镇组建了卫生委员会，还聘请了一位医疗卫生人员，就像《米德尔马契》中的利德盖特医生那样，这名医务人员可能是那些年轻、有理想主义、表达能力很强、性格有些急躁、负责为卫生委员会提供建议和实施法案的医生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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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活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公众生活中，他们的职业也颇具代表性。在他在北萨默塞特作为全科医生的最初几年，乔舒亚·帕森斯就表现出对自由政治和竞选一般职位的兴趣。他反对《谷物法》，这一点显示了他思维的独立性，因为在19世纪30年代的农村，人们大力支持这些法规。30年后，他有了新的生活目标：得到了一个在位于弗罗姆的小镇实习的机会，之后，他成为了这儿的卫生医务人员和寻求更好的水源供给的一家由村舍改建的小医院的斗士。1892年，他在采集一口当地农场水井中的污水样本时不幸逝世，享年78岁。他的儿子亨利继承了他对公众医疗的热忱，成为了古尔镇的卫生医务人员以及当地政府委员会的高级医务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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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像帕森斯那样性格坚强又精力充沛的人将把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法规付诸实施。当地人们的自豪感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利兹免费图书馆的赞助者们指出，在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存在的类似机构是对其城市的羞辱；因为这些图书馆可能会被贴上象征反动和吝啬的标签。污水和臭水沟是对每位有教养的人的侮辱，此话一点不假，因为它们其实能被很轻易地根除。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观光客们总是对欧洲大陆的酒店和旅馆中的管道安装大惊小怪。[23]然而，可冲洗厕所已经成为一个衡量文明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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