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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07 致力于全面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非常适宜的举动。这也是为什么1861年一位托利党律师兼自由煤炭商加入了利兹的改革势力，意图说服议会资助一家免费的公共图书馆的原因。[2]一座以制造业为主蓬勃发展的城市，既不能容忍无知的存在，也无法拒绝工人们获取知识的要求，因为知识显然是帮助生理和心理发展得到飞跃的跳板。这个问题在英国一座新近落成的顶级宏伟的市政厅中被反复讨论。步入大厅时，利兹的议员们抬头可以望见入口顶端放置的寓意着“进步”、“艺术”和“商业”的雕塑建筑。有如那些贵族和绅士们俯瞰乡野的豪华住宅一般，中产阶级负责建造的公共建筑也在昭示着这个阶级的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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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09 城市的庇护者们会请建筑师做出再现那些历史名城昔日辉煌的设计。1874年，在伯明翰市政办公楼举行奠基仪式之时，激进的市长约瑟夫·张伯伦将他的同胞们比作了欧洲大陆中世纪城市中“自由而独立的公民”，还将现代的城市建筑比作那个时代“宏伟的宫殿”。这座新的建筑物既是伯明翰骄傲的象征，也是该城人民“幸福和快乐”的象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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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11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代表进步与乐观主义的建筑物是向过去看齐的。即使他们采用了钢铁和平板玻璃之类的材料，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师们在风格上依然疯狂地照抄着过去。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那些过往的建筑和雕塑与现代的生活基调能产生共鸣。尤斯顿火车站的乘客们会看到一尊柱高40英尺的多立安式的拱形建筑。里面有马赛克铺成的人行道，还有装饰着浅浮雕的罗马爱奥尼亚式石柱，分别代表了伦敦和西北铁路所服务的城市。展现了古典时代必胜信念的建筑和装饰已经被重新诠释，用以颂扬当前的成就。此外，不怎么被人提及的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即便用尽他们的天赋才华，也永远无法利用蒸汽和修建铁路（于1836年建成的尤斯顿拱门就未能在日益衰退的铁路建设中幸存下来。它最终被那些庸俗者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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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13 从尤斯顿火车站出发，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它是由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设计并于1868—1874年间建造的。这座被某位崇拜者誉为“集宫殿式的美观、舒适和便利于一体”、混合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再一次让旅客们叹为观止。对于乘客来说，火车站建得再怎么奢侈或华丽都不为过，如此一来也反映了铁路公司的可靠和财务健全。这些品质还表现在那些把办公室装修得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君主们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宫殿一般的商务建筑上。有些公司则采用了能传递如大教堂般坚固和宏伟的伪哥特式风格。当你进入一家老式城市银行时，你会发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融合了坚固和威严、有着内敛的富裕感的银行大厅；而苏格兰银行爱丁堡圣安德鲁斯广场分行就是一个绝妙的典范。和其他同类建筑一样，这座建筑有着对于把财富寄托于公众信任之上的企业而言非常重要的永恒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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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15 这些大教堂和豪华商务大厦中，装饰着那些揭示了委托建造它们的中产阶级商人的希望和理想。象征和平、繁荣、勤奋和科技的人物形象装点着19世纪50年代初竣工的帕丁顿火车终点站。在19世纪下半叶，帝国时代的形象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物上。扛着一捆麦秸的农夫、淘金矿工、护林人、耕农和牧羊倌都是象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海角殖民地的人物形象。英国不仅仅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更是全球性贸易大国，而它的自治领土和殖民地则是客户、原材料和民族自豪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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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17 那些带领这个国家走上致富之路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们的形象也被镌刻在一些重要的商业大楼中。他们的特写出现在布雷德福交易所内嵌于墙壁的石制勋章上（1864—1867），以便布料掮客们每日都能忆起那些为他们及其国家带来卓越成就和繁荣的巨头们的梦想和劳作。还有一些为英国贸易开启了世界之门的探险家们——罗利、德雷克、库克和安森。接着是任英国外交大臣兼首相的辉格党人帕默斯顿勋爵。他指挥的舰队为英国商人和那些政客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这些政客们通过对抗欧洲大陆独裁者和支持像加里波第那样崇尚自由主义的英雄来拉选票。民族精神在一群发明家，如斯蒂芬森、瓦特和阿克赖特等以及有自由贸易斗士和中产阶级保民官之称的理查德·科布登的身上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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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19 在回答布拉德福德要人们有关他们即将新建的交易所设计方案的咨询时，约翰·罗斯金（1819—1900）这样说道：“所有优秀的建筑都是民族生活和个性的表达。”这位国家级艺术大师所言甚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总体建筑反映了英吉利民族值得庆贺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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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21 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规模宏大、装饰豪华，有时显得浮夸但极为耐用。不管是否有其他可容质疑之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未来都充满了信心；他们的建筑都是以能够长久保存为目标而造的。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模仿过去的时候，心中还同时抱着这样的信念：通过重新修葺数以百计的中世纪大小教堂而超越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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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23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相信他们能够超越他们的祖先，因为他们更富创造力，拥有新式的建筑材料，而且掌握了工业生产的技术。一份1852年发表的铁路调查报告夸口说，尤斯顿的马赛克路面是由被称为“新奇的含金属熔岩”的现代合成砾岩铺成的。[4]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大部分建筑以及许多其他的仿哥特式建筑，都是由大规模生产的砖块砌成并铺设同样为大规模生产的明顿瓷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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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25 这种认为现代技术比古代更有优势的想法在中产阶级中十分强烈。而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政治改革更进一步鼓励了他们，使他们幻想自己正在步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建筑可能借鉴于古代文明，但其精神是现代的、普遍的并以蒸汽机器为象征。拉格比寄宿学校的校长托马斯·阿诺德在第一次看到火车时，就推断说“封建主义已经不复存在”。对此，托马斯·卡莱尔深表赞同。他提出，蒸汽动力“正在颠覆整个旧的社会制度，并为英国的工业化和组建最明智的政府”开辟了道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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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27 这些有才智的顾问们的意见在中产阶级的普通成员中引起了共鸣。让我们聆听下贝德福德和伦敦以及西北铁道部主席托马斯·约翰·格林1846年参加当地一段铁路支线的开通仪式时所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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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29 作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的成员，我们懂得廉价而快速的互换为这个国家的农产品、矿产以及制造品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我们欣欣向荣和幸福的生活也由此而来。而作为这个开明社会的成员，我们必须去体会伦理道义是如何进步、科学是如何被推进以及社会是如何被所有成员间便捷的沟通所改善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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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31 格林先生是贝德福德一位兼职土地投资的燃料商。他道出了从事商业贸易的中产阶级中绝大部分人真实而自信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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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33 其他的中产阶级人士则撤离了这个被机器充斥、追求财富积累的世界，而选择遁入一个主要由自己臆想出来的拥有中世纪气息的幻境。迪斯雷利喜欢在他的小说中让年轻的贵族们幻想着复兴中世纪时期的社会风貌，并重拾贵族对于弱者和穷人的传统责任。和作者一样，迪斯雷利小说中的主人公科宁斯比相信“人类拥有崇拜和服从的天性”。约翰·基布尔和他笔下的牛津宗教运动者们的原则一致，敦促英国国教重新发掘它在中世纪时期对天主教的传承。因为，被遗忘的礼仪和仪式将为教会和人民带来新生。1848年，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相信他们已经揭露了在艺术中一度遗失的纯粹与理想主义，并开始致力于将其重现。丁尼生把亚瑟王的传说选为《国王叙事诗》的题材来源，寄希望这部作品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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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35 我们非常清楚迪斯雷利、基布尔、丁尼生和拉斐尔前派们的模样，因为他们还不至于守旧到拒绝照相。拍照技术出现在1839年，它和数十年前铁路的出现一样，立即俘获了中产阶级人士的想象。1844年，一位名叫托马斯·罗杰斯的年轻内衣批发商，花了足足28先令6便士（相当于一位劳动工人周薪的两倍多）为他的情人用达盖尔银版法拍了一张相片。4年后，他花了同样的价钱为他母亲也拍了一张。[7]因为谁都无法抗拒拥有一张真实的、有技术含量的、与所爱之人形象相似的影像。如果说有什么能够象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家庭强烈依恋的情感的事物，那就是数量激增的父母与子女、叔婶等亲人们的家庭合影。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一些郡市也开启了不少摄影工作室以满足正胃口大开的市场。这个最开始只属于中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很快也向工人阶级敞开了大门。1855年，战地摄影先驱罗杰·芬顿被在克里米亚服役的海军将士们百般纠缠，因为所有人都要求拍摄照片寄回家。这一时期拍照只需要花费5先令，除了最贫穷的人，大家都负担得起。这种从最初的发明到最终的大众消费模式，同样发生在自行车行业上。在19世纪70年代，自行车成为了中产阶级的新时尚，当时一辆“普通车”（就是那种大小轮的自行车）的售价为12英镑10先令，并且还是非常理想的地位象征。在之后的10年中，为我们所更加熟悉的安装充气轮胎的“安全式”两轮自行车被进一步改良，其价格也一降再降。到了1905年，最便宜的自行车只需5个几尼，店员、小学教师和手法熟练的技工技师都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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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37 这些男男女女加入了在全国各地兴起的数以百计的骑自行车俱乐部。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俱乐部成员的人数已超两万人。蹬着自行车沿着乡间小道行驶的队伍和50年前行进在铁轨上的蒸汽机车一样意义非凡。许多车手们随身携带当时只需花费12先令6便士就能买到手的相机。价格低廉的自行车和相机验证了一个存在已久的自由主义的资本理论，它宣称工业化的效益会慢慢向下扩散到各个阶级。事实确实如此，但这种扩散速度过于缓慢和不均，使得工人阶级人士多有挫败感和不耐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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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39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制造商为大规模的市场开发物美价廉的产品的过程，未能在19世纪90年代机动车亮相后重演。有一种集体性的商业短视现象，表现为早期汽车制造商把焦点放在了奢侈品市场上。1901年，沃尔斯利公司宣传其最新型的汽车“是适合绅士使用的”（这很可能会惹恼一些令人讨厌者），而它的对手——“电动客车”则自诩为“独一无二地彰显时尚感的机动车”，这也是亚历山德拉皇后和一帮贵族男女购买它们的原因。[8]中产阶级的上层人士也没能抵住诱惑：在20世纪初期的诺福克，医生、牧师、银行家和乡绅们都开始纷纷购买汽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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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41 1912年，《泰晤士报》批评汽车制造商们缺乏远见和冒险精神。它质问为什么没有“充满胆识”的制造商去生产售价介于一百英镑到两百英镑之间的机动车？在美国，有60万辆廉价的机车行驶在马路上，这些车辆很多都是“高级工人和小型商店老板所有”。[10]在英国存在这样的市场，但还没有“平民们”在驾车兜风。名叫亨利·福特的美国制造商，已经带着他市场定位瞄准中产阶级的著名的T型车（俗称：“天丽齐”）开始迅猛出击。1911年，他在戴根纳姆的工厂开始大批量生产售价低至125英镑的汽车。在1913年售出的价格低于200英镑的1.2万辆汽车中，有近2/3是福特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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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43 处在萌芽期的英国汽车业错失了非常重要的机会。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在英国出现的经济萎靡的进一步症状，从那以后，英国的经济似乎再也无力复苏。此时，国际贸易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朝着不利于英国的方向推进：英国在这个无可否认的不断扩张的全球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开始萎缩；出口停滞，而进口增长；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美国和德国的工业能力赶超了英国。到此，这个1815年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到了1914年已退居世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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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45 我们很难领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国内的消费水平在日益攀升。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许多英国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们已经陷入了封闭式的精神僵化，行动更为谨慎。英国的实业家们封步于自己原有的、帮助他们致富的知识与技术，使得美国和德国公司能够在新技术、材料和能源开发上自由畅行。1877年，两家敌对的美国公司——贝尔和爱迪生就在竞争在英国安装电话网络的项目权。在19世纪90年代，当英国的自治区市决定为其电车轨道配电时，他们别无选择而只能向美国公司寻求机器和专业技术支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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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47 第二次工业革命需要的是技术娴熟和全面发展的劳动力资源。而两者英国都不具备，与其新的竞争对手不同的是，它忽视了对科学和技术的教育。1870年，小学教育开始在全英普及，但课程设置仅限于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力。市级文法学校和公立学校明显地表现出对科学的无视，而把教学重点放在古典学上。此外，在技术工人中日益壮大的具有攻击性的工会主义正在制造出一个在生产线环节抵制机动性的难以驾驭的劳动力，而这样的问题很少会困扰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且易于管制的移民的美国雇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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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49 金融服务行业和货物运输业的超常利润和境外投资回报为英国有效缓解了由其经济弱势带来的后果。1913年，英国在海外市场的投资总额达37.8亿英镑。英国工程师们或许没有发明电话的才能，但投资者们却能够在智利和埃及等地区赞助建立新的电话公司。这些资本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积攒下来的储蓄和盈余。此前，这些资本大多都流入了国内企业。来自利兹的贸易世家——乔伊特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19世纪40年代，他们持有当地的天然气公司、利兹和约克郡保险有限公司、利兹新型卫浴公司和当地铁路公司的部分股权。一代人之后，这个家族的后裔们在经伦敦经纪人指点后，将资金转投给了美国的铁路股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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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51 和其他的中产阶级人士一样，投资者和投资顾问都在服从市场的主导权。他们将资本调动到能够让它获得最大回报的任何地方。自由贸易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商品，而其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的有效应用也被中产阶级追捧为英国统治全球市场的关键。考虑到英国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在1880年之前还没有碰到很强劲的竞争对手，这样的追捧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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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53 当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思考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时，他们会将自由市场经济学与工作的信念紧密结合起来考虑。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理念：竞争激烈的市场提供了机会，而辛勤工作是发掘这些机会的唯一方法。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在《旧衣新裁》（1834）中呐喊着：“生产！生产！”在他如锤子般掷地有声的散文中，卡莱尔反复重述这个要旨，并用他从来自艾克雷夫的石匠父亲那儿学来的古老清教徒工作理念的相关祷文将其神圣化。“找到工作的人是有福的，让他不要再祈求其他的恩典。”[13]这正是中产阶级想听到的，同时也解释了他们将卡莱尔奉为圣人和先知的原因。工作给予了中产阶级成员所珍视的财富、地位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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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41955 在福特·马多克斯·布朗于1852—1865年间绘制成的《工作》一画中，卡莱尔与支持社会主义的基督徒丹尼森·莫里斯牧师一同出现。这是一个夏日的午后，这对脑力工作者正在凝视着汉普斯特德的一条大街。在他们跟前的是一些体力劳动者：一群工人正在挖掘一条排水管或煤气管道。他们显得兴致高昂，因为自己的辛勤劳动会造福他们的同胞。1866年，福音派的杰出人士沙夫茨伯里勋爵宣称体力劳动是与“道德尊严”相融的。在赞美新近开设的让年轻的工人们学习知识的工业夜校时，他评述说，那些可能看起来有些微不足道的关于炊事用具的教学，其实对于知识的掌握有着非凡的指导意义。沙夫茨伯里总结说，工作将穷人从堕落和放荡中拯救了出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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